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追求意义的

卢：我认为人总是要追求意义的，或者说人总是有其价值追求的。这一点如果在前现代文明的下层人中体现得不突出，至少在前现代文明的上层社会，比如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有典型体现的。到了现代，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富足社会，对每个人来讲，意义追求问题总会在其某个人生阶段被明确地意识到。所以，我认为，一种文明以何种方式去激励人们追求人生意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所有前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它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方式来激励人们的价值追求。在2006年的香山会议上我也说过，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把人的物质贪欲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甚至视为洪水猛兽。只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才把人的物质贪欲当做创造的源泉和进步的动力。一个人不管怎么贪婪，只要你的贪婪追求尚约束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或者你遵循密尔所讲的不伤害他人原则，那么你就是个好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越贪越好。这就是说物质贪欲，或者说合理的物质贪欲，在今天不仅是合法的，它甚至是合乎道德的，值得赞扬的。比如说，人们为什么那么崇拜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当然，他为许多公益事业捐了款，但更重要的是在赚钱这件事情上他是永不知足的。他不会说我赚了几个亿就够了。他要永不知足地赚钱。当然，他所赚的钱不可能由他一个人去消费。总的来讲，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社会价值导向的一个根本特征，它是根本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它鼓励人们永不知足地追求金钱，追求财富；它不会像传统社会那样赞赏知足常乐——这就是我对现代社会根本特征的一个判断。不知道您是否认为这个判断有失偏颇，或者表述有失准确？

杜：我大体上可以接受你的这样一个概括，但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我们先看一下你提到的前现代。我完全赞成，不仅是知识人，或者可以先知先觉的中国的士大夫，其实对整个社会而言意义的问题都很重要。如果我们看文化地图，看各个不同的精神传统，比如说犹太的传统，它最受尊重的是一批rabbi（拉比），他们对犹太的典籍耳熟能详，他们每周在圣殿读经典，参加者不仅有知识人，所有的群众都参加。耶路撒冷很有名的“哭墙”就是群众到那边去颂诗甚至哭泣，这都是为了安身立命的问题。印度教里最受尊重的阶层是婆罗门，这个阶层所探寻的是个人的真我和梵天之间结合的问题，而整个社会的维系就靠这批人。中国不仅有儒者和道家的那些大师大德，还有佛教，不管是禅宗、天台、华严，或净土，都要回答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伊斯兰世界，从穆罕默德到今天的mullah（毛拉，指伊斯兰教的学者），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人类文明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www.daowen.com)

人不仅是一个理性的动物，而且是一个追求意义的动物。在西方社会这关涉信仰和终极关怀的重要性，在中国这关涉所谓诚信的重要性。社会事实上是一个信赖社群。像孔子说的足食足兵，还有信，如果一定要去，先去兵，再去食。一个是去军事，一个是去经济，但不能去除信，“民无信不立”^[1]。这是他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确实，我想还不仅是资本主义，它跟科学理性的发展也有关。因为科学理性的发展可能把意义的问题转换为真理的问题，追求真理就是认识外在世界的运作机制。我想很多西方学者都谈到，从希腊文明以来，它有一个representationism（表象主义）的传统。罗蒂不是讲the mirror of nature（自然之镜）吗？我们怎样了解自然的规律，了解外部的世界呢？是通过一套非常复杂的归纳的方式或者演绎的方式，逐渐了解外部的世界，掌握它后面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原则。了解以后，才能进一步地征服，甚至掠夺，让自然为人所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你讲的一个心理因素，就是贪欲，它的合法性、合理性甚至价值都突出了。这中间我有两个直接感受，没有仔细思考，其中一个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当时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大的思潮是祛魅，就是走出迷信进入科学。它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才发展出我们所说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以人类中心为主的，对自然有宰制性，突出科学理性这一套；而且它有浮士德的精神，要把人的能力尽量释放出来。这中间有一个故事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的一个神，为了把火种带到人间，不惜和天神斗争，甚至忍受心脏被鹰啄食的痛苦，他这种精神是一个很明显的代表。对Adam Smith（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你也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理解，他认为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能逐渐地使国家富足。这当然可能只是Adam Smith强调的一面，他对道德情操那一面更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