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梦

换一个话题，我想谈谈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与美国的学术界对比最明显的是俄罗斯的学术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从沙皇的时候开始就认同启蒙，对专制的沙皇非常反感。所以俄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他们一定是反体制的，是政府之外的他者。中国受到俄国的影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跟政府有密切的接触，那你就出卖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但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都不同。如果一个大学教授有机会到华盛顿做官，他一定不会放弃。你想，多少哈佛的教授做过官？像基辛格，包括萨默斯也做过前财政部长，甚至有人做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中央情报局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行动的，就是直接设计那些阴谋诡计的；另一个部分是做分析的，在这部分的很多人都有博士学位，甚至有很多教授阶层的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系也很密切，像MIT和哈佛的教授都有与企业合作进行生物工程研究的。另外一些教授也自己出来组公司做医疗系统和医疗器材的生意。所以到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候，intellectual power（智能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前靠体力，逐渐靠细致的生产能力，现在是靠脑力。所以很多年前哈佛的大学生说，如果用体力来赚钱，那是最笨的；如果用能力，那么高一层；如果能用理念，甚至创意，那是最好的。这中间差别非常大。

结合你刚才说的个人自主性来说，如果你的个人自主性强，个人完成自我意愿的意志强，那么这些个人之所以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多半与知识界有关。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喜欢讲比尔·盖茨，他也经过了几个阶段，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一度想做思想家，做未来学者，就是面向未来预测社会的处境，所以他写书，并利用微软这个巨大的宣传机构来替他宣传。结果他的书被一些重要的书评，如《纽约书评》等，批评得体无完肤；甚至有些人刻薄地说他应该把哈佛的四年念完。也许他的广告宣传很厉害，也许他的科学技能不错，不过他对于未来没有什么智慧，对未来的了解也非常肤浅，而这个印象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有钱，做慈善事业，我们对他很尊重；但是对他的思想，对他的意义追求方面的认可则差得很远。所以从娱乐、影视、体育来看，你觉得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在中国社会最明显的是香港，你到了香港不管得到的薪水多高，但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和公众形象都相当边缘化。

余英时曾说过儒家知识分子是“游魂”，因为传统政治结构崩溃，儒家知识分子没有挂搭处，所以影响很小。粗一看来到处都是如此，但仔细考虑会发现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你说任何成功的大企业，它的董事会或顾问里有多少人受过最好的教育，甚至拿到硕士、博士？有多少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参与各种不同的工作？现在有一种行业越来越有影响力，叫做consulting，就是咨询。波士顿地区有世界最大的几个咨询公司，其中之一叫Boston Consulting，它每年只招聘几个人，但数百人竞争想进入这个公司，它的影响力极大。另外，像高盛也多多少少变成一种咨询公司了，所以它需要的脑力劳动相当强。复杂的知识经济对信息的要求极高，还要加上你的创意和资源，才能在商业竞争中取胜。在这中间智力的作用非常大，而不是靠你的打拼，你的努力。你每天可能真诚地做你的工作，但还是不行，你还要创造一些其他的条件。当然，这中间还有运气、时机在起作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动性和自愿参与的能力，但个人也是易受伤害的。个人，特别是最成功的人，其不安全感往往也非常强。他可以一下子盖起高楼来，但高楼也可能一下子又倒塌了。当然，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我以前在Aspen碰到一位先生，做石油生意的，他说他们那个行业完全是赌博，事实上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巨富，一个是赤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现在钻井打油，碰到了油，就发横财；碰不到油，就会把全部的钱赔进去。这是最突出的例子了。所谓风险越大，报酬越大，这就有点像赌博了。

日本的经济有一度是泡沫经济，股市和房地产被炒得很厉害。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股票上飙，它的泡沫经济到了什么程度呢？美国的好莱坞都让它买了，美国最大的大楼洛克菲勒中心它都买，夏威夷的观光点它也买。日本的钱多到了什么程度呢？交易时他们没有时间从轿车里出来一窥究竟，他们在车里指着说这个我要，交易就完成了。这个现象以前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没有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造成了很多特殊效应，这个效应不仅影响了有权有势的人，而且通过电视和媒体，使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有一个电视剧叫Texas，讲的都是德州的富豪，讲他们生活的情况，他们的人际交往。穷乡僻壤的人看的都是这个，人们憧憬这样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有些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梦，就是美国梦。美国梦的最低要求是，我有一定的收入，我有房子，我有汽车，每年我有一个月的假期，休假时可以在全世界到处旅行。但是，如果想把美国梦推出去，不要说推到东亚，推到中国，假如每个欧洲人都能够实现这样的美国梦，那么这个世界所有的资源都不够用。即使在美国现在也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地产、汽车，以及全世界旅行的梦想了；在美国，美国梦逐渐也变成了一种奢侈，或者变成了永远不能企及的幻想。

