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统的美国女作家，汉语名字为汤婷婷，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其父母于30年代自中国农村移居美国。她1962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檀香山任教。1976年她的《女战士》问世，得到美国文学界的好评，并获同年美国“全国图书奖”。1980年《中国人》出版，又受到极大的重视。同样的人物、主题和意象在这两部著作中出现，她说这两部作品是“一部大书”。不同的是《女战士》着重写妇女，而《中国人》的主要人物都是男人。两书都以漂洋过海的美国华侨为题材：他们在国内和国外都历尽艰苦，特别在美国还受到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和迫害。

美国评论家琳达·考夫曼认为金斯顿的这两部作品是“巧妙地把不同的大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世纪编织在一起的、叫人眼花缭乱的挂毯，其中穿插着历史、神话和传说”。事实上，金斯顿的这两部著作绝大部分材料都是听她的长辈，主要是她的母亲，讲故事的时候得到的。这些故事中有她的祖先在祖国和海外的经历，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戏剧的情节。换句话说，她的原始材料就包括现实和虚构两个部分。对于我国的读者来说，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我国的华侨在美国的生活和在建设美国中的贡献的那些资料，因为反映这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在美国文学中很少，而在我国的文学中也几乎是空白。作者所描写的那些情节虽然得诸传闻，却是非常可贵的。作者的聪明之处是在她运用那种娓娓而谈的文体成功地弥补了她缺乏亲身经历的不足。至于那些使西方评论家大开眼界的我国的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等，在我们看来，也会有亲切之感，因为这些穿插正好反映了老华侨和华裔美国人对祖国的根深蒂固的热爱。

这里介绍的《内华达山脉的爷爷》是《中国人》书中的一个部分，可以作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看。从中可看出这部作品与一般流行的渲染东方情调的炫奇式作品有所不同。

从前，列车在空中穿过。房屋颠簸，阁楼上的灰尘被震落下来。有时候，两列火车平行地朝相反的方向驶去；铁路职工行走在倾侧的车厢顶上，从一列火车上跨到另一列火车的背脊上，随着开向相反方向的列车远去。他们朝着末节车厢走去，而列车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或者，他们朝着机车头走去，在他们的脚下，列车同时也在向前方奔驶。流浪汉们沿着列车紧跑一阵，然后抓住脚蹬梯，翻身登上列车。我早晚得学会那种上车的方式，看准一节棚车，跑步抓住脚蹬梯，向上一跃，闪进开着的车门里。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就会顺顺当当地下车。那些逃走的淘气孩子就在这样跳车时失去了大腿。列车轰隆、轰隆地飞驶而过——活塞像胳膊肘和膝盖，有节奏地重复来回。煤块从煤车里掉落下来，母牛从牲畜车的板条缝间向外看。一节节棚车上的字几乎连成句子——水垫、佐治亚快车、鹰线——接着阳光突然又充满窗户，沼泽地又开阔起来，长着灯心草的沼泽地像波浪那样起伏。这座城市从前就是以沼泽地命名的。红翅膀的（黑乙）鸟、松鼠都来到这儿安家落户。我们孩子跑到铁轨旁，找到了先前放在那上面的铁钉。火车轮子已经把它们压成了闪闪发亮的刀子。

偶尔，大人说：“你的爷爷修了这条铁路。”（或者：“你们的爷爷们修了这条铁路。”根据具体情况使用复数还是单数。）我们孩子们都相信，就是这条铁路，就是这些火车，就是经过我们屋子前面的这些铁轨，我们身材高大的嫡亲爷爷亲手把这些枕木固定在地面上，浇铸了这些大头道钉，然后不停顿地敲打，打得钉头延伸开来，对他来说，那些道钉就像小铁钉差不多。正是爷爷修了铁路，火车才能在那条侧向我们的街道上雷鸣般地从我们头顶上越过。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叫做斯托克顿的地方。太平洋海岸上只有斯托克顿这座城市有三条铁路线，分属圣菲公司、南太平洋公司和西太平洋公司。三条交叉的铁路线上都挤满着大批大批的流浪汉。有几回，火车停站，母牛彻夜哞哞地叫，牛群拥挤不堪，牛蹄绊来绊去，撞在木板上发出响声。

爷爷遗留下来一条传达他的信息的铁路：我们得上艰苦的地方去。坐上火车，到那重要的地方去。万一遇到危险，火车随时都为我们准备着。

铁路工人把铁轨一节节拆开，搬走。他们一去不再复返。我们家把四方形的枕木挖起来，把它们滚落到山脚下的家里。我们还搜集道钉。我们用枕木当凳子，围院子，做栅栏的底子，还用来铺路面。道钉也迟早会有用处的，可以做镇纸、杠杆、楔子和凿子。我确切地知道了枕木的重量和道钉的大小后，感到很快活。

餐厅里，在奶奶的画像旁边，挂着爷爷一张同样大小的画像。另外一张是战神和文学之神关公的画像。爷爷和奶奶的嘴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看上去，他们好像用嘴在拉似的。我的嘴也感到了他们嘴角上的拉曳力。在我们家的照相簿上，祖父穿一件大衣，着西式皮鞋，可是露出脚踝，他也没有刮脸。也许由于他不肯为日本人带路，要不，就是他生性迟钝，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日本兵用刺刀刺过他的脑袋，他从此就邋邋遢遢了。

照相师定期到我们村里来。他摆上一架古式钢琴，几盆树，一张华丽的桌子，桌上堆着一些大开本的硬面书，一块风景画布，画布上画的是花园里的曲径，以及形形色色的全景。他把古代官服、西装和帽子借给顾客。一位婶子把一本书缚在那个残废的堂兄的手指上，绳藏在袖口里，看上去他似乎拿着那本书。全家人匆匆忙忙地从衣橱前走到镜子前，不给爷爷做任何说明，瞒着爷爷。照相本里，有些合家欢照片，奶奶居中，全家人排列在她的两侧或者身后，二太太们则排在两端，没有爷爷。奶奶的耳环、手镯、戒指都涂上了翡翠色。其他的人和物都是黑白的。奶奶的一双小脚匀称地并在一起，旗袍的下端露出一对球。没有人为爷爷做准备，我妈感到生气，她把大衣往他的睡衣上一披，大声叫喊：“等等！”接着她撺掇他走到阳光底下，对他说：“快点。”他紧跑过去照相，大衣摆动着。她本来会让他钻进人群，像一个偷看的精灵似的被拍进照片。可是奶奶把他从人堆里赶了出来。“这多浪费胶卷啊，”她说。他总是一个人出现，下巴上长满了银白色胡茬子。他的身材瘦削，有一双笔直向前看的眼睛。每当我们孩子讲到身上穿大衣、可大衣里面赤身裸体的人时，就是指爷爷，阿公。他一定把大衣突然拉开过——里面没有穿裤子。

愿意听祖父说话的只有妈妈一人，所以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那儿，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的。他喜欢讲述自己的金山之行。阿公人并不精明，可金山他去过三回。要是由他自己做主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待在中国国内，逗逗娃娃，要不然，很可能一旦到了美国，就待在那里，可是奶奶硬逼他先后离开中国和美国。她说：“你去挣钱，别待在这儿吃闲饭。”她后来又说：“你回家来。”

妈妈干活时，阿公就坐在敞开着的房门外面（在那个时候，男子是不能独自去看望一个品行端正的女子的，除非他娶她做老婆）。爷爷看见妈妈坐在布机前，就端张椅子跑过去。阿公告诉她，他发现过一个美好的国家，实实在在是个金子的国家。他本人在那儿弄到过两袋金子，他用其中的一袋打了一只戒指。他的妻子把它给了他们的儿子，作结婚戒指。“你手指上那只金戒指，”他对我妈说，“就证明了金山是存在的。我去过那儿。”

