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位教授，也是位知名的小说家。最近一部小说是1992年出版的《光明降临》，颇获好评。他最畅销的小说《熠熠的光亮，大城市》及《赎金》曾用十五种文字出版。他的这篇散文《良师雷蒙·卡弗》是忆念他的恩师小说家雷蒙·卡弗的，文字简洁，写出了卡弗的形与神，读来令人感动，也有益于后人学习写作。

雷蒙·卡弗去世一年后，经常浮现在我脑际的是一个与他联系在一起的形象：那是一个人正躬曲着探过身去努力在听他讲话。卡弗则在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托·斯·艾略特有次形容埃兹拉·庞德，说他们的良师，就像是“一个人扯起嗓门要告诉另一个耳朵十分背的人，说屋子已经着了火”。雷蒙·卡弗的态度恰恰相反。烟雾已经迷漫了屋子，地毯也已吐出火苗，而卡弗还会问：“呢，这屋子有点热吧，是吗？”你则坐在椅子里，渴望地弯着腰，说：“对不起，您在说什么，雷？”从来不坚持一己的意见，也很少对人有决断的意见，他实在不像是个教书先生。

我有次坐着聆听他在接待来访者的访问，差不多有两个半钟头之久。这位来访者把录音机越放越近，末了问卡弗是否可以放在他的膝上。然而几天之后，那位访问者来了电话，声调近乎绝望，因为录音带上雷的声音简直难以分辨。“说话温柔”一词很难用来形容他的讲话；这一情况，在他被迫作结论或指示时格外严重。

上面我提到他说话咕噜咕噜，一度好像认为那只是一种面部习惯性痉挛的特征，类似暗指节骨作响，或是用脚跺地板，如今则寻思那是深怀谦恭的功能，一种尊重语言几乎近于敬畏的行为，一种他感到遣字造句应该十分、十分审慎的反应。好像无法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似的，甚至，说话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听他在课室里或在他和苔丝·格拉齐尔共用的锡拉丘兹那所维多利亚式大厦的起居室里讲述写作，你就感到他是一位爱好大师们所用词句的作家；那些大师把语言传授给他，而他却计较轮到自己也许不配拾起这一工具。你感到这种在他作品中对每句语言的崇敬，已经近乎心惊胆战的那种谦恭了。

早在70年代初期看到卡弗的小说，使我这一代的许多作家得到一种脱胎换骨的经验，这种经验堪与20年代发现海明威的语句相比。事实上，卡弗的语言明显像是海明威的——简洁、明了、重复，近乎对话的节奏，外部事物描写的精确。但是卡弗完全舍弃了浪漫的自我主义，那种心态曾使海明威的表现手法成为20世纪后期其他作家难以应付的样板。咖啡店、法国寄宿公寓与欧洲战场，为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与公寓建筑楼群所代替，吸引人的工作变为走进死胡同的职务。卡弗溪流里的鲑鱼因受污染而易于异变。优质的法国土酿葡萄酒为廉价的杜松子酒所代替，开怀畅饮成了百无聊赖的酗酒。某些批评家为此而觉得卡弗的作品令人沮丧抑郁。对许多年轻作家来说，这真是可怕的解放。

卡弗看来要对我们——甚至包括对一个从来未到过锯木厂或汽车拖车停车场的人——说的一个观点是，文学可以从严格观察真实生活中得到形成，文学随时随地存在着，甚至在餐桌上的一瓶海因兹牌番茄酱里也存在着，何况电视也在那儿发出嗡嗡的声音。这在学院派超小说模式占优势的时刻，确实是个新的信息。卡弗的榜样使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形式重新得到了活跃。

虽然卡弗大半生都是教书老师，他却从未有意识地去网罗一批追随者围在他的四周。但是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当我在大学研究院及纽约出版界到处叩门时，没有一个作家能比卡弗在作品朗诵会上和在作家会议中，得到如此多的议论和模仿。大概除了唐纳德·巴塞尔姆在60年代开始出版作品以来，没有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在文学世界里，鼓动了如许的赞美声。

读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对不起》使我对雷蒙·卡弗着了迷，单凭这个书名，我就要买一本；我有幸在几年之后遇到了他。最后到了80年代初，在锡拉丘兹大学成了他的门生，尽管国内设立了有几千个之多的创作讲习班，也还是不能有效地回答写作是否可以教授的问题。要说福克纳和菲兹杰拉德从来也没有得过艺术硕士学位，那就太离题了。暂且搁下不谈小说家们和短篇小说作者们喜欢和凡人一样多吃多喝，而且乐于在他们致力于一己的创作时，寻找到资助金。因为对于20年代的作家，巴黎的汇兑率对他们有利，30年代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支持，还有到好莱坞去的淘金潮。近年来，大学便成为创作作家们的公共事业振兴署了。

卡弗本人就是这一新制度的产物，他在依阿华大学作家创作讲习班和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尔后则以教书为生。他这样做是为了需要，但他对担任这样的任务觉得不惯。他做这些只是为了谋生，因为教书比他做其他活计来得容易——他在锯木厂、医院工作过，担任过加油站的服务员、看门人、递送员和教科书编辑。虽然对绅士派头的职业有所铭感，不过他也真正看不到为什么有写作天赋的人必须有能力教书。而且他十分腼腆，一想到要面对全课室的人，便使他胆怯。在那些他必须去教书的日子里，他会忐忑不宁，好像他自己就是个面临期终考试的学生。

