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的外推

杜：儒家讲学做人，认为一个人永远处在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为己之学”就是要完成自我，但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个人自我的完成牵涉如何与社会、国家、地球、宇宙联系的课题，所以他是入世的。仁爱是一种差等之爱，它是一个逐渐由内向外推展的过程。最近我和一批学者讨论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就是同心圆逐渐向外扩展，向外越来越弱，向内越来越强。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些回应。我认为，儒家的修身哲学讲人生意义，人要在不同的领域来展现自己，而且有强弱的不同，远近亲疏本末分得很清。但是，如果说它的发展越向外推就越减弱，这对儒家而言就是一个困境。儒家要超越这个困境。这就是说，越向外推，它的力度应该越大。因为它通过协力的方式，自我人格的完成，再通过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完成的过程，这是层层配套的，而不应是越来越淡。在实然的情况下，在人类社会中，对亲人的关心一定甚于对路人的关心。但是，向外推的意思就是要使对路人的感情与对亲人的感情接近，所以它一定要强化感情的外推。这只是在家族内部、国家内部、人类内部，你如果再讲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话，就还要向外推到宇宙，所谓“大化流行”。从这个角度看，人是自然和宇宙的观察者。因为他观察，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观察的对象，而且都可以拓展人的视野，增强人的知识。另外，人是宇宙乃至天地大化的欣赏者，所以他要有一种care ethics（关怀伦理），一种有爱心的，有恻隐之情的关怀伦理。另外他要“参天地之化育”，做一个参与者。因为是参与者，所以也是共同创造者。所以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个人人格的完成中展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所以一方面有主体性，中心点；另一方面要有社会性，有和各种根源的关系。

卢：但是，就个体来讲，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他的生命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在您比喻的这个同心圆逐渐外推的过程中，我们对路人，甚至对其他生命体的责任，您觉得能越来越加强？这会不会只是儒家的理想，事实上我们很难做到？对一个平凡人，如今天的一个小职员来讲，他所能关心的可能就是他的家庭，而对家庭之外的人的关心必然要减弱，因为他只有那么大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国君来讲，或者一个总统来讲，他的责任当然更大一些，他当然可以说爱天下百姓如爱子女一样。所以，人的有限性会不会构成外推的极限？

杜：当然。你讲的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一个是考虑它的可行性，一个是考虑它的理想性。出于可行性的考虑，越有钱有势有能力的人越应该向外推，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所以，儒家的理想是：越有钱有势有能力的人，其道德修养应该越高。圣人向外推得最远，这有点像水随水位的高低而流的远近，水位高流得远，水位低流得近。一般的老百姓若能够自安生理，照顾家人，就可以安居乐业。我们不能把最高的理想原则压到老百姓身上，那你就犯了以雷锋精神要求所有年轻人的错误。当然雷锋精神舍己为人，为他者牺牲奉献，不顾代价，充分体现恕道，和犹太哲人列维纳斯（Levinas）从他人的利益入手的思路有相近之处。但是雷锋精神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理想，用王夫之的话讲，就叫“以理限事”，这是不可行的。(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向外推的可能性只要不减少，就应该一直努力。从具体的情况来说，最好不出现最糟的情况，就是损人损己，暴力；也可能做了损人不利己的事，愚昧；再有就是损人利己，这是带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这些都是需要去除的，但这中间有不同的情况。损人损己、损人不利己、损人利己，破坏社会和谐的程度不同，但都不好。利己而不损人，表现为自私自利、个人中心，但这在儒家看来还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人不会变成社会的累赘，比损人损己、损人不利己要好得多。但儒家希望每个人都逐渐走上利己利人的道路。从利己到利人的过程中有分疏，有些人只能利一人，有些人能利家里的亲人，不管在哪个层次下，社会有这个信念和共识，就可以向好的方向走。你刚才讲的我都接受，每个人受其本身的限制，要向外推很难。我们希望有权有势的人推得远一些，没想到实际上有权有势的人更自私自利，更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在这一方面，很多人批评儒家，我也接受。

但有一点我不接受，即指责儒家的泛道德主义是玄想空谈。从事儒学研究或者自认为是儒家的人实际上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古代圣人没有一个是不会做事的人，他们都不是玄想的哲学家，也不是僧侣，不是只能在庙宇或教堂静坐或祈祷的人，儒家的现实性非常强。但是儒家的政治实践对权力是不是有很深刻的把握，这个值得我们谈一谈。比如自由主义说，权力是倾向于腐化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儒家对权力，特别是有权有势的人，对他们在社会上可能造成的危害，有没有建立一套政治制度来阻止它，限制它？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关于宪法的秩序等，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刻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