爷爷还有个奇怪的地方，每当大地晃动，他就能听见有劈劈啪啪、乒乒乓乓的声响，还听见有枪炮声。地轴上的齿轮发出爆裂的声音。当年，他听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人在欢度新年，爷爷循声而去。结果，正碰上内华达山脉中大爆炸。（佛门有训：最难以捉摸的必定正是你所追求的；聆听最遥远的声音。）初次见面，太平洋中心公司就决定录用他。中国人都有爆破的天才。而且，在一个新兴国家里，缺乏工人从事建设。战场上传来隆隆的炮声，那场战争将决定黑人是否继续无偿地劳动。

同往常一样迟钝，阿公到那儿时已是春季。工程是于1863年一月开工的，那个雇用他的洋鬼子朝那些长着罂粟的小山东面的高空指指，分派给阿公的第一件活儿是砍伐一棵红杉。这棵粗大的红杉足以剖成三四根房梁。分配他砍伐的那棵树枝条横生。每一根大树枝都像是一棵小树。阿公绕着这棵树转了一圈。从哪儿下手呢？没有哪一面树身看上去是适合砍伐的，也没有哪块地面看来适合放置倒下来的树。他对准自己选定的那一面树身挥起斧子，几乎砍了一整天。当砍进树身差不多有一半时，他学着其他伐木工的样子，走到树身的另一面，在高于原砍口的部位猛砍一阵，直到不得不避开。这棵树摇摇晃晃，慢慢地倒向地面，像头绿色的野兽，吱吱嘎嘎地发出刺耳的声响。他吓得忘记了自己该喊声什么。树枝几乎没有折断，大树倒地后又反弹起来，跳了几下，树枝在地面上伸展出去。大树枝没有枯萎，也没有折断，似一片小树林。他砍削了所有的枝条。躺在地面上的树干就像一具长长的红色躯体，砍口像正在流泪的盲眼，树液从其中流出来。最后，它终于停止了挣扎，阿公把原木送上锯木架，准备烟熏日晒，加工处理。

他参加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的人轮流挥舞斧子，可是并不互相砍杀。他们用黑色炸药炸掉树根，“就像拔牙，”阿公说。他们还把黑色炸药埋在整棵树的根部。并不是听到爆炸声的同时，而是在这以前，那棵树一下子腾空而起。它笔直扎下来，接着向前冲去，树皮、树枝炸得支离破碎。那棵树干大得足够在树身里雕出一幢房子。伐木工人用自己的身子量从土里炸出来的乳白色树根。那些树根看上去像爪子，长在圆球上的爪子。树干上待了一百多人，有的站，有的坐，他们还把一辆马车搬上了树干，拍了照片。洋鬼子们也照了相。

由于这些山脉里都藏有金矿，阿公就跑到树穴边去寻找金矿脉和矿石。他拣了一批光泽最亮的石头，准备日后拿去三藩市试测含金量。每当阿公到山涧饮水，看见有闪光时，他像鸭子一样扎下水去，有时候，那只是太阳和涧水的闪光。连污泥也会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

阿公每天的工资是一块钱。碰运气的人开了工资就去赌博，可阿公记性不好，记不住赌博的规则。到目前为止，这活儿还能忍受。阿公自己说：“这活儿我能干。”

白天，阳光明媚，天空蔚蓝。微风骀荡，高山气象庄严。夜晚，天上的繁星就像钻石、水晶、白银、雪花、冰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钻石，也没有见过雪花和冰凌。春逝夏至，他躺在天空下，看星星的排列，按照中国的方法辨认星座。这儿——不是星团，而是银河。还有那儿，银河的两侧，是大鹰座α星和大琴座α虽，也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牛郎、织女遥遥相望。他看到星星之间浩瀚的蓝黑色夜空，寂寞得心都碎了。他正在修的铁路绝不会送他去与亲人团聚的。他一下子从被窝里跳起来：“看啊！看啊！”其他中国人都被他从梦中惊醒，跳将起来，出了什么事啦？雪崩？印第安洋鬼子？“星星，”阿公说，“那两颗星在那儿。”“又有个中国人发疯了，”人们抱怨道。“有个人患梦游病了。”“睡觉去，梦游病人。”“那儿，还有那儿，”阿公说道，两只手指向天空。“织女星，牛郎星，你们没有看见吗？”“患思乡病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说着把毯子蒙在头上。“你们以前不知道它们在这儿吗？我早就可以告诉你们，它们在这儿，和中国的一样。同样的月亮，为什么星星就会不一样呢？”“不对，这些是美国的星星。”

阿公假装有个小女孩在听他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起了织女和牛郎：很久很久以前，牛郎织女下凡，两人相遇，一见钟情，结成了夫妻。他们不但没有越来越感情淡薄，而是生生世世相亲相爱。他俩非常幸福，梦想变成一对白鸽，或是连理枝。后来，他们回到天上居住。两人非常恩爱，无法安心工作。于是，王母娘娘就用自己的银钗在他们之间一划，划出一条河——像银河一样宽的河。这对情人感到痛苦万分，不过，织女却从此专心织布而牛郎则安心放牛了。玉皇大帝对他们产生了怜悯之心，降旨允许他俩每年相会一次。每年阴历七月七日（阴历七月七日并不等于阳历七月七日），喜鹊架起一座鹊桥，让牛郎织女过河相会，一年一度共度良宵。分离时刻来临，织女声泪俱下，天上降下了夏季的滂沱大雨。

阿公找到牛郎织女星以后，使他除了盼吃饭、喝茶以外，还有别的盼望。每天晚上，他找到天鹰座α星和天琴座α星以后，就目测两颗星星比上一天晚上靠近了多少。他在大白天则观察喜鹊，这种鸟羽毛黑白相间，身躯像个球，圆滚滚的，长着一对大翅膀。喜鹊是受欢迎的鸟，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指望。在这荒野里，阿公找到了两个亲密的伴侣：喜鹊和星星。牛郎织女相会那天，他看不见一只喜鹊，也听不到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有几只长有黑白色羽毛的鸟儿在头顶上飞翔。它们可能是美国的乌鸦，也可能是去迟了的喜鹊正在赶路。尽管有人取笑阿公，可在牛郎织女相会那天，他可不是用水壶、瓶子或者饭盒贮水的唯一的中国人。那天的水永远不会腐败，而且有治愈百病的功能。古代，山神就是用这一天的水来喷洒在尸体上，使他们起死回生。那天晚上，没有女人点蜡烛，点香，烧节日菜肴，阿公看到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他还朝他们鞠了一个躬。阿公还看见在织女星旁有两颗小星星，那是这对情人的两个孩子。架在银河上的桥，一定是由喜鹊的扑动的黑翼、长着半透明的双翼的天使和小仙女搭成的。临近清晨时，阿公被雨点惊醒。他把毯子拉进自己住的帐篷里。