卢：所以无论是美国的制度，还是美国的价值，都不应该被看做普世的东西。

杜：另外我再提一下你讲的梭罗，他是超验主义的重要典范。到底这种人，一个生活很贫穷很节俭的作家、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或者说在西方社会，有没有影响力？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如果我们看文化地图，很多人做过调查，世界上最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事实上是北欧，就是挪威、丹麦、瑞典。像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代表奈斯（Arne Naess），他对中国哲学很感兴趣，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另外，生活也非常俭朴。以前我在伯克利的时候，有人提出整个市场竞争是老鼠竞赛（rat race），即使你成为一个胜利者，你还是老鼠。所以怎么样能在这样一个恶性竞争的环境里脱身，能够创造另外的意义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世界里，美国是宗教性最强的。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每周进教堂的人数已经降到20%以下了。但是美国每周进教堂的人不下50%，甚至达到60%。那么教堂的神父、牧师在美国社会的意义创造方面有没有影响力？比如哈佛的牧师贡思写了很多书，在社会贡献方面，跨国公司的大企业家未必能和他相比。这么看，你说美国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作用？有些人对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做出很多批评，认为这些人没有用处。但是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纽约客》一类报刊上发表的评论在知识界的影响非常大，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策。(www.daowen.com)

另外还有一个看法，美国精英的选择常常是美国大众的选择，但这中间有个时间差距，这个差距大概是五年。就是说，如果美国大学生反战，例如反越战，那么五年以后全国都会反战。美国知识精英、大学生开始反伊拉克，过了几年以后大家都反伊拉克。所以，你不能说少数的知识人就完全被边缘化了。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你若现在叫人来选择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包括大学生，那么人们选择的英雄里可能没有大学教授，没有知识分子，但是作家可能会入选。电影也是，它也是分层的，有些电影再有影响力，但那些电影明星不太受到尊重，而有些明星却非常受尊重。另外，在国内比较敏感的人物，如达赖或教皇，这些精神领袖的影响有多大？当然这也和资本主义混在一起。一些有名的牧师通过电视传道，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些民权运动者，像马丁·路德·金，是不是完全就是资本社会运作的结果？我想并非如此。

卢：现代文明也并非只有资本主义这一个维度，我觉得Giddens对现代性的概括还比较全面。听您这么一说，我对于思想精英在将来影响社会建制以及公众方面倒增添了一些信心。当然，思想精英的影响有滞后性，你不能指望知识精英的声音马上就得到认同。经过一段时间，公众会逐渐认同得到广泛宣传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意见。

杜：另外我插一句，比如看科学，信息社会的出现与科学，特别是技术，有密切的关系。科学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基础科学，一个是应用科学。现在应用科学的力量越来越大，基础研究逐渐被边缘化。我妹妹在由国家资助的一个研究中心做分子生物学的最基础的研究。以前她研究“differentiation”，就是研究同样细胞的分裂怎么会产生不同器官，越做越细，越做越复杂，涉及很多染色体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工作对社会现实而言都没有直接的实用性，它也不能帮你治疗癌症。但是如果不做研究发展（R＆D）的工作，要发展科技就很困难。

最近在浙江举行的太平洋地区大学校长会议上，杨振宁做了一个报告。他说量子论最开始提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效益可言，也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应用性可言；但如果没有量子论，现在很多尖端的技术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与知识精英边缘化问题是不是相同？我想它们在某方面可以类比。一些深刻的思想者在当时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弱，但逐渐会被大家接受。这在西方叫做先知的声音，在中国是孟子所谓的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者无恒产，但是有恒心。无恒产者没有社会的资金和影响力，但是他有恒心，他是执著的，他有真诚，有智慧。有智慧的真诚可以感染很多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有一点我想再提一下。一方面个人的发展很重要；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也提到，经过现代化的过程到后现代，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以前我们常用的二分法要重新考虑，就是说你不能再用either／or的思维方式，即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要用both／and的（即兼容的）思维方式，另外还要用一种系统的、多元的、开放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