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中国思想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尤其是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学人，你对重新反省现代中国的启蒙心态会有较为宽阔的视野，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在现代转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儒家一直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包括负面影响，有着同情的了解和批判性的认识。作为一个西方哲学研究者，你也要试着站在儒家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如关于科学理性、外在超越等问题。请你先想一下，我们是否可以从启蒙心态谈起。启蒙心态有其源头，我们要先谈一下这个源头，再谈一下启蒙心态在中国的成长过程。启蒙思想登陆中国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它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仍然很大。今天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与启蒙有关，你对这些问题有忧虑，我也同样有忧虑。但启蒙思潮仍然是今天中国的主流，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动一个论域，叫做“启蒙反思”，特别是从儒家的人文资源角度来反思启蒙。这个构想我也许以前跟你谈过，是要分析、反思启蒙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开始，主要是18世纪，那时西方的启蒙思想家比较活跃。以前人们有个错觉，认为这些思想家对中国只有浅薄的了解，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参照，他们主要的关怀都是西方自己的问题，而儒家对西方的影响很少。现在学术界的新观点是，当时很多西方学者或思想家都很仔细地研究过中国典籍。那时，利马窦等人已把中文典籍译为拉丁文。中国思想对当时的启蒙学者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自18世纪始一直持续到19乃至20世纪。

对这个课题我希望做系统的研究。现在已有些人在做了。你知道张琼这位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教授吗？她是专门研究利马窦的，懂拉丁文。她认为利马窦写回梵蒂冈的信，就说明了他在中国弘扬天主教的总体战略。另外有一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外国学者。其中有一位是以前跟我念过博士学位的，叫Mungello，他的博士论文就写“莱布尼茨和儒家”。他现在已成为一名传教士，关于耶稣教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和在西方的活动，他的研究可能算是最前沿、最权威的了。而且他曾获得A Humboldt（洪堡基金，德国的一种奖学金），留学德国两年专门研究这个课题。在哈佛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教授叫Ann Blair，他专门研究17、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这些学者将来会和我们交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今天我们来讨论启蒙反思的问题意识和以前就大不相同了。以前即使要了解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是在启蒙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前提下来了解的。现在的情况很不同，当然我们的问题意识也根本不同。

我现在想进一步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启蒙在中国发展以后，对儒学是很大的挑战；而儒学这个传统面对现代挑战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时它面临着什么困境？它有没有资源？若有，这个资源对西方启蒙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参照？这个大的问题是我们想聊的。这样做了才会引出第三个问题，就是面向未来，儒学要进一步发展，最好应该怎么样？它有哪些非过不可的关口？这就是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经过创造转化，它才可以成为21世纪的人文资源。我想我们就谈这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历史的过程，有些地方你相当熟，这是历史背景；还有一个就是面向未来，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今天，启蒙心态的形成及其影响。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舒衡哲，就是Vera Schwarcz，她写了一本英文书，叫做《中国的启蒙运动》。舒衡哲在北京大学留学多年，写了有关梁漱溟和张申府的专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发展有深刻的理解，但是针对启蒙这一课题她是完全认同西方的。她的观点和李泽厚很接近。李泽厚对中国近现代的判断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事实上和舒衡哲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舒衡哲也是这个观念，五四以后因为爱国主义太强了，所以启蒙的精神无法在中国平实地扎根。(www.daowen.com)

我也接受这个论断，但我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思想预设。不管你是属于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假如你不能和启蒙挂钩，假如你不能对启蒙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一种有创见的回应，那么你就不可能融入现代文明。这是一种非常强势的看法，对发展了中国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学的大师们影响非常大。虽然熊十力讲的本体论完全是从《易经》出发的，即从中国传统出发的，但是柏格森、怀特海的思想对他也有一定影响。当然，他可能是通过张申府或其他人而受到影响的。梁漱溟更不用说了，他说中国的文化“既早熟又不成熟”，“早熟”就是在先秦已出现人文精神、理性主义，“不成熟”就是没有发展出科学、民主来。张君劢、冯友兰、贺麟这些人都曾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后来又重新去了解中国传统。他们的下一代不在中国大陆了，在海外，像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为什么要提出儒家能不能开出科学和民主的问题？就是意在指出科学和民主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伟大的成果。你如果开不出的话，就表明你这个传统本身有缺陷。我们并没有要求基督教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基督教的生命力很旺盛。所以，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把这个论说做一个描述。

你已经结束了各种不同的课题了，也可以把你现在的构想梳理一下。你刚来燕京学社时，我觉得要给你很大的空间，让你探索这些问题，不要一开始就讨论。那样的话，很多东西可能无法马上连接起来。你现在已经到了要回国的阶段，对这个课题已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月，我们可以谈谈，交流思想，录了音以后你回去再慢慢整理。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卢：您这个构想非常好。当然，我的思想背景和知识背景与您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对整个中国新儒学的发展脉络，我没有那么深刻和谙熟的把握。我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是更加直接的，更加直面现实的。我针对中国人今天面对的种种问题和全人类面临的种种全球性危机对启蒙和现代性做了一些反思。来到这里以后又跟着您一起读经，对儒家有了比较多和比较深的理解。我们可否这样来讨论，一方面您可以更多地谈一谈儒家思想，包括新儒家的求索历程，以及儒家对中国走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可以成为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而我提的问题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以及人类的处境关系更密切一点。我提的问题可能会发散一些，而您的问题可能会更集中一点。

杜：其实这样非常好，也正是我的想法。根据你对你自己的描述，可知你关切的问题是启蒙和现代性，以及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去年在香山^[1]，我就发现这是你所关注的问题，这也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你对儒家有同情的了解，虽然你对新儒家的发展并不熟悉，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是你所关切的课题。我觉得可以这样做，让我先把新儒家发展历程的问题讲一下。但是，不要就让我一个人说，你不仅要插话，还要提问题。你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特别要针对现代中国，要针对现代性。不必完全集中，但也不要过于分散。我把新儒学发展的经历和在现代中国所碰到的思想挑战说一下。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有一个如何运用各种不同思想资源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厘清这一问题，而且还要加深我们的问题意识。

另外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是我希望做的。现代性有些缺陷是可以改变的，改变某些缺陷要求你对它最核心的价值有所调整，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就可以形成进一步讨论、对话的共识，至少有重叠的共识。当然，我们之间也难免有些分歧，有些争议。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明确你的问题意识，就是关于启蒙和现代性啦，全球性问题啦，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我也可以做一些回应。对这些问题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有了这个来回以后，我们就进一步来共同探讨，启蒙要向前发展，它可能碰到什么困难，它有什么长处；儒学要向前发展会碰到什么困难，儒学有什么长处。这样交错着讨论，我大体上就是这样构想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谈两次，如果两次不够，就多谈一次。另外的话题也是这样，如果两次不够就多一次，最后一次做总结，所以一共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