第二天，尾巴像扇子的橙黄嘴的喜鹊飞回来了。牛郎织女又开始分离了。又是一年的放牛、织布。阿公只得再找点其他什么来盼望。到铁路竣工时，牛郎和织女一共相会过六回。

悬崖峭壁阻止了铁路向前延伸。筑路工填沟架桥。他们爬到开凿隧道或者架桥地点的上方，相互用柳条筐把人送下崖去。柳条筐的周围涂写有表示吉祥的字句，写上了吉祥的字句柳条筐就更坚固了。阿公身子瘦，体重轻，理所当然地成了柳条筐工。有些柳条筐工人是些十五岁的男孩。阿公光着脚丫爬进柳条筐，免得他那双用来踩蛇的皮靴把筐底踩穿。柳条筐摇摇晃晃地打转。阿公见世界在脚下急速地晃动，这挺有趣，给人一种冷飕飕的新鲜感觉：正在干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挂在寂静的天空中，阿公脑子里翻腾着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假如有谁不想再活了，他只须割断筐绳，或者，更为简便的是，只须倾斜柳条筐，筐倒人坠，从此便可以解脱忧虑。他可以平伸双臂，让空气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托住自己，接着他就往下坠，越过兀鹰、秃鹰和山鹰，最后刺穿在红杉树顶上。在那样高的地方，阿公既没有看见神，也没有看见牛郎和织女。尽管他的脑袋并没有碰到天空，他还是跪在柳条筐里。深渊中石屑像针一般地从柳条筐缝隙里刺出来。在阿公与空气中间，除了纤细的柳条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一阵阵疾风，把轻飘飘的柳条筐刮得直打转。“啊呀，”阿公呼喊一声。风从筐底下吹出来，吹得柳条筐上下晃动，附近的柳条筐转到一起，然后又分开。他和身旁筐里那个人互相看看对方的脸，哈哈地笑起来。他们当初也许还是去马来亚采集燕窝的好。在那儿高空作业的工人们说，情况更差。鸟儿对他们又叫又抓。柳条筐晃到峭壁前时，阿公站起来，抓住峭壁上的一根细枝。他挖了许多炮眼，然后填入黑色火药和导火线。他干得不太快，也不太慢，正赶上平均速度。柳条筐工人们互相发出了点燃导火线的信号。阿公一根接一根地擦着火柴，燃过的火柴被他扔到筐外去。导火线终于燃着了。他挥挥手，崖顶上的人就一把一把地把阿公拽上去，滑轮吱嘎吱嘎作响。一溜柳条筐支架，就像绞刑架一样矗立在山崖边。“快呀，赶快！”他大声喊道。性子急的人干脆抓住绳索往上爬。崖顶突出的岩石上已经打扫出一条路。阿公跑到那儿观看爆炸。所有的炮眼几乎同时砰地爆炸，好像两军对阵，炮声隆隆。阿公把自己的筐架移到峭壁的另一处地方，带了几袋火药，又坐了柳条筐下去进行另一次爆炸。

这回爆炸时，有两个人被炸死了。其中有一个给震得昏了过去，要不就是给炸死了，一声也没吭就掉了下去。另外一个尖叫一声，手脚乱动。阿公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他希望自己的手臂长得能伸下去，抓住那两个人。好一阵子，那两人就像铅球一样直往下坠落。两个柳条筐和一顶牛仔帽的碎片四散飞出去，然后歪歪斜斜地飘落。风能够吹得鸟儿改变飞翔的方向，使得它们撞到山上，可是却没能把他俩托住。阿公在心底里祝愿那个还没有失去知觉的人能够坠落得更快一些，一死了事。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绳索不放。要让他松开双手，继续干活是困难的。“事故不可能接二连三地发生，”柳条筐工人们再一次下峡谷时说。“我们的运气是很好的，最安全的一趟可能是紧挨着事故这一趟。”他们跑到自己认为最为满意的柳条筐旁，试了试滑轮，在滑轮上加了点润滑油，又提醒一声滑轮工人别忘了信号，然后，又被下缒到半空中去了。

还有一回，阿公再一次被缒下峡谷底。那个地方得清除干净作架柱桥的基础。有个人掉下来了。他的面容，阿公看得清清楚楚。在坠落到地面前，他还未被吓得昏死过去，双手在空中乱抓一气。想必在坠落过程中，他的胃和腹股沟都感觉到在往下掉的。那天晚上，尽管是躺在平地上，阿公却在坠落的噩梦中惊醒。他听见其他人也在睡梦中大声呼喊，可并没有亲切的女人拧他们的耳朵，拥抱他们。“没什么，那只是一场坠落的噩梦，”他自己给自己宽心说。

峡谷对面，在离开阿公很远的地方，一长溜筑路工人在旁边一座山上干活，像蚂蚁搬山似的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他们都掉下去了。阿公像上帝一样俯视着人们像一把撒出来的碎石那样滚动着，弹起来，滑下山去。可阿公看不见他们的面容，也听不出他们的叫声。

每当有人掉下峡谷以后，兀鹰就围着那个地方打转，连续好几天都不散，提醒人们那儿有个人死了。工人们把大堆的石头、树枝扔下山去，把尸首遮盖起来。

高山峻岭变了模样。筑路工钉起了桥梁支撑。由于使用大铁锤的危险要比爆破小得多，他们有点闹着玩了。他们坐的柳条筐划着大弧形飞坠直下；他们把拴在柳条筐上的绳索先拧起来，然后放开，让柳条筐像陀螺那样旋转。

秋天。秋风一阵紧似一阵。人们只得暂缓柳条筐作业。云块同时向几个方向飘动，工人们用手指着一阵阵尘旋风，好像它们吹得嘴都扭起来了。万物皆动，无休无止：衣服不停地飘动，头发在动，袖口鼓了起来。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快得不容阿公有时间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尘旋风刮得他喘不过气来，刮得他转不出念头。来自三藩市的运粮车队送来了帐篷，用来补充被尘旋风刮走的。他们用高空作业时使用的中国柳条筐运来了牛仔服、长内衣、莱维牌裤子、靴子、耳套、皮手套、法兰绒衬衫和外套。他们把免皮、鹿皮缝制成衬里，把牛仔帽的宽边遮在耳朵上，与耳套系在一起。尽管如此，怒吼的狂风刮进人的耳朵，刮得人根本无法动脑筋。

筑路工人在大山里挖掘隧洞时，白昼变成了黑夜。高山替他们挡住了风，可也挡住了亮光和天空。阿公使用十字镐在山里挖掘。尘土透过印花大手帕塞满了鼻孔。他把土块铲进推车，然后把车推到毛驴进得来的地方，由它拉到隧洞外面去。阿公盼望着能快点轮到自己推车，这样就能到离洞口近点的地方去。眼前一片漆黑，鼻孔都堵塞了。阿公猛烈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他得在黑暗中挖一千英尺，才能与在另一头挖的人相会。为了在柳条筐里来回晃悠，他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倒不如当初下锡矿去干活了。收工后，阿公从隧道口出来时，早已忘了究竟应该是白天呢，还是黑夜。他擤了十五回鼻子，才擤出了干净的鼻液。

隧洞里最容易挖掘的是土层。在土层的下面，工人碰上了花岗岩层。阿公的十字镐落在花岗岩上，震得他骨头酸疼，牙齿格格响。他挥起大铁锤砸下去，一直到头盖骨都感觉得到这股震力。在他们面前，形成了千百万年的群山紧闭着，连砸也砸不开。阿公说：“人应该用比肉还坚韧的材料造成。”他说：“皮肤太软了。我们的骨头里也应该填满钢铁。”他先是小心谨慎地把大锤高高举起，竭力不让它把自己拽得后退。然后，让大锤向前重重地砸在岩石上。那座灰墙纹丝不动。他凭气力和意志反复向一块岩石的同一个部位砸去。石屑乱飞，火星四溅。各处的花岗岩看来都是一个样的，没有哪处比较软，或者比较容易砸，都是同样坚硬的灰色岩石。他学会了让手掌向前滑向锤把，举起锤头，然后，手往后滑去一转，这样正好转一整圈。锤打，锤打，锤打。他要像耗子那样把那座山咬穿。他的眼睛看不清，鼻子闻不到，耳朵里充满了铁锤的击石声。这岩石是货真价实的。他想，岩石是货真价实的，可不比云雾，它看上去好像很神秘，当你穿过云雾的时候，那儿什么也没有了。连续砸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工头一丈量，才挖进了一英尺。挖隧洞的工程日日夜夜地在进行。工人们工作八小时，然后休息八小时，十八条隧洞同时开掘。哪怕是在睡梦中，阿公也都能听见其他的工人在地下工作。有节奏的打锤声，使他想起了节日和收获季节。在酣睡中，阿公还听见女人们在剁肉馅，还听到推磨的声音。

