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多面向和恶质化

杜：这里面牵涉民主的问题，以及后来你提到的资本的问题。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了解民主。如果大致划分的话有两种，两种相当不同但都很重要的思路。一个就是从量化的角度来了解民主，像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之前，他的学术重点都在美国；当他研究二战以后，就关注有多少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有多少国家以前是民主国家现在又退回到权威主义，有多少表面上是民主的其实是权威主义的。他这种量化研究是根据哈佛一个教授熊彼得的方式把民主与选举挂钩，与多党政治挂钩。假如没有选举，特别是从民间到最高层的选择，没有多党制（至少是两党）和政党的轮替，就不算民主。这是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事实上是主流。另外一个思路是阿马蒂亚·森讲的所谓公众领域的扩展，不必通过选举和多党，但公众领域的扩展就代表政策的形成是符合大多数人的福祉的。此外，民主严格地说不是多数主义，它也要保护少数弱势群体的权益。罗尔斯讲的正义就非常强调这一方面，他认为政策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这叫做公平，fairness。所以这又是不同的思路。二者能否彼此配合？这两个思路，一个是公众领域的扩展，另一个是选举文化和多党制，我想是可以配合的。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建构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的关于法律制度、程序政治以及选举文化和多党轮流坐庄，我想可以配合。

可是很明显，不能把民主只作为一种制度建构。民主作为一种生命形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还包含守法的习惯，心灵的积习，像托克维尔用的“the habits of the heart”，这些都很重要。假如有一批人根本上抱持权威的心态，他们没有开会的经验，没有妥协的经验，从不放弃其自身利益以符合更多人的利益，总想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民主就很难实行。另外如果不把民主当做内在价值，只把它当做手段，也不能发展民主。

但是，这些都是理想。实际上，民主在发展过程中碰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其中我们知道的就有民主的所谓“恶质化”的问题。恶质就可能走向非民主，甚至走向群众的暴力。台湾就经历过民主试验。从1988年夏季解禁以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不管你用任何标准来评判，但是在台湾生活的人对台湾的政局都不是很满意。当然这牵涉到国家认同，不一定是民主的问题；但是民主的直接运作，如立法委员和一般官吏中受到人民的信赖和尊重的人数越来越少。人们甚至认为立法院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丑剧，是一种完全不讲理的斗争，是以政党本身的利益乃至少部分人的利益为导向，有与黑道、金钱联手的危险。对美国社会比较了解的人会认为美国的选举文化与资本主义是真正挂钩了，美国的参议员没有百万家资绝不能参加竞选。百万可能都太少了，现在要求有非常雄厚的资金。这个跟资本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到底这些人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新英格兰有极大影响的参议员奥尼尔（O’Neill）曾说过，“all politics is local”（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是由于地方的压力和势力形成的，这个结构依靠着抗衡，而抗衡的过程来自游说集团（lobby）。像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影响就非常大，所以美国政治受以色列犹太人的影响很大。以色列虽然只是个弹丸之地，但以色列每年都从美国得到高额的资助，其政策有时直接影响美国政治。

卢：我插一句，这是不是和美国很多富商是犹太人有关？

杜：这是事实，但还不只是这个原因。另外，犹太人的组织非常严密，他们愿意出资来做这些事情。我提一下，我最近看完了一本介绍整个犹太民族发展历程之主要阶段和主要人物的书。在20世纪初期，犹太人在美国还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压力集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长老，有人就问他，照你看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说犹太人在美国站住脚跟了？他说，假如下一代犹太人中可以出一百个第一流的科学家，一百个第一流的企业家，一百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一百个所谓的rabbi（拉比，即对犹太文化有深刻理解的长老），这就叫做成功了。这是精英主义。犹太人对教育的投资是非常大的。二战以后，犹太人在美国的发展比在任何地方的发展都要快，扎的根都要深。(www.daowen.com)

