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卢：实际上，不再把自然物当做一堆客体，而把它们当做主体的思维方式，不仅为一些哲学家所提倡，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也开始有此明确的意识。比如说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普利高津，他是提出耗散结构理论的科学家。他在他的一本书里就明确地主张，科学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对话的关系，科学不只是探测、征服和认知自然。当科学家与他的认知对象进行对话的时候，他显然就不再把自然物当做纯粹的客体了。这种思想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杜：我个人有与科学家交往的经历，我是很欣赏那种对话关系的。我甚至说，我们正面向一个对话文明的出现，其中科学和宗教的对话会引发人类的新思路。(www.daowen.com)

什么叫做对话关系呢？这一点Finkelstein讲得特别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如果作为一个实验者要建构一套了解客观事物甚至高能物理的思维，这个思维本身，即你和研究对象的中介，绝对会影响你的研究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问题不那么简单。科学家的自我认知是什么？作为一个实验者，我要了解自然的结构并把它展现出来，我便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创造者了。假如我作为一个创造者对自然没有亲和性，只具有宰制性，那么我这个创造本身是不是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结果？Thomas Berry讲过一段话，这段话要是从科学理性来研究可能站不住脚，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人类，特别是以高能物理的方式来面对外在事物的时候，就是以一种撞击的方式面对自然——把它越打越碎，力量越来越大。自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被打击的对象，但是你别忘了自然有它报复的一面。这个报复的能力可能就是放射性元素的出现，最后与人类同归于尽。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大科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论调。但是像Finkelstein所说的，假如我们不相信人的心灵结构和最深层的自然结构能够沟通，我们怎么能做experimentalist（实验家）呢？假如外在的客观事物是我们可通过一套没有感情的机制去理解的，而理解是宰制的基础，那么我们和外界事物之间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打破？所以，作为一个实验者，一方面你不能不增强你的自我反思能力，了解你做的实验的结构。这中间有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没法接触到，是Thomas Kuhn（托马斯·库恩）提的那个问题。Thomas Kuhn以前在伯克利，后来到了MIT，我们也曾安排过一个研讨会，让中国来的学者和他交流，像金吾伦和范岱年，另外，史华慈等人也参加了。他们讨论到了这种类型的问题。库恩不仅从社会分析，而且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关系来研究科学的发展。哥本哈根学派为什么能在量子论上发展？它有一个学派，波尔学派在很多地方和爱因斯坦的思路有很大不同。爱因斯坦不接受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论的几率诠释，说上帝不会掷骰子。

Anton Zeilinger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用他带来的很简单的一些高科技工具，来说明自然界为什么会出现完全自相矛盾的现象，而且是random（随机的），存在测不准的困境。但是它有它的pattern，它有它一定的模式。不是说有规律可循，它没有办法有规律，但是你可以从统计学角度了解到它的对称性。如何去理解这种现象？你用粒子性和波动性来理解光，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路，而且互相矛盾。虽然互相矛盾，但又同时存在。所以你得接受光的两种属性的同时存在，而且在理论上它们是互相排斥的。讨论这些问题时，让我感到这些科学家一方面变成了哲学家，同时也变成了在精神世界里自我提升、自我反思的主体。这样一来，会谈就变成对话，而对话的问题触及很多科学界的自我反思。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说，科学作为理性之光可驱除黑暗的观念过时了。另外，科学家变得非常谦虚，甚至缺乏信心：对自然我们到底能了解多少？这就是一种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谦虚。不会出现所谓“理性的傲慢”，“理性的傲慢”这个观念几乎全部被打消了。我想还不仅是理性的傲慢，思想界对理性本身的复杂性有了新的理解，如哈贝马斯关于“沟通理性”的提法就是对理性的新的理解。还有各种合理性的问题。合理性的问题和严格意义上的rationality有所不同。另外，我们现在还要考虑情商，情商也是理性。还有各种其他的方式，可帮助我们理解理性的多元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