穿着老板服的那些洋鬼子偶尔也来隧洞走走，用码尺丈量后摇摇头。“快一点，”他们说，“快一点。中国人干活太慢，太慢了。”“嫌我们干得慢，”中国人嘀咕着。在脚手架顶层上的人让几块石头掉下来，让一把锤子掉下来；洋鬼子的头边、脚旁，到处缠绕着绳索。在洞穴里的中国人嘟嘟嚷嚷，四肢屈着，眼角里冒出怒火。平常，是没有什么事情打岔的。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总是挖掘同样的花岗岩。

阿公在花岗岩上凿了三年隧洞，才懂得了地球是挪不动的。人有变化，人要死亡；气候会发生变化，但一座山同时间一样天长地久。在几个世纪里，在一万世纪里，这座山的形状不会发生变化，世界是一个静止的，静止的地方，时间是不动的。阿公在隧洞里干活久了，学会在黑暗中辨认出好几种色彩。当他跌跌撞撞走出隧洞时，他想谈谈时间。“我感觉到了时间！”他说。“我看见了时间。我看到了货真价实的东西。我看到了时间。时间不再移动。如果我们把山挖穿了，挖空了，时间也决不会移动。你们翻译应该把这个告诉外国佬。”

夏季又来了，但自从在这儿度过了头一个夏季以后，阿公再看到牛郎织女星时，不再那么怀念家乡了。他现在结识了一些在这个国家居住了二十年、三十年的人。牛郎离开他妻子一年，根本不算什么了。他比较有耐心了。牛郎、织女二星会相会。而且，明年他们还会相会。可阿公到了明年仍然见不到自己的家人。牛郎织女相会一星期以后，阿公与其他人共度孟兰盆会（阴历七月十四日）。从三藩市和萨克拉门托开来的供给车拉来了西瓜、鱼、肉、蟹和腊鸭。“来啊，亡灵。来吃吧。”他们先把全部食物摆设一会儿，然后，再以死者的名义受用了供品。

在他们砸花岗岩的第三年上，有个洋鬼子发明了甘油炸药，打算让筑路工人试用。自从多次发生土崩以后，他们早就不在隧洞里使用黑色火药了。洋鬼子们说：“甘油炸药比黑色炸药更为精确。”他们看着一个洋鬼子科学家把硝酸盐、硫和甘油搅拌在一起，然后用手指轻轻弹这黄色的油。只听得一声爆炸，洋鬼子科学家的手指头被炸掉了。阿公当时坐在草地上看爆炸。他先是看到坐在他前面的人跳得很高，高得叫人难以相信。然后，他感到仿佛被某个巨人用一只无形的手使劲一推，就往后倒下去了。轰隆声打破了山中的寂静，就如恐怖的感觉在胃、胸腔和腹股沟里爆炸开来。可谁也没有受伤。他们站起来，又高兴，又惊奇，看看周围，琢磨着自己是怎么倒下去的。大家一起观察了爆炸面，甘油炸药的威力比黑色火药要大得多。阿公感到有人用胳膊肘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似乎是什么好心肠的人要把他推到安全的地方去。“一眨眼，我就坐在你旁边了。”“啊呀，要是我们刚才坐得再近点的话，那就都没命了。”“要是人呆板一点的话，我们就都给炸飞了。”“一只拳头。”“一只手。”“刚才我们就像杂技演员那样一下子跳了起来。”第二回，阿公平躺在地上，那阵爆炸隆隆在他身体上滚过去。

他对爆炸声总是感到不习惯。每一次爆炸都叫他大吃一惊，即使是他自己安上的导火线，看着它燃烧，事先也知道快要爆炸了，但一听到嘭的声响，总是胆战心惊的。随着爆炸声，阿公脑子里的胡言乱语，劈劈啪啪、乒乒乓乓的声音，消失了。爆炸声就像是过新年时的爆竹，炸去了内心的一切疑问和想法，他能开始成为一个新人了。在爆炸过程中，他无须再忧心忡忡。爆炸吸引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小山炸成石块和尘土，飞上天空。火星、火焰、石屑、石块骤然腾空而起。这一切并不是与隆隆的声音同时发生的，而是在你听到声音之前发生的。——爆炸声是单独传过来的，因而，把爆炸声视为爆炸信号是毫无用处的。

地貌马上起了变化，溪流改道，山岩的面貌显露出来了。阿公发现要记住爆炸前的地形很困难。甘油炸药在东部内战之后才发明，实在是件幸运的事情。

由于在施工中使用了甘油炸药，工伤事故增加了，筑路工人伤亡的方式也增多了。可是，要是不使用甘油炸药的话，那得多干五十年，铁路才能完工。硝化甘油在马背上受到震动或者掉下来就会爆炸。一个人要是口袋里装有硝化甘油，他摔一跤，炸药会把他炸得血肉横飞。有时候，哪怕你仅仅是站着没动，硝化甘油也会自燃。人的身体一下子蹦到空中，像木偶一样；阿公看到了，会发疯似的大笑，似乎手臂、大腿还会再黏合到一起。岩石上都留下焦湖的人肉气味。

筑路工人使用动力钻孔机在隧洞里钻掘十五到十八英寸深的炮眼，炮眼里填塞干草和甘油炸药，然后再用沙粒压实导火线。有一回，为了多得几个钱，阿公跑回隧洞去探究为什么有一个炮眼里的甘油炸药没有爆炸，又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原来，那是因为那些导火线燃烧缓慢。一旦爆破了，他就帮助把重达二百磅、三百磅、五百磅的巨大碎块搬到隧洞外面去。

阿公童年时，曾经到道观里去玩过，道观里有九间房间是仿照九层地狱摆设的，转轮上是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男女雕像刺在旋转的刀轮上。一张张痛苦的面容下点燃着蜡烛，阴森森的烛光使突出的眼睛、拉出的舌头、血红的嘴和眼睛、逼真的头发、眉毛和睫毛显得格外可怕。女子被撕裂成两半，男人被大卸八块。阿公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正在受苦刑的人和刑具。阿公已经用十字镐和炸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只不过这里不是九层地狱，而是十八个隧洞，再加上连接隧洞的小径，”阿公说。

有一天，阿公从隧洞里出来，看见山上白茫茫一片。无论是常青树，还是叶子都掉光了的树都装饰一新。到处都是雕塑似的银树和缀有银边的灌木丛。从下雪的地带来的人管冰柱叫“冰筷子”。阿公坐在自己的柳条筐里，顺着山脉往下滑去。白雪覆盖着挖洞的地面、断折了的树、小路、泥土、篝火灰烬、没有掩埋的尸体。溪水在半道上不流了，水冻了。那年冬天，阿公想道，复苏世界，炸破坚冰，烧火融冰，再用鲜血染红，这就是人类的任务。每天太阳慢慢地升起，又慢慢地落下山，他不得不改变这慢得叫人厌烦的状况。他得大声呼唤，以使世界生气勃勃。“岸石，”他试图告诉其他人。“冰块。”“时间。”

