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他最著名的理论批评著作《批评之解剖》（1957）结束了新批评派在北美文学中的统治地位，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很大影响，是结构主义文艺思潮的领路人。弗莱还发展了欧美神话原型派的文艺理论。

本文是弗莱的一篇悼念文章，普拉特是他在多伦多大学的师长和同事，也是加章大著名的英语诗人。弗莱以真挚的感情、生动的例证表达了他的缅怀之情，也对普拉特的一生作出了十分公正的评价。

普拉特全名是艾德温·约翰·普拉特（1883-1964），奈德是人们对他的爱称。普拉特擅写关于海上生活、战争和历史的叙事诗，是第一位把加拿大历史写进诗歌的民族诗人，其《在航海日志后面》（1947）有中译。

奈德·普拉特是迄今为止加拿大文学中唯一的名望极高足以成为传说的人物。传说中的奈德要比本人简单，确切地说，更为粗略简陋，因为奈德本人所具备的纯真的赤子之心是十分少见、非常难得的。人们总认为诗人和教授应该是忘性很大的。所以他们喜欢描述一些关于奈德心不在焉出疏漏的故事。诗人和教授还被认为是不会动手、不切实际的人。于是，奈德对付不了机械装置，常常给搞得晕头转向的事实也使他们高兴。然而，奈德总还是记得的多，遗忘的少。多年来，他一直兼顾教学、演说及社会活动，其日程之满是任何一个没有私人秘书的商界或政界人物都不敢仿效的。我记得他讲过许多关于演讲和访问安排混乱而狼狈不堪的生动故事，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多半是别人糊涂的结果，并非总是他的过错。我初次尝试写作时，需要了解出版商及合同的行情，是奈德提供我唯一的既切合实际又内容翔实的建议。他确实每次开车外出以前都要预先计算会有几个左转弯，然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别的当代诗人能像他那样熟练而有把握地运用技术名词和机械术语。

大学四年级时，我担任学院杂志的编辑，举办了一次诗歌比赛，最优秀的诗可以得10元奖金。稿子来了，我带去请教奈德。他并没有说哪一首应该得奖，只是用手指着一首说：“这首诗有感情，比较敏锐，结构安排也不错。不过，去它的，诗的价值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我觉得我这辈子里还没听到过关于文学价值的更为深刻的见解。而且，我很幸运，初上文坛就受到启发。奈德任《加拿大诗刊》第一任主编时，我是他的研究生，给他当助手。我并不想说《诗刊》头几期里刊登的诗歌都是不朽之作，但它们确实是我们收到的稿件中的佼佼者。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正值经济萧条，稿件发表了能得到一两块钱稿酬。许多人以为奈德好说话，便千方百计采用自己或朋友们的稿子。奈德在有些方面是轻信别人，容易上当受骗，但他绝不为了做老好人而放弃诗歌标准。他对待诗歌的态度往往认真得过分。我后来认识得更加清楚。他对待友谊也非常认真，绝不降格以求。所以那些以为他心慈面软想利用他的人从来都不是他的朋友。他对游手好闲的流浪者及穷困的人确实有过凭一时冲动，像堂吉诃德似的慷慨解囊。我认为我了解他的心思。他的好意并非善举，也不是为了做一位六十岁的笑眯眯的名人，而是出于热情。他为人能活着而感到兴奋，他对于人类的存在及个性的多样化有一种深深的孩子般的惊奇。这种感情十分纯真，极其深厚，以致一旦有个他其实不大喜欢的人对他有所企求，我认为他甚至会感到有些内疚。

