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物质主义

卢：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往下谈。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物质主义是民主的必然结果。在我看来，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都是物质主义在现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我觉得自启蒙以来，当人的基本权利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之后，人信仰什么，以何种方式去追求意义，就完全成为个人选择的事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个人实行强制。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很多人倾向于“躲避崇高”。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火的一个小说家王朔，他的小说的一个主题就是“躲避崇高”，而且他的这种表达受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的热烈赞赏。王蒙对他的写作倾向给予了好评，因为这是在消解那种虚假的崇高。我们现在真诚了，我们就是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只关心小的私人圈子内的人们，我们不再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崇高”和“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民主政治确实是迄今为止很难被替代的一种较好的制度安排。就像丘吉尔所说的，民主是一种坏的政治形式，但其他形式更坏。所以一个让我困惑不解的问题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真是民主带来的必然结果吗？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民主制度，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就必然流行吗？

杜：我觉得这条思路在西方特别是自由主义那里是占上风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把人类追求理想、追求价值的问题，如宗教的终极关怀问题，当做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所以自由主义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上，突出人权的重要性，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以及程序政治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在肯定了这些以后，你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发展你的终极关怀。假如没有这些基础，而用终极关怀和很高的理想作为你的指标，很可能变成暴力，成为一种权威主义。

卢：对，这个罗尔斯讲过。

杜：事实上，大家觉得最突出、最可怕的就是纳粹。你说纳粹没有很高的理想似乎不对，它甚至追求一种纯净种族的理想，比如说日耳曼民族的清一色，没有任何污染。所以，纳粹有它的“理想”。然而，纳粹的所谓“理想”在20世纪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知道20世纪是人类最残酷的世纪，死亡的人数最多。从这些方面来看，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反思相当深刻。

哈耶克甚至把计划经济叫做通向奴隶之路，所以他们的批评虽然极端却很值得正视。哈耶克有一个特殊的观念，叫“理性主义的傲慢”，也即，假如有一批人认为可以通过他们的设计建构一套体系，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祉，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理性主义的傲慢。他当时和支持计划经济的学者有一场非常有名的辩论，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大。事实证明，哈耶克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被质疑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被广为接受。

另外埃塞亚·伯林（国内常常翻译成以赛亚·伯林，这不合乎欧美发音）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也突出了这个问题。消极自由是他所肯定的，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则是“我要……的自由”，这是在消极自由得到保障之后的个人选择。这严格地说来牵涉隐私权的问题，因为法律制度的建构与隐私权有密切的关系。据洛克看，隐私权与私有财产之间还有关系。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密尔在《论自由》中讲得十分明白。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叫姚淑华，他想把隐私权的观念带到中国，结果碰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中国，“私”这个观念长期被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比如，在家庭的层次，母亲要看女儿的日记，女儿说这是个人的东西，不让看，母亲就说，你有什么东西要向妈妈隐瞒的？所以，就有很大的问题。从家庭到学校，老师因为爱你，要照顾你，就干预你很多私事，还认为这是为你好。还有，社会、国家、政府可能也要管你的私事，这可能造成很大的祸害。这是自由主义所害怕的，我觉得非常重要。(www.daowen.com)

另外，你提到的那个问题，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对物质的追求，甚至对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认同；大家不仅认为改革开放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认为个人私欲是最大的发展动力。这和早期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有关系，他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会带来国家的福利。这和戴震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把“欲”当做一个正面的价值，这在17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发展，而不是要“存天理去人欲”。这是大家关于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共识。

关于中国发展的情况，你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对“高贵”的拒斥，因为“高贵”、“真诚”这些观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变成了狭隘的道德主义乃至温情主义。我觉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雷锋。雷锋这个形象固然可以赞美，可以推崇，但是把他当做一个教育的理想，甚至典范，对年轻人的压迫会非常大，这可能异化为残酷的举措。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兴趣，纯粹是为了人民，而这个“为了人民”可能造成极大的悲剧。儒家传统为什么要说“为己”？“己”就指个人的人格。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学校教育也提出要为个人人格的发展创造条件，self－realization（自我实现）很重要。另外，马斯洛讲人格发展，认为最高的价值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所以，有很多理据可以强有力地支持这个观点。但是，王蒙所提出的“躲避崇高”，就是直接否定崇高了。

卢：就是告诫人们：别做什么崇高的人！针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虚伪的“崇高”。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有一段名言，就是要求人们做高尚的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纪念白求恩》是当时的“老三篇”之一，是每个人都要背诵的。

杜：这个很明显。毛泽东本人本土气息浓郁，认同农民，体现一种反贵族反精英的风格，但他当然不是“凡人”，提倡斗争哲学就是例证。他所讲的要做革命先进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只关心他人而毫无自我利益的人，这种社会形象是不现实的。西方中世纪的僧侣阶级提倡禁欲主义。有很多人批评宋明理学，说宋明理学主张禁欲主义，宣扬“存天理去人欲”。事实上，这是严重的误解，我们以后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另外，对富贵的态度，王蒙作为文化部长也赞成这样一条思路。我记得有一次几位作家在香港批评中国“龙”的形象，特别是香港的金龙所代表的富贵荣华。这也是香港为中国提供的参照，就是追求利益，追求财富，其实这种追求并没有问题。很多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家都要“躲避崇高”。有个作家叫多多，有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好人。”他就说：“你就别骂我了。”因为你说他是一个好人的话，就表示他容易被骗，是一个无能的人，所以“好人”本身被看成是一种负面的价值。那时有一种强烈的“向钱看”和追求个人财富的趋势。

就这方面看，是不是民主一定会导致消费主义、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事实上在托克维尔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托克维尔是法国的贵族，所以他忧心如焚，就希望法国不要走美国的路，虽然美国民主的动力，就是民间风起云涌的选举文化，一方面很庸俗，另一方面很有活力。甚至哈耶克对民主也很有保留，对民主多有批判。他与英国的阿克顿爵士属于同一谱系，他们一样讲自由，认为权力是容易腐化的，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化。另外，哈耶克也尊崇埃德蒙·伯克所代表的英国贵族思想，伯克对法国大革命做了非常有批判性的反思。现在，也许丘吉尔讲的是对的，即民主是糟糕的制度，但其他的制度更糟。这样说来，民主不仅会导致消费主义、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还会带来庸俗化、大众化这些看起来不可抗拒的潮流。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在美国的学者，如Steve Rockfeller，他是一个相当杰出的哲学家，专门研究杜威，对宗教问题也非常有兴趣，现在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他在洛克菲勒家族里思想学问这方面做得最好，他就一直问这个问题：到底推行民主和提升精神文明能不能结合？这也是我很关注的问题。这方面有很多典范，比如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当然也叫人做一个高尚的人，有先知先觉。所以，突出个人的成就和民主能不能配合？另外，就是哈耶克喜欢谈的，精神贵族与现代民主能不能配合？另外，社群主义中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与民主能不能配合？所有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了。

我自己的感觉也许有点过分乐观。我一直说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不管是君子或是贤人、圣人，在自由民主社会发展的空间要远远超出传统的专制主义和现代的权威主义。我们先假设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而且民主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那么怎么样使民主不堕落成纯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如我参加了几次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讨论，特别是1995年的“社会高峰会议”。我在考虑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这个我们上次在香山也讨论过，就是市场经济也许是在创造财富、发展人的动力方面不可或缺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是一个必须化解的因市场经济而造成的负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