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国粮食政策的传统选择（1953～1978年）（上）——诱因、压力和目标确定

这一章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是，一旦经济发展目标选定，沿着这一逻辑起点，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特征便形成一套特有的经济体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粮食政策便是众多制度安排中的一个。短缺是粮食政策传统选择的逻辑起点。粮食供不应求状况从当时看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粮食紧张可能引起社会政局不稳定；二是粮食短缺局面限制了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因为在当时粮食短缺会使国民经济产生连锁反应，粮价上涨会引起整个社会物价水平上涨，进而影响到工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提高会导致工业成本提高，而使工业化无法顺利进行）。解决粮食供求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应该努力增加粮食产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有过单一抓粮食生产的做法，在指导思想上是“以粮为纲，其他砍光”。^[1]国家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开垦荒地等措施。^[2]由于增加粮食产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政府来说，面对短缺的危机，必须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办法解决问题。因此从流通领域入手采取措施缓解粮食短缺成为政府政策的必然选择。政府把粮食的购销环节纳入国家计划，可以减少粮食市场变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对居民实行定量供应可以有效地抑制粮食需求。同时出于工业化战略保障，实行了较低的粮食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

第一节　粮食政策传统选择的含义

作为一个大致的划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9年以前传统经济战略下的发展阶段和1979年以后新经济发展战略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明显不同，因而在各个阶段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农民的关系也就不同（陈文辉等，1994）。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漫长历程中，我国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指引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传统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推进，故亦可称为一种“速度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实现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上靠相应经济体制来支撑，下靠相应政策措施来维系和配合（周永，2000）。粮食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又由于粮食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因此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大背景下出台的粮食政策可以称为粮食政策的传统选择。这一时期的具体粮食政策涉及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诸多方面，但归纳起来政策的核心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工业化——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对这一时期的粮食政策可以从“生产”、“购销”、“价格”、“消费”四个方面加以说明，具体来说，就是在生产上动员一切资源，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粮食产量；在粮食流通领域实行垄断市场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价格方面实行与低工资相适应的低粮价政策；在消费领域实行限制消费的定量分配政策。

第二节　供求紧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诱因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恢复与经济建设展开，粮食供求矛盾逐步尖锐起来。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导致这一阶段粮食供求紧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商品粮的供给下降。土地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1949年开始粮食产量以较快速度增长，1952年达到了16392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的9.3%，但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到1952年仍然还只有285公斤，处于较低水平。粮食产量增加并没有使粮食商品量有太大的提高，粮食上市量及征收占总产量的比重由1951年的28.2%下降到1952年的25.7%，^[3]从表3-1有关数据可以看到，市场上商品粮量增加幅度非常小，与产量增长幅度不相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用于自身消费和储备。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旧中国长期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改善生活，主要用在增加粮食消费上。另外，长期的饥饿在广大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阴影，大多数农民为了防备灾害，有的把粮食储存起来，有的囤积惜售。

表3-1　1951～1952年粮食产量与商品粮变动情况表

资料来源：产量数据来自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商品粮数据是根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的商品率推算而来的。

第二，粮食需求的大幅度增加。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城镇人口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长，全国城镇人口1953年已达到了7826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粮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在农村因种植经济作物或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而缺粮的农民也增至1亿人。^[4]1950年10月，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全国财政部所属的粮食管理部门立即动员起来，把保证前线军粮供应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粮食公司积极配合。粮食需求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粮食供给增长。

第三，自由贸易条件下，投机商的行为加剧了粮食供求紧张局面。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这一时期粮食抢购风相当严重：在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征购新稻，1952年10月、11月期间，个别私商的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五天内，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不法私商在农村还大肆买青苗和购禾花谷；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谷苗13万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浦江乡38个村调查，有73%的农民卖了青苗或禾花谷。^[5]

根据经济学理论，国内粮食市场供求紧张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来缓解，进口适当数量的粮食可以解决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但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通过此途径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主要原因是政治上不允许，美国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封锁和禁运政策，切断了进口渠道。退一步讲，即使中国可以绕过封锁和禁运，从当时国力来看，也没有能力用大量外汇来购买粮食。相反，为了换回必需的设备和物资，支持国家基础工业建设，从1950年开始，中国每年都组织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三年累计出口粮食50.9亿公斤。看似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逻辑是有它政治上的需要的，有研究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中国自力更生地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景，也是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和在粮食问题上对中国污蔑的有力回击。^[6]

粮食供求紧张的严峻局面使政府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国家收购计划无法完成；另一方面，销售计划却呈刚性增长。这种局面对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愈演愈烈的抢购风带来人们心理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7]粮食供求紧张的间接后果是粮价的上涨可能牵动整体物价水平全面上涨，这将影响到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常进行。对于粮食供求紧张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陈云同志在1952年秋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统购统销”讲话中指出：“粮价涨了，物价就要跟着上涨。物价一上涨，工资要跟着上涨，工资一上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8]