炸药的爆炸掀起一阵阵暴风雪，落在筑路工人的身上。耳朵、脚趾都冻掉了。手指粘住在冰冷的银色铁轨上。雪盲症患者跌跌撞撞地走着，眼睛前遮着手帕。阿公帮助修木隧道用来遮蔽线路。掉下来的冰块在隧道顶上乱滚。人们在白雪覆盖下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雪崩封住了所有隧洞的入口，他们从隧洞口进出，就得从里挖出一条通道来，不管是埋在雪里的隧道，还是山中的隧洞。阿公看着伙伴们，暗自思忖，要是来一次大雪崩，就是这些人将和我困在一起。他捉摸着，哪些人是会分享食物的。从前，有一批被大雪困住的野蛮人把死人都吃了。食人者，阿公一边想，一边朝四周扫了一眼。食物并不缺乏。茶水员用威士忌桶送来一桶桶热茶。他暖和一下手脚，把茶杯贴在鼻子耳朵上。有朝一日，他计划着，他要买张装有铁门的椅子，可以在椅子里面放上热乎乎的煤块。喜鹊没有遗弃他，整个冬天待着，在雪地里寻觅食物。(www.daowen.com)

那些慢腾腾地死去的人在咽气前说出了遗言：“别把我留在雪底下冻得梆硬。把我的尸体送回家去。火化后把骨灰装在锡罐里。等你们下山时，把骨灰罐带下去。”“当你们坐上第一班火车回中国时，告诉我的后人，让他们来把我带回去。”“住口，”伙伴们责备道，“我们不想再听到什么骨灰罐呀，死呀什么的。”“你们没有被炸得粉身碎骨，留得全尸入土，还算是幸运的呢。”“蠢人才给自己找痛苦哪，”他们责骂那些伤病员。“如果他们把死人的骨灰带回去，真不知他们的妻子会怎样大骂呢？”“啊呀，就埋在这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这儿可不是小地方，”阿公肯定地说。“这儿是金山，我们正在给土地立标志。这儿的路段都是编上号码的，你的家人会知道我们把你留在什么地方。”然而，没有人听他的，因为他常常想入非非。

春天终于来了。冬雪融化后又露出了去年的景貌：去年发生过的一切，干过的活儿，工作过的地方，丢失的工具，解冻的尸体，有些尸体是站立着的，手里还拿着工具，还有锃亮的铁轨。“记得长气梁叔吗？”“你记得硬颈王吗？”“记得李哥吗？”“还有冯叔。”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没有个准数；有多少人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丧失性命，这并无记载。也许负责计数的是洋鬼子，中国人是不值得记录的。无论运气好坏，死人都给掩埋了，或者藏在他们最后干活的那个工段旁堆的圆锥形的石堆里。“愿他的魂灵再也不做苦役，”他们站在坟堆前说。（在中国，一个伐木者的灵魂无休止地伐木；无论是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人们都听见有人在伐木。）“他的灵魂可能会搭乘火车回家。”洋鬼子科学家说过，这条横跨大陆的铁路线能把西方和中国连接起来。“要是他乘着火车老是在三藩市和纽约之间来往怎么办呢？”“那也不赖嘛，我听说，火车就像是一幢幢装着轮子的房屋。”葬礼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人和洋鬼子都喊：“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他们竭力把铁路筑得笔直，可是没有什么鬼魂坐在轨道上，也不见有什么精灵在隧洞里出没。一阵阵爆破声把鬼魂给吓跑了。

当北斗星遥指东方时，中国人引爆了硝化甘油，鸣枪，庆祝随春天来临的新年。这些砰砰的声音与往常不同，不如往日的爆炸声那么响，也没有一年四季的砰砰声那么多。难道新年那天的爆炸声不应该是最响的，来掩没过去的一年中的嘈杂声吗？但是，如果要造成那么响的爆炸声，他们就得在一次爆炸中用去一年的甘油炸药量。他们布置了一串串环形的和长的连环炮，越炸越快，越炸越响，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响声。最重要的是没有规律的爆炸声——叫人惊奇，惊奇，惊奇。他们没有龙，铁路就是他们的龙。

洋鬼子为了让筑路工人干得更快一些，想出了新的花招：谁铺设完一段长达数里的轨道，谁能搬动最重的石头，就给谁金币；哪个组第一个打通隧洞，就能获得一大笔奖金。在日班与夜班工人之间展开了比赛：中国人同威尔士人比，中国人同爱尔兰人比；中国人同印第安人、洋鬼子和黑人比。速度最快的是中国人同中国人的竞赛。中国人都把赌注押在他们自己的组上。中国人由于配合得当，脑子灵活，再加上需要钱，所以总是获胜。取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供挑选编组的人数最多。每回，阿公所在的组一赢，他积攒的金子就又多了一些。太平洋中心公司，或者太平洋联合公司赢得了该公司所修铁路两旁的土地。

夏季，有一天，洋鬼子官员和中国翻译从一个组走到另一个组，向筑路工人宣布：“我们要给你们增加工资了——每月三十五元，由于你们干得很出色，太平洋中心公司每月给你们加四元。”头脑简单的工人们乐得欢呼起来；多长个心眼的则问道，“到底耍什么花招？”“你们要工作更多的时间，”铁路公司的洋鬼子说，“每班多干二小时活。”在隧洞里干十小时活。“不是十足十小时，”洋鬼子说。“你们有喝茶、吃饭的时间。况且，使用甘油炸药后，这活并不很难干。”他们已经干了三年半了，但穿过唐纳高峰的铁轨还是没有铺好。

工人们议论一班干十小时活的事，他们满嘴都是中国人的骂娘话。“每天多干二小时——一个月要多干六十小时——只加四元。”“抓猪的洋鬼子。”“毒蛇。”“乌龟王八蛋。”“死洋鬼子。”“这样干，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洋鬼子并没有把我们当人。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推派了一批会说英语的人当代表，去和洋鬼子们交涉。但是，代表们都被简单地宣布为捣乱者而开除，并扣去了工资。

于是，中国人冒着被投入监牢，以及太平洋中心公司替他们存在银行里的工资被扣押的危险，决定举行罢工。他们要求每月四十五元工资，一天工作八小时。阿公死记硬背，记住了几个英文字：“每月工资四十五元，每班干活八小时。”他念叨着罢工口号：“白人华人一视同仁，一天工作八小时。”

中国人用棕叶芦叶把大麦和豆子裹起来。棕叶芦叶是为了庆祝五月初五（不是阳历五月，而是六月中旬，夏至）从夏威夷转道三藩市弄来的。通常，你一看红线怎么绕，结怎么打，就能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馅，是咸大麦加卤咸蛋呢，还是豆子猪肉馅，或者是凉糕。阿公把棕叶芦叶卷成杯子，里面装吃的东西。一个识字的工人把一张写有罢工计划的小纸条塞进里面。阿公再用红线打了一个特殊的结。从前，反对忽必烈汗的那场革命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放在中秋月饼里面的。阿公赞赏地从一张脸看到另一张脸。毫无疑问，没有中国人，就没有铁路。他们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整个山区的人都是兄弟、叔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他们是自由人，不是苦力，要争取公道的工作条件。中国人沿着铁路线来来往往，互相赠送扎得像一串串鱼似的粽子。洋鬼子对此丝毫也没有产生怀疑。他们每年都是这样互相送礼的。其他工区的粽子送到了以后，接受礼物的人用线把粽子割成光溜溜的小片片。一片片橘子冻用一根浸透碱水的染红小棍串着，发出像日出和日落那样的颜色。咸蛋黄和一片片的大麦看起来也像太阳。所有的纸条都对罢工投了赞成票。那黄颜色的小旗子是用来辟五毒的——蜈蚣、蝎子、蛇、壁虎和蟾蜍——现在正像旗帜一样飘扬。

