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法语著名女作家，代表作为《转手的幸福》（1945）。这部小说以蒙特利尔圣-亨利区工人住宅为社会背景，通过女主人公佛劳伦蒂娜的爱情经历，展示出二战期间北美经济萧条时工人的生活以及贫穷、失业给人们心理带来的种种隐痛和变态。最为精致的是，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成功地析出一种近乎于难于形表的感情，使普通人那种真切单纯的诗意向往漫溢于字里行间。这部小说奠定了鲁瓦的写作风格，直至她未完成的回忆录，我们仍可一眼辨出横亘于近四十年创作的女性特有的敏锐和充沛情感。

实际上，从1975年开始，鲁瓦就着手撰写她的回忆录了，但久病缠身，最后于1983年去世。只完成了四部分中的前两部分；“总督宅邸的舞会”和“坠落在门槛上的鸟”。这两部分便构成了发表于1984年的回忆录《悲伤与欣悦》。这里译介的是该书中的一个片断，它把贫穷的法语少数民族在富有的英语民族社会中的窘况写得很真实动人。

我什么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的国家里，我是那类命中注定在人眼中低人一等的人？也许怎么说这种意识也算不得在母亲和我的无数次旅行途中产生的。而实际上，当我们一走上红河上的普罗望切桥时，就已有所感触。我们的讲法语的小城被甩在身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温尼贝格，那是省会，这个城市从来就是以另外一种姿态迎接我们，把我们完全当作外人。这种不适的感觉虽然离家门只有两步，但却影响深远，可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反倒觉得挺开心的。我以为这种感觉打开了我的眼界，刺激了我的想像，训练了我的观察力。

妈妈和我，我们通常一大清早就起身了，要是在夏天，我们就步行。这倒不是为了省几个钱，而是因为我们在家本来就是喜欢走路的人，我们乐意步行出门，东看看西望望，心驰神往，无羁无绊，而且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就是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人。

每次我们几乎都是抱着一个希望，兴冲冲地出门。妈妈要么从报上读到，要么从邻居那儿知道，伊通要甩卖，有窗帘齿形花边，有做围裙和衬裙的印花棉布，或还有童鞋。总是这样，一进商店采购，穷人心里那种想买可心便宜货的温柔的希望就会熠熠诱闪在我们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去邻近繁华的大城市无非就是买东西。也就是在那儿，我们辛辛苦苦挣的大部分钱花掉了。然而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手头上几个紧巴巴的钱，才把这个大城市变成一个使我们胆怯的傲慢都市。再往后，我去温尼贝格城常常还有别的事，但在我的童年，我依稀感到，每次去那儿几乎毫无例外是要碰碰运气，捞点好处。

出门时，妈妈总是笑嘻嘻的，很乐观，甚至像在做梦。仿佛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城市和每天牵肠挂肚非干不可的事全甩在她的身后，这下她可解放了。一迈出家门，她就乐开了，那颗渴望旅行的心喜嗞嗞的。实际上，妈妈一踏上旅程才算是从日常家务中脱身，才自由地属于全世界。

路上，妈妈和我盘算着要买的东西：如果价钱降得多的话，也许就决定买。可她总是把不住地乱想，要买的东西大大超出我们的支付能力。她想要一块客厅用的地毯，一套新餐具。今天她手头这点钱还没有动，所以似乎还能填满等待已久的和其他即时涌出的欲望。妈妈属于那种好梦想的穷人，所以她想像中占有的财产要比那些家里有但视而不见的人还多。就这样，像富人那样，我们脑子里装着各种还未实现的购物可能性，不觉已经过了桥。

