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

杜：对，我赞成。儒家强调平等，社会主义更是突出平等的价值。另外在西方的北欧是资本雄厚的社会主义，法国、意大利、德国的社会主义色彩也很浓，政府的雇员很多。但美国是突出自由主义的，这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它认为“饼”做大了，即使分配不平等，也能让每个人都有收益，每个人得到的绝对数值会增加。但这个观念现在也受到很多质疑，因为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美国甚至还有一个最大的危险，中产阶级的贫穷化。除非你的年薪在三十万以上，你才会感到你是这个社会的受惠者，其他的拿到十几万的人们也逐渐被边缘化了。

另外它确实突出效率，这是资本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但加强效率很容易影响社会的凝聚力，影响社会和谐。和谐社会在很多地方要照顾弱势群体，照顾弱势群体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明显，它的重点在追求自由和效率，当然现在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和谐和平等问题。而中国以前太执著于社会的凝聚，但那种社会的凝聚不是有机凝聚，而是机械凝聚。涂尔干分得很清楚，有机的凝聚一定是多元多样的，机械的凝聚是单一化的。中国以前体现的凝聚是单一化的凝聚，平等是平均主义的平等。

卢：你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吧？

杜：对。它和中国传统也大不相同。而美国注重国民生产总值，注重人均收入的增长，但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讲的消费主义的问题。美国社会的储蓄率已经降到零以下，几乎每个家庭都欠债，提前消费的现象非常普遍。你刚才讲的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是，这还不是个人的态度和信仰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本身有强制性，比如法律有强制性。但是这个制度不仅有强制性，还有动力，有方向。它的动力、方向像大潮一样把你带进去。在美国如果你对法律不熟，如果不去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你就会被边缘化。你被边缘化了，别人不仅不同情，反而觉得你太笨或太懒。人们都是从这个角度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职场竞争就算是rat race，你也没有办法。由此可以看出韦伯的预见性，他说在现代性的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职业人，就是专家；另一种是经理人才。这两种人的影响最大。作为一个大潮，它有你所说的“裹胁”作用，它有一种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宗教退于次要的位置，被边缘化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宗教成为the matter of the heart，是心灵的课题，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在公共领域里不会也不应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颜回、梭罗这种人是很困难的。但目前这种情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它每年开一次。几十年前世界经济论坛是在瑞士，由一个有企业精神的教授Schwarcz创始并至今担任CEO。它的原意是想加强欧洲企业家的竞争力，竞争对手就是美国。然后它慢慢开放，美国的企业家也可以参加，当然现在是美国做主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有几个基本的信念，有些人把它批评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全球化”也是他们提出来的，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水涨船高，大家都会得利，也就是说有钱的越有钱，但穷的不会更穷。但是现在经过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验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当然有些国家脱贫了，像中国，但是代价很大。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大一批人不仅是赤贫，甚至连干净的水都无法获得。

卢：这些人可能主要在非洲？

杜：不一定在非洲，在南亚也是。前段时间，中国的无锡至少断水三天，因为蓝藻爆发，居民喝不到清洁的水。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季羡林讲过，21世纪人们可能会为了水而争夺。(www.daowen.com)

卢：世界银行有个高级官员也曾经做过这个预言，他认为21世纪的战争可能起源于水。

杜：现在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的水源是非常充沛的。像中东的伊朗水源问题非常严重。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卢：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也严重缺水。

杜：即使像美国的水源还算充足，但是大湖区和加州就有矛盾。像北加州要发展葡萄业，需要很多的水，要买大湖区的水，大湖区就反对。美国的整体资源尽管丰富，但因为地方政治的因素，将来很多地方可能缺水，所以现在情况很难预期。

回到达沃斯，许多人以为全球化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在20世纪后期，面向21世纪时，思考也有所转向。针对达沃斯有许多其他的政治组织，特别在拉美，有反达沃斯的组织，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问题。从平均啊，从弱势群体啊，从原住民或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达沃斯代表的乐观主义当然太肤浅了。另外，文明对话、文化多元性这些问题明显也是因此而提出的，因为为市场经济而建构的各种不同的制度，跨国公司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现在要摆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有几个很重要的思潮，第一个就是意义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也即精神世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生态环保，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社会解体的问题，从家庭一直到国际社群都有解体的趋势。

卢：对。这些与现代性的广泛影响关系特别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