奈德传说的主要核心是他的好客及对社会聚会的爱好。维多利亚学院资深教员休息室中的长桌首席从无他人占用，总是留待奈德·普拉特，因为他只能安排在上座。（即便大家都明白他不可能再来入座。好几个月里，那座位仍然虚席以待）。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他真正关心、有着浓厚兴趣的是聚会上真挚的讨论及思想交流。他喜欢精彩的故事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而这一切大多由他本人提供。他的客人不大容易忘却诸如纽芬兰省长捕鱼一类的故事：省长钓到一条巨大的鲑鱼，给它灌了一瓶纽芬兰烈性酒，然后又把鱼放了，结果，这条鱼直立在水面绕船转了三圈，唱起英国歌曲《大不列颠统治海洋》。然而，如果话题转到说长道短或琐碎小事，奈德马上就感到厌烦。他邀请客人自然随着岁月的变迁而有所不同，但从30年代的贝特朗·布鲁克和威尔逊·奈特到60年代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与道格拉斯·格兰特，他对那些善于言谈、言之有物而又绘声绘色的朋友的感情从未动摇过。(www.daowen.com)

奈德从事诗歌创作的全部岁月都是在维多利亚学院任专职教员期间。他从未吹嘘自己如何“富有创造性”，也从不感到有必要发表反学术界的言论以弥补自己以教学为生的不足。维多利亚学院曾悄悄地采取一些措施为他的写作提供方便，可惜，这些有限的措施于事并无大补。其实，所谓心不在焉的作风以及对日常事务一无办法的名声都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卷入庞大而复杂的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这些机构取代思想和行动，实在是大学生活的祸害。但在教学中，他却比其他教师都下工夫去了解学生。（即便在退休以后，他还为自己以前教过的学生举行午餐会。）他跟同事合作，彼此亲密无间，以致一提起奈德，大家脸上便露出特别亲切的微笑。奈德认真遵守大学规定的基本职责，坚持教学与科研，于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是位学术界的诗人。

他还是位加拿大作家，尽管他并不刻意追求，也不努力回避。加拿大作家中，很少有人会满足于只在本国受欢迎而在国外默默无闻。我并不是说他对此感到满足——连我都不太满意。但他懂得他写诗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社会。他始终不渝地针对其中的普通读者，极为忠诚地以他们为创作对象而不是为其他诗人写作。他从不赶时髦，但也从不有意脱离时尚。因此，他引导许许多多的加拿大人懂得诗歌，能够体会诗意诗趣。如果没有奈德，他们不会体会诗歌，或许还会努力从某些华而不实、反对思想和智力的打油诗人的作品里去领会诗歌的内涵。奈德的作品里有许多受人欢迎的特点。有的比较明显，例如他一味歌颂臂力过人的勇武和英雄行为。有的并不明显，例如，他很少使用低级下流的语言。即使在《在航海日志后面》中描写水手发牢骚时，他还是避免使用咒骂语言。然而，他的一切作品均出自十分坚定而明确的观念：他在研究英语之前从事过的两门学科——神学及心理学。他在这两门学科的所谓无能又是他自己一手炮制的，为了使别人相信他的头脑过于简单，无法为他们的利益浪费时间。

所以，虽然奈德从未反对智育和知识分子，从未低估或贬低大学所代表的一切，他却避免了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通病，尤其是其中最明显的毛病：热衷于走符合逻辑的极端，反对不符合逻辑的中庸之道。对奈德这一代人来说，写作与教学意味着在整个经济危机及战争年代里捍卫想像力的价值。做到这一点需要勇气，而他不仅赞美过这种勇气，本人还不显眼地具备了这种勇气。我们中间有的人就是在那个时代成长的，也曾试图坚持开明思想的价值观。这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用左派价值观反对右派，同时还是坚持同愚昧和歇斯底里相对立的人类尊严的价值观。我们还记得那时期的许多沉沦的领袖，有的是一时迷失方向，有的却是永远沦落了。他们抛弃智慧，接受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希望永远不会再度经受当年打开《追求奇异之神》一书时所感到的义愤及为人背叛的心情。但在战争期间，有天晚上，我在厄尔·伯尼的多伦多公寓里听奈德朗读《玩忽职守者》，我不仅觉得自己听到了最为杰出的加拿大诗歌，而且感到人类的声音重新说话了，其权威性是专为像伦敦遭受轰炸这样的时刻使用的。此时，黑暗势力考验了人们的灵魂，但又一次发现：“这材料是烈火烧不毁的。”

钱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