可是，不一会儿，我们身上就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变化，使我们娘俩相依相靠，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共同对付投向我们的不祥的阴影。这倒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刚刚把脚迈入也许是温尼贝格看着最叫人难受的街区。那条叫瓦特的街道挨着铁道编组站的大院子，院里到处是酒鬼、孩子的哭声和蒸汽机吐出的白烟，这丑陋的景象是倨傲的温尼贝格城无法掩饰的，而隔着两步远，就是空气流畅的宽敞大街。这种不适的感觉也来自于我们自己。突然，我们感到对我们手头的钱不再信心十足了。我们的钱变少了，我们的购买欲望开始发慌了。我们走到鲍塔日大街，那条街是那样的铺展，吞进成千上万的人而不觉得什么。当然，我们继续说着法语，但也许声音已不是那么高了，尤其是两三个过路人惊奇地回头看我们之后。在温尼贝格的某条街上因我说法语而有人回头看，这种屈辱在我童年时代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不过那时并不知道这就是屈辱。何况，我自己也时常回头望望某个轻声说着斯拉夫语或露出斯堪的那维亚语调的移民。末了，我还是感到自然了，因为我想，如果我们大家多少都感到自己是寄人篱下的外国人，那么最终就会自己说：如果我们都是外国人，那么也就没有人再是外国人了。

然而，只是在我们到了伊通公司后，我们才开始想是不是要挑明这种语言之战。一切都取决于妈妈的心情。有时，她会要求售货员用我们的语言为我们服务。在爱国情绪高涨的年代，在圣-鲍尼法斯，人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利，甚至使法语体现其作用属于我们的义务，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要求工业界和大商店必须雇用我们的人。

如果妈妈遇上她的好日子，斗志高昂，话语尖刻，那她会投入战斗。她要求我们一位女同胞过来帮我们的忙。我已注意到，妈妈越要求有力，柜台的领班就越殷勤。他很快叫人找来一位这样的太太或小姐，而这些通常又是我们认识的，有时还会是一位邻居。于是，在摩肩接踵的熙攘的陌生人之间，最亲切祥和的对话开始了。

“啊！法娜芙太太！”妈妈惊叫着，“您好吗？您的父亲怎样？他一直住在乡下吗？”

鲁瓦太太女店员惊喜地叫着，“您怎么样？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一直很乐意为您服务。”

我似乎觉得，我们这些穷人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能，当他们有缘相遇时，马上就寻回了乡音，寻回了我不知道哪种社会从过去带来的缘分。

那些天，也许我们买的东西比我们应当买的还多。用我们的语言买东西真是快活，以至钱出手比往常更快。

但妈妈还是产生了不战自败的感觉，她厌倦这种周而复始的战斗，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于是便找到比较简单又不太累的如她所说的“出路”——英语。

我们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遛着。妈妈动作加模仿一般马马虎虎还可以应付。但有时也出现一些真正的麻烦，像那天她要“a yard or two of chinese skin to put under the coat…”妈妈脑子里想着要买一定尺寸的羊皮作大衣衬里。(www.daowen.com)

当一个男商人听不懂我妈妈的话时，他便叫来另一个帮忙，那个来帮忙的有时还是听不懂。一些“customers”也停下来帮忙，因为这个城市把我们当成外国人来看待，因此，一旦我们被认为遇到了麻烦，马上会有人跑过来帮助。这种在我们周围叽叽喳喳，帮我们摆脱困境的私语，不啻在折磨我们。最后我们终于逃走了。一想到这些好心人千方百计要帮我们，而我们却溜之远矣，我们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妈妈要比平常更神经质，这也是由四面涌出的帮助引起的。妈妈在逃走时，竟在商店里打开了雨伞，于是我们在商店里小跑起来，仿佛在雨里，肩膀笑得直摇晃。一出门，正是太阳当头照的大晴天，妈妈马上注意到关上了伞，这一举动给这无辜的事件平添了一种惹是生非的样子。这种妈妈传染给我的疯笑，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别扭，今天我知道，它在当时是一种好心的举动，它能挽救我们的忧伤，可那时我为此感到羞愧。