因此，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从流通领域解决粮食供求紧张问题，“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9]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该决议规定：“①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②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政策；③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④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上述四项政策，除少数偏僻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必须在全国各地同时实行。”

从文献上看，实行统购统销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时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10]“如果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1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生产物资”，^[11]“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了缴租、缴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12]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粮食短缺并不是政府必须采用统购统销政策的充分理由，因为如果粮食“短缺”这个数量信号通过粮食市场及时进行调整，就无须政府干预也能达到新的供求均衡。但是，从当时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各方面综合考虑，有如下问题值得后来研究者认识清楚：第一，从当时的情况看，粮食市场稳定是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的重要因子，粮食问题已经由一个经济因素为主的问题上升为政治因素为主的问题，政治问题有它自己的解决方式和要求。第二，在当时中国的市场条件下尚不能保证上述信号转变和调整过程顺利进行，因为多种经营主体的存在，市场投机活动频繁，加重了供求紧张的局面。第三，这一时期粮食短缺程度严重，从粮食消费趋势看，经济建设只会使商品粮需求量逐年增加，并且可以预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局面将存在，因此需要政策进行大幅度的急剧调整，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发挥边际量的逐渐调整，因为即使市场能发挥作用，这种调整也显得过于缓慢，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第三节　农业剩余的汲取——粮食政策传统选择的深刻内涵

可以把粮食供求紧张作为当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诱因，但是对于统购统销这样一个实行了近30年的政策的认识绝对不能仅停留于此，有必要在政策偶然性的背后发掘其深刻内涵。应该把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分析放在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客观上要求粮食部门为其提供积累，在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诸多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统购统销是为我国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一个方法。如宋国青（1987）研究认为，当时的工业化垄断不能达到工业化积累的目的，而重征土地税的时机又不成熟，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统购统销了。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购统销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创举。

必须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政策时，容易忽视政策的制定过程而将注意力放在农业政策的福利分析上。但这样却不能很好解释某些农业政策长期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李容，1998）。因此，下面的研究将重点分析以下两个问题：政府为什么要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对当时粮食政策的安排有何影响？这里花很大笔墨对中国为什么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论述，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将决定粮食政策的选择空间，特别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政府选择这种发展战略使我国粮食政策选择空间十分狭小。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严峻的政治形势与经济局面使新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选择成为必然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政府面对的是贫困落后的经济，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为66.1元。而政治上中国也处于西方封锁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满于中国大陆的政权更迭，实行了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中国的措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华禁运迅速升级，1950年12月28日，美国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案”，以停止“美援”来要挟其他所有接受“美援”国家对中国禁运。1952年9月，美国又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在该会下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对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还专门制定了对中国“禁运”的特别账单，即“中国禁单”项目。这样，美国一手策划、导演的对华全面“封锁”、“禁运”，使我国许多土特产的出口与工业原料及设备器材的进口受到严重障碍，在我国财力、物力薄弱，战争支出浩大的情况下，经济恢复与发展严重困难。同时，新政权面临巨大战争压力，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对峙，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使新生政权不得不随时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使中国领导人明确地意识到，能否迅速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经济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便胜券在握。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

如何发展经济呢？“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知识水平看，实现国家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苦落后的同义语。”^[13]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使工业化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而如何实现工业化，通过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加速工业化，又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选择。苏联的道路和当时的成就，特别是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理论盛行于社会主义各国，以至后来获得独立地位的许多非洲国家也采取的是快速发展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当时社会科学，尤其是主流的经济思想主张快速发展工业化，在我国作为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国家独立的根本任务，要求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工业化。”该书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完成这一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分析

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经验，工业化的过程应该有序地走过“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阶段。工业化是各国经济发展中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由于不同国家起步时所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分为演进型工业化与革命型工业化。工业化发动可以是个人力量，也可以是政府力量。由于个人发动而开始的工业化，是循着产业进化的自然顺序由小到大逐渐展开的；由政府发动而开始的工业化则是比较突然而声势浩大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据此，张培刚曾把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称作“革命型”的工业化。^[14]中国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型”工业化过程，中国政府选择了超越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15]这种选择既是特定时期政府（国家领导人）偏好的反映，也有苏联模式的示范作用，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因此，并不能认为政府在工业化问题上有错误的看法。^[16]

（1）新成立的国家急于缩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体现在领导人发展要求的迫切性和对发展速度的要求上。^[17]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迫切的愿望。当时发达的重工业部门被看作是国力和成就的象征。像许多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领导人渴望加快重工业发展。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赶超工业列强也成为国家安全的必需（林毅夫等，1999）。如果按正常规律，我国工业化也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一发展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并且这个期限可能很长。这一事实是当时领导人不能接受的。毛泽东指出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18]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采取赶超战略，别无他路可走。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政府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部门，目标是迅速地建立起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装备的能力。因此，常将这一发展战略称为“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抉择并不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蔡昉（2000）认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形成不是来自城市集团压力的结果，而是来自政府急于赶超工业化国家的渴望，以及领导人坚信这一工业化战略是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方式。历史的证据也表明，这个时期任何影响政府选择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压力集团作用都十分有限。

