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心术”与礼法

杜：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就是由近及远地看问题，一个是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的问题。另外儒家还非常注重“心术”，就是在心态培养方面还有一些方法问题。儒家为什么特别注重心术呢？儒家并不摒弃工具理性，算计之心未尝不好，它认为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你做事情要求效率，要求程序；但是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宰制人的、阻止人向前发展的外来压力。如果从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来看，那么安排人生活的时候，就应像罗尔斯说的要向弱势群体倾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它确实需要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制度，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以前把礼和法当成两个不同的范畴，把法就当做刑，这就把法看得太狭隘了。其实很多学者指出，儒家的礼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习惯法。西方尤其是英美法中所说的习惯法与儒家的礼有很多重叠之处。在这方面，建立一个法律制度是最低的要求，大家都必须接受最低的要求。这个最低要求的建立也不是凭空的，支持它的是一些心灵的积习。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从自觉的层面讨论，能不能从正面去开发某些价值。自由主义只考虑最低的要求，只考虑程序，把其他一些正面的价值都当成是个人的选择。我想，用这种方式很难维护社会安定和和平文化。所以一定要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逐渐提出最高体现的问题，即追求超越最低要求的价值。除了要满足最近的一些条件，还要向远处看，要有一些长期的目标。这样说来，儒家有制度建构的智慧，除了法律制度以外，还考虑了很多人的因素。现在，很多人讲“默会的维度”，没有这个默会的维度，就不可能有人际协作。所以，儒家讲“民无信不立”，为什么足食、足兵还不够，还要有信？因为，“民无信不立”！正是这个“信”使得一个社会成为社会。如果没有信，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了。(www.daowen.com)

卢：如果我们认为现代文明包含着深重的危机，而且很难通过现代性的自我调整和修正而走出这种危机，那么我们可能必须走向一种新的文明，不知道您对未来的文明有什么看法？如果说我们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包括生态危机，还包括国家间贫富的差距、核战争的危险，以及高科技的军事运用。要走出这些危机的话，我们对未来文明大体上可以有个什么样的设想？今天下午有一个学生也问到这个问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