同其他驻校作家一样，雷还须在创作课之外，担任若干英语课。其中要教的有“短篇小说的形式与理论”，这是雷从研究生英语课程表中继承下来的。他在这些课程所用的方法，是每星期由他指定一本他喜欢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当代和19世纪的作家及翻译过来的作品。我们要读这些指定的书并讨论两个小时。弗兰纳里·奥康纳、契诃夫、安·比蒂、莫泊桑、弗兰克·奥康纳、约翰·契弗、玛丽·罗比森、屠格涅夫，还有更多的契诃夫短篇。（他钟爱19世纪俄国人的作品。）一上课，雷就说几句如“好吧，朋友们，你们是怎样喜欢尤多拉·韦尔蒂的？”较之讲课，他更愿听人谈论，他也会朗诵一些他爱好的段落，谈谈他选中的书里喜欢的章节。他处理那些有特征的地方，不离原作，最后谈到他自己受感动的片段瞬间时，他的不安就离开他了。

有一学期，一位十分认真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光临了这一课室，他发现整屋里大部分坐着的是些作家。当时，那个英语文学系就像全国许多大学的英文系一样，已经成为理论家和人文主义者之间鏖战的场所，后结构主义把校园压得够呛。经过几个星期卡弗对文学那种漫游与印象式的对待，那位年轻的理论家就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这一课程的名称是短篇小说的形式与理论，可是我们只是坐在这里读作品。形式与理论又在哪里？”

雷显得有些苦恼。他点点头，深深地吸了口嘴上的纸烟。“好，这是一个好问题，”他说。停了长长一会儿，他又说：“我相信这里的要点是我们读了些好书，而且讨论了这些作品……然后由你自己形成自己的理论。”说完之后，他浅浅一笑。

作为教创作的老师，卡弗也显得有种说话点到即止的习惯。他认为使任何人失去写作的信心，这不是他的职责。他说一个人要成为作家，须经过各种磨难，已经足够使人灰心丧志了，所以他完全根据一己的经验，加以阐释清楚。批评一如虚构小说，对雷说来是种移情作用，是使自己穿上别人的鞋子。他不能理解那些专写消极评论的作家，有一次他因为我写了这样的评论而呵责了我。他相信虚构小说和诗是两项兄弟般友好的事业。在极少数为雷提到他所不喜欢的人当中有一位诗人，因为雷的汽车走到盐湖城时发生了故障，那个诗人却不愿借他50美元去修车；此外还有攻击他作品的两个评论家，以及那些攻击他朋友的作家们。

对于一个害羞的人说来，卡弗那种爱集体的精神是惊人的。他同几十个作家、学生以及狂热爱好他作品的人保持通信。他写推荐和鼓励的信件，帮助别人获得工作及资助金，找到编辑和代理人以及代寻那些需要陪同他们首次去出版社出席改稿讨论会的朋友。

有一天，当我责问他对我认为的一个交出低劣作业的学生太宽容时，他给我讲了个故事：不久前他担任一次有声誉的小说竞赛评判，那位得到一致同意的获奖者——此人的作品后来也引来了许多称许——竟是二十年来也许是他的一个最低劣、最少希望的学生。“如果当时我没有鼓励她，她会有今天吗？”他说。

他最最严厉的批评惯用语是：“我想你最好把那事忘掉。”意思是：我猜想，一个人要到帕尔那索斯，路上必须走过一些丑陋的荒原。如果能随着卡弗的做法，班级和讲习班都会完全由学生主持，但是要他首肯什么，他会把甘愿缄默不语看得更为宝贵的。(www.daowen.com)

有次，他坐在创作讲习班里，听人朗诵一则又长又古怪的故事：据我记得的，这故事叙述两个根本不相同的角色，放在一起，先是谈情说爱，最后结了婚。经过几次创业失败，他们决定开一家饭馆，对开店的筹备工作，加意描写，极为详尽。饭店开业之日，一群持手提机枪的恐怖分子冲进店来，把店堂里的顾客都打死了。故事就到此为止。在这烟雾迷漫的讨论室里差不多每个人都发表了对故事情节不满意的意见，之后，我们都转向雷。显然他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轻声地说：“是呀，有的故事需要一支手提机枪。”这一回答看来似乎使那些认为故事有问题的人满意，也使作者满意。就这样有效地消除了这一尴尬的局面。

我的第一学期，雷不知什么缘故，忘了记下我在创作讲习班的学期分数，我向他指出了，于是偕同他到英语文学系办公室去改正这一情况。“你真做了些优良的习作，”他说，通知我可以得到一个“优”。我对自己很满意，但当雷打开分数册，在我姓名旁写了个“优”，而下面整整一栏也都是同样的分数时，我就多少有点泄气了。显然，每个人都做得很好。在创作讲习班里，他对每个故事都重视——把每一个都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物看待，可能有些小毛病，或是有残疾，但是这些都能够得到爱护或训练，从而恢复健康。