在雨伞那档子事后，又过了许久，有一次我真的和妈妈发火了。我对她说，这套把戏最后使我们很难堪。如果两个人都笑，那我们也会使别人笑话我们的。

妈妈这回有点被刺痛了，她反驳说，不应是我这个有幸受过好多教育的人来教训她。她只在圣-阿尔封斯-德-罗德里凯菲小学校读到六年级。在那个地方，女教师本人绝不比孩子们知道得更多，她又怎么能教得更好呢？这个可怜的姑娘每年工资只有400加元！也许应当是我，这个脑筋灵活还没被日常家计盘算挤碎的我，开始学英语，为大家报仇（再以后，我来蒙特利尔时才证实到，事情绝不是完全两样的，蒙特利尔城西的大商店完全和温尼贝格一样。我一下就泄气了，深感做一个法语加拿大人的不幸是无可救药的）。

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这么长地谈过这方面的内容。我很惊奇，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窥见她深为自身境遇而痛苦。她唯有通过想像孩子们达到她所企求的高度来自我宽慰。

每次从温尼贝格远行回来，我们都备觉疲惫，而且几乎总是郁郁寡欢。要么，我们还算聪明、谨慎，只买一些最要紧的东西，紧巴巴局限于生活必需品，而这其中绝提不起什么乐趣。要么，我们发疯了，比方说，买了顶我戴着非常好看但价格奇贵的帽子，这时，我们心里总是很过意不去，必须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妈妈这么说。她吞吞吐吐地让我领会到，别跟爸爸吐露价钱。照这样金钱上的拮据早晚会把我们投入荒谬的境地，而这又会给我们带来更为严峻的拮据。

总之，我们进城过桥时像脑袋装满采购计划的富人，而回来再过桥时，只不过是个穷人罢了。我们手头上四分之三的钱不翼而飞，而且常常不知飞向何处。

“哎呀！这钱就这么花啦！”妈妈说，“当然钱就是为花的，可你爸还会说，我就是有花钱比谁都快的本事。”

过了桥，立刻我们就可以看见大教堂的钟楼，然后是教会学校的圆屋顶，再过去是尖尖的箭楼，还有其他钟楼。我们小城熟悉的轮廓镶嵌在曼尼托巴炽热的天空中，它更热衷于祈祷和教育而不是经商理政。这亲切的轮廓安慰了我们。它提醒我们，我们是为永恒而生，我们将会得到慰藉，因为我们为了维持生计忍受了多少苦难。

再有几步远，我们就到家了。在这虔诚克俭的小城中，我们的人数实在不算多，可至少我们有共同的心愿生活在一起，妈妈和我，我们已经最自然地操用着我们的语言了，声音不低也不高，不像在温尼贝格那样，总有一种别扭或由别扭引发的耻辱感在控制着话语。其他用法语讲话的声音缭绕在我们耳边，伴随着我们。又回到我们自然的环境中，我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开始向几乎所有擦肩而过的人打招呼，当然啰，确实如此，在这小城里我们大家几乎都认识，至少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越往前走，认得妈妈的朋友就越多，她的问候也就越频繁，也就越多地彼此交换着新闻。

一回到我们的城里，她就抬起眼睛，凝望着高高的清澈的蓝天，神色欣然。而经常是疲倦立刻从她脸上消失，仿佛被喜悦抹去，她把我当成证人说：“我们确实到家了。”

我们来到了戴斯尚波特街我们的家。看到它在西部加拿大纷乱和不协调之中依然故我，还保持着法国式的生活情调。这种感觉每次都会产生出一种奇迹，因为在最后一刻，我们总是匆匆扑向它。这就好像我们总是有点担心有朝一日它会被人夺走。它那样讨人喜欢而且质朴：顶楼上的小天窗，正面楼台上又大又多的窗户，还有南边白廊柱圈住的宽敞的走廊。

我们每次返回家时都好像刚从一次令我们震动的旅行中回来。然而最终还不是这些从圣-波尼法斯到温尼贝格的旅行——不管它们多能说明问题——完全打开我的眼界，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境遇，我们曼尼托巴法语加拿大人的境遇。真正使我长见识明世理的那还是另一个场合，另一个更为严峻的场合。

林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