（2）苏联经验的借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如何搞工业化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崭新课题。由于缺乏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甚至照搬苏联模式。“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40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19]

1953年4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要诚心诚意向苏联学习，在全国范围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20]从“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来看，也确实向苏联进行了意见征询。从1951年起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即着手编制计划轮廓草案。1953年初又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多次修改后，送苏联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征求意见。因此，苏联工业化模式对我国工业化模式选择影响十分深远，而苏联工业化模式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3）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可能性。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比重且农村极度贫困的经济中，以轻工业为优先发展部门会遇到市场狭小、需求不足问题，从而无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21]而重工业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征可以摆脱农村无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有效需求这一条件的约束。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当时实现工业化更加有利，理由很简单，在一个拥有数百万个体小农的国家里，要使农业取得发展十分困难。相反，至少对某些工业部门来说，拥有现代设备、迅速培养劳动力并取得很高劳动生产率是容易办到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选择以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仅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制度安排。相应制度安排体现在农业领域就是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行计划配置和管理办法，并实行农业集体化直至人民公社。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我国粮食政策选择的影响(www.daowen.com)

积累资金是关系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关键。利用外资筹措资本是经济发展、资本积累的一种最便利的方式。先行国家的工业化和后起国家的工业化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境外资源。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使我国在工业化开始时根本没有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经济援助或投资。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曾是主要援助者，但是苏联所能给予的帮助也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的援助便全部终止了。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工业化启动和推进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基本上全部要从国内筹集。

从国内来看，重工业正处于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它本身尚需大量投资，不可能提供积累。轻工业企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低，能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也是有限的。

从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见表3-2），农业所占的比重最高，因此承担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任务也必然落在农业的肩上。195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六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22]刘纯彬（1997）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海外殖民地的情况下，农业就是国内的殖民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比较单一，除了少量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之外，主要是种植业。而在种植业中粮食生产又占有极高的比重。1952年，在我国种植业总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87.8%，棉花面积8.8%。粮棉这两项共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6.6%。1953年在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产值占67.8%。^[23]由此可见，要想从农业和农民那里提取积累，关键是必须抓住粮食和棉花这两大农产品。因此，在农业经济等于粮食经济的时期，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积累只能依靠国内农业积累，而且主要是靠粮食积累。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一定意义上，从农业中汲取剩余就相当于从粮食中汲取剩余。

表3-2　1952年我国各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计划经济体制服务于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将农业剩余转化为重工业扩张所需的资本积累。由于传统农业的落后性，其剩余产品十分有限，同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扩大农民联盟，重工业优先发展所需的积累不能通过直接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实现，而必须采取一种隐蔽和曲折的方式——在供不应求的大趋势下对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低价政策，来实现剩余产品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统购统销就是在国家利用其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关闭粮食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定价定额而强制性地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收购起来，然后再采取定量的办法在城镇实行配给。其目的是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采购到粮食，同时在低水平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对粮食的需求。

【注释】

[1]近些年，“以粮为纲”曾被众多人士批评，在今天看来这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能够对当时的状况作一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也许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以城市与工业为发展重心的战略下，在自给自足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在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在粮食供求紧张的情况下，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发生以后，“以粮为纲”就是无可奈何的唯一可能选择。

[2]必须看到这些做法的局限性，从短期看增加了农业资源，为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种植业份额长期占80%以上，而在种植业中粮食的种植面积始终占80%以上，长期的单一生产结构产生的问题是严重的，全国林地在减少，内陆湖泊在缩小，土壤沙化、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一些缺乏科学方法与规划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显现出来。

[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4]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5]《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8]《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的道路：1978～19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10]《陈云文集（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11]《陈云文集（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210页。

[12]《陈云文集（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13]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14]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0～161页。

[16]［法］约瑟夫·克拉兹曼在《法国农业政策——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幻想》一书中有如下的论述：“发展中国家（穷国）对工业化问题往往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富国实现了工业化，既然他们都拥有重工业，那么要确保经济的发展，只有把工业化，特别是把建立重工业置于优先的地位。因而，他们忽视了农民的发展，有时甚至把建议农业置于某种优先地位的外国专家视为心怀叵测的敌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约瑟夫·克拉兹曼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发展农业开始。就是说，工业化必须从发展农业的上游和下游部门开始。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只是强调经济上的合理性，却忽视了对国家具体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的分析，没有考虑经济和政治上的可行性。

[17]历史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一是落后的经济，二是改变落后的强烈愿望，迫于内战和外部的压力，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会以加快超越作为自己的首要历史任务，这种赶超的紧迫感体现为政府制定政策时的速度偏好。

[18]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河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1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1页。

[20]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河南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2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1页。

[23]邓一鸣等：《粮食流通：市场主体运行、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