1867年6月25日，星期二上午，罢工开始了。当时正在上班的工人都从隧洞里出来，撤离了铁路线。正在睡觉的工人，有的继续睡觉，有的修面刮胡子。有的去钓鱼、打猎。胡琴手们调整音调，拉小曲子；鼓手们听到笑话的妙处时，就打起鼓来。赌徒们玩牌，打麻将；抽烟的人传递着烟斗；酒鬼们猜拳赌酒，厨师们正在准备丰盛的宴席，歌手们的假嗓子几乎穿透山冈。工人们唱起以铁路为题的新歌。有些人吟诗，听到好句子就叫好，听到不押韵脚的句子就嘲笑。哦，他们在群山中发疯似的歌唱。讲故事的讲着新国王的崛起；抽鸦片的抖擞起精神以后，把自己那些五光十色的幻觉讲给别人听。阿公在淘筛金沙。这个时候，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一直由最精明的讨价还价的人帮他们出主意，在洋鬼子的办公室里重复着要求。“白人华人一视同仁，一天工作八小时。”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通过谈判，已经迫使洋鬼子作出了让步，答应工人每一班次干九小时。

铁路沿线的大锤声并未绝响。偶然，从隧洞里传出爆破声。那些卑鄙的洋鬼子白人拒绝参加罢工，华工对他们解释：“白人华人一视同仁，一天工作八小时。”“下贱的中国佬，”洋鬼子们这样说，他们中许多人长着红头发。中国人的眼角里露出愤怒。

罢工的第二天，洋鬼子画家上山来为报纸给中国人画像。中国人站立在那里，袒露胸膛，紧握双拳，手臂和背脊都露在外面，画家们为中国人画速写，把他们画得像斜靠在岩石上的完美无瑕的年轻的神，高耸的鼻梁，漂亮的面容上显出聪明的表情，长长的身躯，腹部平坦，健壮的胳膊伸在弯曲的膝盖上，长长的手指握着一只烟斗，辫子贴在宽阔的肩膀上。其他画家把他们画成眉毛像触角的仙人和辫子像妖精的棕仙；他们穿着白短袜、黑便鞋，在月光下蕈圈中跳舞。

阿公又产生一个想法，使他疯狂的名声更大了：那些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筑路工人比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的中国学者和胖得像菩萨的富豪更漂亮，更有男子汉气概。阿公是名筑路工人，是一万名英雄中的一个。

罢工的第三天，阿公在树林里——他可能会在还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以前，看到一头鹿，或是一只野兔子，或是一个正在打量他的印第安人——有个穿白上衣、戴高帽子的洋鬼子向他招手，两人就在野外悄悄地交谈起来了。洋鬼子对阿公说：“我是决定国籍的官员，邀请你做一个美国公民，只要一袋金子。”阿公听了激动万分，何等崇高的荣誉啊。他表示愿意接受邀请。阿公精明地盘算起来，会得到些什么好处呢？假如由于参加这次罢工而被投入监狱，那么作为一个美国人，就会受到审判。这个决定国籍的官员打开一张系有金丝缎带的证书，阿公用一袋黄金把它买了下来。“你可以参加选举，”决定国籍的官员说，“在法庭上，你有发言权，可以买地，再也不用付华人税了。”阿公把那张证书贴身藏妥。有了它，他能免遭逮捕，也不会受到私刑。他早就是这个新国家的一员了，可他现在得到了一纸书面凭证。

第四天，罢工者听说，美国骑兵部队排成单行，沿着铁路线来向他们开火。中国人争论着要不要使用甘油炸药来对付军队。可是，军队始终没有出现。相反，那些怯懦的洋鬼子却封锁了食物的马车。没有吃的了。阿公听到那些乐观的中国人说：“不要慌。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我们可以去打猎。光是喝水，我们也能坚持五十天。”发牢骚的人说：“啊呀，那只有圣人才行。只有魔法师和修炼过的苦行僧才行。”中国人一致拒绝宣布何时结束罢工。

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腌牛肉，酿甜酒，还把橘子皮和葡萄柚皮晒干，用绳子串起来，腌剩菜。阿公是个最会积攒的人。每一顿，他都要留下一些饭菜。阿公经历过六次饥荒，每一次他都感到左右为难：是把食物送给别人呢，还是光顾自己。凡断粮的人都具有共同的特征——懒惰、贪婪、傲慢、无忧无虑。捐出食物的人一边把食物递给他们，一边责备他们，把他们全都羞辱了一顿。“好啊，你们就像蝗虫一样，吃我们的。”“吸血鬼。”“就是因为你们，使得我们的罢工无法坚持更长的时间。”“你这个大少爷，败家子。”阿公捐出一块锅巴，至于他自己还有多少食物，他始终是守口如瓶，就像他闭口不谈有多少金子一样。他因自己无法捐出更多的食物而深表歉意。他反复说着他在中国信奉的墨家的一句话：“高明的人并不对愚蠢的行为仁慈。”他能听见妻子责备他把食物给陌生人吃。鸦片鬼拿出了少许鸦片，他们说，鸦片有抑止食欲的作用。

第五第六天，阿公拾掇自己的东西，把衣服、篷帐缝补好。他没有修理推车、镐头、绳索、篮子。那双干惯活儿的双手摆弄着石块、树丫，把它们排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他又让人把家信读了一遍，除了信头信尾那些加上去的程式化的客套以外，信里的内容完全是他妻子说话的腔调。“蠢货，”她说，“你干吗去了那么长时间？你在浪费钞票？你是不是把钱都花在嫖女人，赌博，老酒上啦？我劝你，要节俭些。别忘了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好好干活。”可他差不多已有一星期无事可干了。“我要做一件喝喜酒穿的新衣服，叫我穿着旧衣服去参加另一次婚宴，那可不行。要不是你这么大手大脚的话，我们可以盖起新的庭院，整天穿着绸衣服，坐在院子的花丛中喝酒。我们可以雇农民耕地，或者干脆把土地租给佃农。食物都在市场上购买，我们的手脚就会干干净净了。”其他的亲戚来信说：“我需要一块金表，给我汇钱来。你老婆在家里输钱、设宴，她分给我们的钱不公平，你最好还是回家来吧。”阿公就是在收到这么一封信之后，为了多挣点钱，才去探查哑炮的。

阿公并没有在女人身上花钱。罢工者纷纷传说，有个女人正沿着铁路前来了，罢工的第七、第八天上，她会来到阿公的窝棚。有人说她是个洋鬼子，也有人说她是中国人，她的老板是个中国人。阿公想像着，她是一个护士，来替他包扎伤口，摸摸他的前额，要不就是一位正在视察臣民的公主；要不，也许她是位心地仁慈、宣传耶稣道理的洋鬼子女人。可是，她是个可怜的女子，腰上系根皮带，被人牵着，半死不活的样子。她的主人拿她当彩头卖彩票，可阿公一张也没有买过。

还有一个关于印第安女酋长的传说。她带领一个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从东部的平原来到山区。她是那么强有力，竟然有四个妻子，许多马匹。尽管如此，可阿公从来也没有瞧见过她。

第九天，罢工结束了。太平洋中心公司宣布，公可体恤工人，给每人加工资四元，而不是工人们所要求的十四元。还有，在隧洞里工作的一班仍然是八小时。“我们一直在计划给你们加四块钱。”洋鬼子们这么说，目的是为了贬低工人们获得的胜利。于是，他们得到了三十五元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假如一千多洋鬼子工人也参加罢工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争取到四十五元的。洋鬼子总是向着洋鬼子的。中国人悄悄地复工了。误了九天工，得到的却是一个妥协的结果，用不到大喊大唱。