虽然雷一贯鼓励，但如果他知道批评受欢迎时，他也能变得苛刻严峻。有幸的学生便遵循卡弗在自己无数草稿中所用的那种程序，修改故事。原稿退回时，布满着卡弗的删改、替换词语、提问的记号和吹毛求疵的质问。我曾经一稿先后七次交给他，他至少花了十五或二十个钟点来加以修改。他是个细致的萦绕于怀的逐字逐句的编辑。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差不多成了一个固执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因他的坚持而变得逐渐高了起来。

有次我们用了十分到一刻钟，辩论我用的那个“土地”一词。卡弗觉得这应该是“场地”，同时他认为这是值得彻底讨论一番的。这一交换意见简直无法估价，我在工作时会常常想到。后来卡弗自己在当年他写的一篇文论中讨论他的恩师约翰·加德纳的影响时运用过同样的例子。“场地是场地，”他会说，“意思就是‘场地’是泥土尘埃那一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说‘土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字会派生出别的意义。”

小说家约翰·加德纳是雷的第一个写作老师。60年代，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洲奇科州立大学相识。雷说他在一生的写作生涯里，都能感觉到加德纳在他肩后看着他写作，对于某一些字、一些措辞及写作方案，是许可还是不许可，判定那些不适当的描写。他说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有些像是文学的良心，是你耳中听到友好的批评的声音，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有颗良心，但是嗫嚅着。）

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年，卡弗才和他的老师重逢，加德纳住在离锡拉丘兹不到百里远的纽约州宾哈姆顿教书。加德纳肯定他的作品，他认为是十分宝贵的。1982年春天，我碰巧在雷的家里有几分钟的停留，那时他听到加德纳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丧了生，他神经震颤得简直不能平静地坐下来。我们在屋子周围及屋后散着步，他不绝地谈着加德纳。

“这以前，我甚至不知道一位作家长得什么样儿，”雷说。“约翰长得像一位作家。他有那样的头发，就像是一顶经常戴着的便帽。我学着模仿他走路的样子，他惯于让我在他办公室里工作，因为我没有一块安静土可找。我看遍了他的文件夹，把他的小说题目偷偷地用在自己的故事上。”

他一定理解，我们这些不懂羞耻的人都从他那儿剽窃，我们是指锡拉丘兹、依阿华、斯坦福以及国内其他创作讲习班的学生，看来，几乎人人都在使用雷蒙·卡弗用过的那类题目，如《你嫌我抽烟吗？》或是《亲爱的，这个怎么样？》来写和发表短篇小说，他当然不希望看到毫无独创性的复制品，但他知道这种模仿多半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声音。

我邂逅卡弗，是他乐意称作他的“第二生命”将近开始的时候，在他戒酒以后。我听到一些关于坏老头子雷的故事，那些他喜欢讲的自己的故事。当我会见他时，我以为作家都是熠熠生辉的疯子，他们喝太多的酒，开太快的车子，散发一页一页才华横溢的文稿，沿着他们命定的轨辙走下去。也许有一时期他也是这样的。在他那篇《火》的散文里，他写道：“我理解所谓作家，是一批星期六不在自助洗衣店消磨时光的人。”有人当场看到过海明威在洗衣服吗？不会，但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会这样干。同样，那位卡弗爱戴的契诃夫也会。在课室里和书页上，卡弗多少传播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现在即使在文字的王国里也有洗刷污垢的洗衣店了。

这里并不是说，雷也消磨许多时光在自助洗衣店里，命运一直善待他，终他一生，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经常为之感恩不浅的。但是听到一位美国散文大师打字机的敲打声就在街那边响着，邻居们在扫落叶，孩子们在掷飞碟玩儿，群犬还是过着狗样的生活——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堂课，不用管什么隐藏的神秘潜伏在那颗创作的心灵里。他总是执著于这一行业唯一的秘密：你得奋斗，才能得到拯救，找到一块安静地，天天埋头苦干，以免被淘汰。于是我去看望他，一起喝杯咖啡，或者同他一起去看一场球赛，或一场愚蠢的电影，对他不愿在教室里讲的某些有关写作生涯的有害传说提出点看法——虽然他有时也会提到那些传说，如果他认为有助的话。当我们首次在纽约相识之后，他感到有责任在一系列出色的信件中，对我提出忠告，一年后我便到纽约州北部地区成为他的弟子。

读柏拉图的谈话录，人们最终认识到苏格拉底的自我贬责其实是种策略手法。然而，雷的谦恭却是十分恳切的，不自觉地出自内心，是他一桩最为令人惊讶的事实。他问一个学生“你怎么想法？”心、里就是想知道实情。这看来是少有的，令人鼓舞而又启发人的态度。他一己的意见表示是那样的小心翼翼，使你知道这些话是经过了多么谨慎的衡量。

对一个自称不爱教书的人来说，卡弗对他众多的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当然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听到别人讲过同样的话。

我还是把头歪在一边，俯身向前拼命捕捉他的声音。

冯亦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