比如纽约在早期就有一大批犹太人，他们用的语言就是意第绪语（Yiddish）。因为犹太复国运动兴起，希伯莱文重新复活，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中非常值得重视的例子。原来的希伯莱文已经变成祭祀语言，不是生活语言了，它居然能够复活，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都起死回生，结果意第绪语却退潮了，你很难找到以意第绪语发表的论文了。以前意第绪语的文学作品有些可以达到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现在也不行了。经过几代人齐心协力的努力，首先犹太人在企业界有非常大的发展，富商巨贾风起云涌；另外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界和以基辛格为代表的政治界，在学术界也有一大批犹太人。学术界我比较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波士顿地区有个Brandis University，这是以一个犹太大法官的名字命名的精英大学，犹太人希望它成为犹太人的哈佛。为什么要成为犹太人的哈佛呢？因为哈佛有歧视犹太人的倾向，很多犹太裔的高才进不来。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研究这方面出了不少犹太学者，比如史华慈、列文森。这些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受到歧视，史华慈想在剑桥买房子，别人不卖给他，还是靠校方转手再卖给他的。写《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列文森是哈佛的junior fellow（青年研究员），大家认为他很有潜质，给他三年的时间做研究并拿博士学位。后来他应邀到伯克利去教书，是伯克利历史系第一位出任教授的犹太后裔。那是20世纪50年代。我到伯克利教书是1971年，还不到二十年，历史系里二分之一的教授都已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的发展是很神速的。有个犹太朋友私下告诉我，中国人要在美国进一步发展，像犹太人那样，至少需要50年，也就是说有50年的差距，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犹太人适应美国大环境的水平。世界上只有1 300万到1 600万犹太人，但他们出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所以犹太人在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可观。

回到你刚才提的民主的恶质化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民主和资本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是一个投资的过程，资本必须增殖，资本家必须赚钱。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相当多，除了资本，还有像熊彼得那时讲的“企业精神”，另外还有劳力的问题，劳工受到什么样的训练，等等。此外，可能比资本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科学技术。你看科学技术在Silicon Valley（硅谷）创造了多少财富？比尔·盖茨不是靠投资本身，而是靠新的科学技术把微软发展起来了。现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投资、金融、货币、贸易全部都国际化了，目前唯一还没有国际化但会逐渐国际化的是劳力。现在的移民，加上外籍劳力，慢慢地劳动力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涉及南北的问题，北方包括北欧、西欧、美国。美国目前有上千万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现在正在考虑非法移民的合法化问题。到底非法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这是劳力北移的现象。美国的福利制度受到非法移民的冲击，但非法移民也为美国社会创造了财富。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腐败的制度？我很早以前，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就涉及以学术为市场的课题。美国的学术界受市场化的影响极大。

卢：我想中国今天也是这样。

杜：慢慢地在过渡。但这中间是不是有恶质化的问题？竞争力的增加绝对是一种动力成分，但是要符合法律，符合程序。市场严格地说有它的尊严，另外市场还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哈耶克对市场的内在逻辑有深刻的洞察力。哈耶克有一本书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我想应可翻译为《自由宪章》。《自由宪章》有这样一个预设，政府不应干预市场，最好完全不干预，让市场达到充分的自由；市场的供需情况是所有人的理性都无法掌握的，即使用最新的电脑也无法把它复杂的机制弄清楚。可是市场的自由运作有自我调节的内在逻辑，它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不是“傲慢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也就是说市场有自身的大经大法，让这个大经大法发挥作用，大家都会受益。这是哈耶克的基本信念。实际上有一点我们可以接受，就是市场创造的财富可以使人们脱贫。在理论上这一点不可否认。哈佛有个教授，最近到哥伦比亚了，叫Jeffrey Sacks（萨克斯），他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主持者，这个计划希望在十年之内将世界的贫穷减半，这都是从资本的发展这个线索里导引出来的。所以，从某一方面看资本主义确实有这些正面的价值。所以，福山讲“历史的终结”的理念，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资本主义胜利了。但另一些人也讲得很有意思，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会崩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资本主义没有节制，完全靠消费主义来发展的时候，它的运作就等于刹不住的车了，它失事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大家现在都很注意宏观调控。

另外，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高峰发展会议以后，又进行了四年的哥本哈根研讨会，专门讨论市场经济在社会各方面导致的结果，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非正常的，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以前加拿大一位最受重视也最有影响力的总理叫储斗，他在法文世界里特别受尊重。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会议上做最后的发言，这个发言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对经济势力绕过国家的发展，也就是跨国公司的发展，非常忧虑。所以，他说要把国家的作用重新提出来，宏观调控非有不可。现在我们也看出来，没有宏观调控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美国是以联邦储蓄金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中国更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所以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