有那么两天，阿公确实兴高采烈，把帽子扔到半空中，像牛仔们那样大声欢呼起来。第一回，他所在的那个组终于打通了隧洞。临近最后阶段时，他们放弃使用甘油炸药，再一次拿起了十字镐和大铁锤。透过花岗岩，他们听见对方回答的敲打声，也听到了回答他们的呼喊的叫声。在他们面前，不再是一座大山，只是一堵石墙。石墙的另一面，有人在挖掘，大家干得更欢了。向前。看见天光了。他们的胳膊伸过石洞，紧紧握住洞那头的人们的手。阿公看着那一张张面孔，他仿佛看见了用五彩石补天的造物女神女娲。她有时候从石隙里窥视，人类看见了她的脸。墙打通了。每一个送给对方的礼物是半条打通的隧洞。大家在原先是石墙的地方跨来跨去。阿公跑啊，跑啊。他的靴子总算踩到了隧洞的尽头，他看到了大山的另一面，接着跑回来，穿过整条隧洞。从头到底都通了。

余下的那段时间，他铺设枕木，弯曲和钉轨道。中国人感到欢天喜地的另一回，是列车从东西两个方向迎面开来，车轮滚滚向前，最后会师的那一天。横贯大陆的铁路终于竣工了。他们发疯似的大声欢呼。洋鬼子官员们发表演说。“十九世纪里最伟大的功绩，”他们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功绩，”他们说。“只有美国人才能办到，”他们说。这倒是真的，即使阿公没有花自己的二分之一的金子买那张公民证，他参加了修筑铁路，也成为一个美国人了。一个戴大礼帽的洋鬼子白人把一根金道钉轻轻钉入枕木，然后把它拔出来。接着，由一个华人把住一枚真正的钢道钉，另外一人用大锤把它钉进了枕木。

趁着洋鬼子们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中国人都四下散开了。待在这儿是危险的。排华浪潮开始了。在关于铁路的照片上阿公没有出现。中国人都走散了。有些人跟着玄武星座中的北星去了加拿大；有些人跟着在他们前面的朱雀星座到南美洲去，有些人跟着白虎星座向西走，有些人跟着天狼星座到东方去。有七十多名走运的中国人搭乘太平洋联合公司的火车到了马萨诸塞州，在一家鞋厂里工作。有一千五百人进了新奥尔良和三藩市的富来公司。数百名中国人去了密西西比州、佐治亚洲、阿肯色州的种植场和路易斯安那州和古巴的甘蔗种植场。（南方的中国人捎信来说，在南方有个习惯，遇上洋鬼子白人走过来，他们和黑人都得离开人行道）。有七十个人去新奥尔良为一条铁路平整路面，后来去宾夕法尼亚洲的一家刀具厂工作。科罗拉多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欢迎筑路的中国人去建设这个新的州。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各地修铁路。亚拉巴马一查塔努加线、休斯敦一得克萨斯线、南太平洋线、路易斯安那和波士顿境内的铁路线、西北太平洋线和阿拉斯加线。南北战争以后，中国人在这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纵横交叉，铺上铁轨。他们是被束缚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建设的前辈。

阿公本来会想沿着铁路线慢悠悠地走走，看一看自己完成的工作，或者去东部看看这个新国家的其他地区。可是他被排华的浪潮赶来赶去，根本无法如愿。阿公悄悄地从一座座山上溜下去，穿过一个个山谷和一条条小溪，越过一片片平原，有时候几个人做伴，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东躲西藏，避免遇到强盗，那些强盗会把他筑路挣来的钱抢走，还会拿他练枪法，像打印第安人和长耳大野兔那样开枪打他。阿公尽走小路，绕来绕去，还走回头路，在他修的铁路旁来来往往，那条在荒野中的熟悉的银色道路。火车开过时，他就得伏在震颤的地面上，以防车上有端枪打猎的洋鬼子开枪。他挑选以前住过的营地，小心谨慎地专拣隐蔽的地方睡觉。在中国，一般情况下，土匪主要是抢劫财物，并不杀人。可在这儿，洋鬼子仅仅为了取乐或者泄恨就杀人。他们把中国人的发辫缚在马身上，把人在地上拖。因此阿公拿定主意，自己最好还是去三藩市。到了那儿，他就可以登上开往中国的船。

他在山坡上歇宿，看到许多次日落、日落的地方和他将要去的那个方向。那儿有茫茫的草原，他在草原里穿行，隐藏，打滚，一头扎下去，遨游。突然狂笑着跳起来，突然站住脚。他需要找个小市镇和伴侣。可向他望着的，等待着他的却是挂在带刺铁丝上的像憧憧鬼影的风滚草。阿公得找个小市镇。和河流的两岸一样，铁路沿线的市镇在逐渐扩展。阿公整整坐了一天，凝视着市镇，等到天黑，才一头扎进镇里。

他看到了熟悉的中国式菜园子。菜畦上种有各种蔬菜，白菜、红莱头、香葱、吃了长生不死的芫要、装在木箱里的草药。阿公敲敲后门。一个中国人应声开了门，给了他很多食物，最近一个节日吃的食物，和阿公叙家常，连连惊呼两人祖上居住的村庄是多么相近啊。阿公和他相互谈论有多少人住在附近地段；哪儿的市镇里有唐人街，规模有多大，只有两三家店呢，还是一条街；哪些市镇是应该避开的。“你娶老婆了吗？”他俩相互打听。“娶了，她住在中国，我给她寄了二十年钱。”阿公与那位中国人还互换了菜籽、插枝和接枝。阿公临走时还带走了寄往其他市镇或者寄回中国的信。

一些洋鬼子从来没有看见过像阿公这样相貌的中国人，送阿公一些物品，还碰碰他的身子。阿公也遇到过孤独的中国人。阿公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惊慌。由于在那儿不受欢迎，阿公就迅速离开了。想必他们想成为那个地区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具有特殊身份的中国人。

阿公也遇上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中国人。不知在何地，他们竟组成了家庭——有妻子和孩子，男孩、女孩都有。孩子们称呼他“叔叔”。阿公很想留在那户人家当叔叔。主妇为他洗了衣服，他等衣服一晾干，就又上路了。

在田野间的路上，阿公遇见一个淘气的孩子，他正在地里玩耍。小孩子看着阿公，阿公也注视着他。阿公递给他一块糖，把一片草叶夹在两只大拇指间，打了声呼哨。然后，阿公席地盘脚而坐。那个孩子爬到他的腿和胳膊之间。“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孩子，”他告诉他。“我的孩子。”在明媚的阳光下，他和孩子坐在一起，感到心满意足，小孩子也很满足，他一动也不动。“我的女儿呀，”他说，“我的儿子呀。”他辨别不出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摸了摸孩子那胖乎乎的胳膊和脸颊，那金黄色的头发。阿公盯着他那双蓝眼睛。阿公希望那个孩子不必去抡大铁锤，不必在黑暗中爬行。他不会为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后悔，可是别人不应该再像他那样吃苦了，他能够忍受一切。路上走来了孩子的母亲。她像行礼似的高举起双手，踌躇不决地朝着他俩走来，伸出手，微笑着说话。可他除了“再见”以外什么也没有听懂。孩子挥挥手，说了声“再见”，从他大腿上爬过去，蹒跚着向母亲走去。阿公继续赶路，他走的方向是她无法指给一伙搜捕一个诱拐孩童的中国人的民团人员看的。

