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女作家。写过诗集十三部，小说及散文集四部。小品文《25加元及一张四号税单》选自她的散文集《大马斯格雷夫》（1989），从中可以看出加拿大作家也面临着中国文人同样的问题。

上星期我收到加拿大一本相当有名望的文学杂志寄给我的一笔稿费。他们发表了我的三首诗。我收取了25元钱和一张四号税单。每首诗大约值八元三毛三分钱——足可以让诗人气得喝酒或者改行搞新闻。

我正琢磨着怎样精打细算，不要一下子就把25元钱花完，忽然接到附近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打来的电话。他打算写一本有关房地产交易诀窍的书，但在动手以前想先听一下我这个行家里手的意见，了解一下作家可以享受哪些税额优惠。

税额优惠！这类电话我最近接得太多了。我跟这位房地产经纪人谈了一些不很在行的看法以后，就给贝尔大妈打了个电话，要求给我一个不上电话簿的电话号码。

“职业呢？”工作人员问完了所有容易回答的问题以后问道。

“作家。”我的口气一定不够理直气壮。

她没有半点犹豫，马上就问：“你失业多久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据说去年得艾滋病的人数要比买过一本加拿大出的书的人还要多——作家通过写作得到的平均年收入是五千元。百分之六十八的作家每年收入低于一万元，百分之九的作家没有收入，有些作家其实是在赔钱写作。

作家的报酬一向很低。约翰·弥尔顿的一部《失乐园》只得了十个英镑。斯威夫特写过：“除了大约八年前的一本书《格列佛游记》，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即便是莎士比亚，他写一个剧本赚的钱也还不到八个英镑。

多乐西·帕克说过：“英语里最美好的的词句是‘支票随信附上’。”然而，大多数作家遇到的却是“支票另邮寄上”。埃德加·爱伦·坡等了整整一年半才收到《纽约镜报》给他的长诗《乌鸦》的十元钱稿费。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时穷极潦倒，为了躲债，只好东藏西躲，住到极其秘密的地方。(www.daowen.com)

当然还有像拜伦爵士一类的作家，他们为荣誉创作，拒绝拿稿费。不过，像梭罗那样在沃尔登湖畔一星期只能用两毛七分半钱买吃的东西，或者像卡尔·桑德堡那样靠打扫厕所挣钱买食品，荣誉一事恐怕也就谈不上了。

海明威也许相信，挨饿是锻炼人的好办法，不过，近来大家多多少少接受了作家跟别人一样也得吃饭的观点。正因为他想到了下一顿饭的问题，温哥华诗人汤姆·韦曼写信给一位希望能把他的有些诗歌收进题为《加拿大十一位诗人》的集子并提出付一些“象征性”稿费的保加利亚编辑。汤姆要求对方按他通常规定的每首诗50元的同意转载费付款。

“亲爱的汤姆，”那位编辑回信说，“诗歌是关系到荣誉和良心的东西：黄金有价，诗歌无价，是无法用美元、英镑或马克来衡量的。这个集子是为了更加崇高和更加高尚的目的编选和翻译的。为了诗歌，让我们别计较报酬吧。”

汤姆的答复是：“我感谢你出于兴趣和好意承担了翻译加拿大作家的工作……然而，制造印刷这本书的纸张商人得到的报酬恐怕不会是‘象征性’的。油墨制造商和印刷厂主也会得到合理的报酬。印刷和装订选集的工人会有所酬劳。出版社、发行部、仓库和书店雇员都会得到相应的酬劳。你建议的实质是，在所有参与生产这本书的人中间，你只要求原作者拿‘象征性’的报酬。我认为我写的东西有价值，不一定比造纸厂、印刷厂、装订工厂、出版社和书店工作人员的劳动价值更高，但不见得比他们低。”

这本选集从此缩短为《加拿大十诗人》。然而汤姆和那位保加利亚编辑都有他们的道理。作家需要钱以便进行创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为了金钱而写作。正如《忧伤湖》的作者加里逊·基洛所说：“你不是从每小时工资多少的角度来考虑写作的。到头来，你甚至不是为了爱好而写作。你写东西是因为不写的话你就想自杀。”

我把这张象征性的25元支票兑换成现金，把四号税单跟个人收入纳税申报单放在一起。又过了一年，又是一笔损失。我陷入这辈子心情最坏的时刻。当了二十年的作家，我终于明白我得找一个真正的工作。

我快要看完招聘广告，也快要得出结论：我是个完全无法雇佣的人。忽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原来是我的编辑。她问什么时候她可以收到我写的专栏稿件。

“写作是把一个人心绪最坏的时刻变成金钱。”詹姆斯·帕特里克·唐利维如是说。我也就这样做了。

陶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