爆炸声尾随着阿公。他听到有人厉声喊叫，继续赶路，看到烈火映照的黑门窗，还是继续赶路。阿公总是朝枪声和牛仔发出的咿哈哇哈的叫喊声的相反方向跑。牛仔放牛和唱喝着粗犷的歌曲时就发出这样的喊声。

阿公很会躲藏，躲得无影无踪——不知躲了几十年——当四万名中国人从矿里被排华的浪潮赶出去时，他不在煤矿里工作。在“洛杉矶屠杀”中，他既没有被杀死，也没有被绑架，但是他掏出钱来，为那些脚趾、手指（每星期一只）、耳朵、带头皮的辫子陈列在唐人街的中国人赎身，那些脚趾、手指和耳朵都烂得不像样了，或是腌着。洋鬼子们认为，表面上越是贫穷的中国人，埋藏的金子就越多。他们还认为，中国人抱成一团，他们总是会相互出钱赎身的。阿公打算，一旦自己被人绑了票，就把公民证拿出来，说明自己是美国公民。丹佛的洋鬼子焚烧中国人的房子、店铺时，幸亏他正巧不在科罗拉多州。当煤矿里五十个中国矿工被杀死了二十八个时，他不在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罗克斯普林斯屠杀”首先开始于太平洋联合公司的一个大煤矿里。洋鬼子焚烧了唐人街，当数量上占劣势的中国人向唐人街逃跑时，枪弹穿透了他们的背脊。洋鬼子们把中国人赶到空地上，向他们开枪。洋鬼子女人、孩子把受伤的中国人扔回到火堆里去。（谣传在格林斯普林斯，有个心地善良的白种女人把中国人藏在太平洋旅馆里，把洋鬼子们羞辱走。）在联邦部队来到以前，对中国人的搜索持续了一个月。到底死了多少中国人，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中国人的尸体被肢解，怀俄明州境内遍地都是断肢残躯。没有一名白人矿工被起诉。事后，美国政府拿出十五万美元赔偿受害者的家属。那时候已经有许多有家属的中国人——永久居住的中国男子，还有中国女子。当塔科马、西雅图、俄勒冈城和马里斯维尔排华期间，阿公正在别处奔波。塔科马的洋鬼子把那儿所有的中国人装进棚车，送到波特兰去。到波特兰后，中国人又被赶出城外。但是，中国人回到了西雅图，而且不肯出卖自己的土地和店铺，一直战斗到军队开到为止。闹事的洋鬼子受到审讯，但被宣判无罪。发生波士顿警方囚禁和殴打二百三十四名中国人一事时，已经是1902年了。那个时候，阿公早已到了三藩市或是中国，也可能又来到三藩市了。

在第二城市（萨克拉门托），阿公花了一些筑路挣来的钱在戏院里。那个主角涂个大红脸，双眉浓黑，有黑色的长须。当他踩着步子刚上舞台时，阿公就认出了那是关公。他那匹道具马长有一对红鼻孔、一双转动的眼睛。在没有开发的美国认出了英雄和他的坐骑，阿公的内心激动万分。关公杀死了仇敌——嘚将将！一阵紧锣密鼓。然后，逃往他乡——悲哀的笛声。但是，随着一阵欢乐的锣鼓声，关公的两位朋友刘备和张飞出场了。在粉红色桃花盛开的桃园中，三人盟誓结义，他们各人都就兄弟情谊唱了一段。从此，他们将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阿公就像自己和朋友们欢聚一堂似的，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后来，关公的宿敌，狡诈的曹操俘获了关公和刘备的两个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尽管阿公知道她们都是男演员扮演的，可是在中国女子面前，他仍然感到心花怒放。俘虏们长途跋涉，来到首都。兵士们挥舞着马鬃拂，这表示他们是骑在马背上；两位夫人在平举的旗帜间行走，这表示她们坐在四人大轿里。晚上宿夜，全部俘虏住在一间卧房里，但是关公端着点燃的蜡烛，在门外一直站到天亮。他有段唱词表示了自己的耿耿忠心。当曹操、关公的共同敌人攻打首都时，关公同最大的敌将单打独斗，一段旋转、跳跃的剑舞，中国观众从中得到了力量。关公的义兄义弟虽然身处异地，也听说骑赤兔马的红脸人立下了赫赫功绩。三兄弟后来终于重新团聚，并肩战斗，一直到建立一个正统的王朝。

阿公感到激动、振奋。他像那些从未看过戏的洋鬼子一样，大声喝彩。关公，战争和文学之神，来到了美国——关公，关老爷，我们自己的作家、演员、赌徒和执仗正义、报仇雪恨的杀手的祖师爷。我们自己的亲人。不是遥远的祖先，而是祖师爷。

在大城市（三藩市），有个金匠说服阿公把金子铸成饰物，打一件首饰，去取得他妻子的欢心。于是，阿公把第二袋金子交给他，取回来一枚按阿公自己心愿设计的小金戒指，两只手像握手那样扭在一起。“那么小啊？”他说，但是金匠说，你那一袋金矿砂里面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的金子。

阿公登上一艘离开三藩市的轮船，没有在码头附近被逮住，离开了三藩市。三藩市的码头上有大批被监禁的中国人。诺布山上下来的洋鬼子女人把中国人带回家去作用人、厨子和照顾孩子。

祖母对阿公带回来的金戒指爱不释手。戒指是纯金的，稍微压小一点，戴在她的手指上正合式。她从不洗盆子。因此，金戒指也从来没有磨损过。她很快就把阿公修铁路挣来的工资花得精光。阿公说他会重返美国的。阿公有返美证明和公民证。

这回，美国再也没有阿公可以为之出卖气力的铁路了。他住在地下室里。传说，地下室与唐人街底下有地道相通。他在一个地下武器库里抓起一枝手枪，说：“我感觉到枪里藏着死亡。弹膛很像蜂箱或者黄蜂窝里的小孔。”三藩市地震引起火灾时，阿公正在地底下。地面上惊天动地。有人说，地面裂开，他掉了进去，已经命归西天。那场地震和火灾大得令人不可思议。三藩市的档案馆被烧成灰烬。公民证烧掉了，返美证明、出生证、居住证、旅客名单、结婚证明——凡是中国人为了取得国籍，要成为合法公民所需要的一切证件，统统在那场大火中烧成灰烬。火灾过后，即使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所持有的证件也不会比一个外来人多。于是，凡是中国人自己无法伪造的证件都在“1906年那场大火中被毁”。所有的中国人在熊熊烈火中获得新生，成为美国公民。

有人说，阿公家里借了债派人来接阿公回家。阿公当时已经分文不挣。他成了一个没有家的流浪汉，一个懒惰、肮脏、没有职业的人。他的头发乱蓬蓬，穿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身上爬满了虱子。他从垃圾箱里找东西吃。他是个浑身都是虱子的寄生虫。一个长虱子的人。家里人耗费了二千块钱，才把他接回中国。阿公的大儿子在一张价值千元的期票上签字，小儿子们要偿还一个邻居四百元，另一个邻居六百元。或许，他并没有死于三藩市，烧掉的仅仅是他的证件；只是根据《排华法》他被剥夺了他的居住的合法性。家里人都称他为虱人。他们都不知道阿公作为一个老一辈的美国人，作为这片土地上一个有家有业的前辈所完成的业绩。他的一切证书，合法的或非法的，统统在三藩市大地震和火灾中化为灰烬。阿公到美国及时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当了美国公民的父亲。有人还看见他从火里救出过一个孩子，一个他亲生的孩子，尽管根据法律他不能结婚。他流过大汗，修成了铁路，为什么就不可以企望有个美国籍的孩子呢？

吴巩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