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不少人大概都看过根据他的小说《索菲的选择》（1979）摄制的同名电影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小说写的是希特勒的集中营给一个妇女造成的精神创伤。斯泰伦其他作品也都写各种压力（家庭的、社会的、种族上的、战争所带来的）对人所造成的痛苦。斯泰伦出生在美国南方的弗吉尼亚洲，在南方上大学，创作上又受到福克纳的影响，所以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南方作家之一。他其他的小说创作还有《躺在黑暗中》（1951）、《长途行军》（1956）与《南特·吐纳的自白》（1967）等。他还出版有散文集《静静的尘土》（1982）。这里译出的《威廉·福克纳》即选自该文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1962年7月6日福克纳逝世后所举行的丧仪的情况，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该文最初发表于1962年7月20日的《生活》周刊上。发表时的标题是：《他死了，辛酸的悲伤》。

世界上他最憎厌的事情就是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了。虽然福克纳太太和他的女儿吉尔一再向我表示，在这所房子里我是受欢迎的，虽然我知道她们的欢迎确实是真诚的，但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个入侵者。哀伤，像为数不多的其他事物一样，是件纯属个人的事情。而且，福克纳很讨厌那种人（为数可不少呢），他们总是对着他的私人生活嗅嗅闻闻——这是些文学界的“包打听”与“小广播”，就想从与名人的接近中得到短暂的刺激与些许折射回来的光彩。他自己不止一次很有道理地说过，一个作家唯一与别人有关的事情就应该是他的作品。如今他已经去世，无能为力地躺在那具灰色的棺木里，我更觉得自己是个在我不应来的地方到处刺探的闯入者了。

可是除却使我们那样无精打采的死亡这一确切的事实之外，这一天最突出的因素却是闷热，这热就像是一种微小、歹毒的死亡，仿佛一个人正被闷死在一件潮嗞嗞的呢子大衣里。连北边60英里的孟菲斯的几种报纸也评论了这恶劣的气候。奥克斯福被浸淹在一片闷热之中，这个星期六的上午，支配着法院广场一带人们情绪的是一种酷热与出汗造成的濒临绝望的倦怠感。一辆辆福特、雪佛莱和轻型货车斜着停靠在马路牙子外面，在无情的阳光下挨烤。在这种气温里，密西西比州人已经学会了缓慢、几乎是胆战心惊地移动。他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且步步斟酌。在第一国家银行的门廊下与法院周围那树荫稀疏的便道上，光穿衬衣的农民、额头汗涔涔的家庭主妇与做买卖的黑人都是有气无力、动作慢腾腾的。在法院西边一幢建筑侧边一面墙的高处，是一幅至少有20英尺长的巨大招牌，上面刷着“叛党美容学院”这几个字，顶上还画着幅邦联的旗子。招牌、旗帜与墙占领了广场一个热烘烘的角落，在炙灼的阳光照耀下像是有马上燃烧起来的危险。这是一种超常的炎热，让你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折磨，一场依稀记得的噩梦也会造成的同样的后果，最后你明白你以前不是没有遇见过，那是在福克纳所有那些长短篇小说里，在那里这样邪恶的天气——当然也包括较为宜人的天气——以几乎摸触得着的真实感在起着作用。

在《奥克斯福鹰报》的底层办公室里，主编兼老板合伙人尼娜·古尔斯贝夫人在一只空调机的嗡嗡声里忙个不停。这是个高大、开朗、健谈的女子，她很得意地告诉我《鹰报》新近荣获密西西比州报业协会的本年度最佳周报一等奖。她刚从街上回来，是到镇上去散发传单的，传单上印的是：

为

纪念

威廉·福克纳

敝号

于今日，即1962年7月7日

下午2时至2时15分

暂停营业

她说，这是她出的主意，接着又说：“人们总是说奥克斯福对比尔·福克纳漠不关心，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他感到骄傲。你瞧，”她让我看一些过期的《鹰报》，有一张头版上的标题是：“诺贝尔文学奖落入奥克斯福人之手”。另一期有一整版广告，出资者之中有老密西干洗商店、加思赖特一里德药行、米勒咖啡馆、A． H．艾文特轧棉储存公司等等。广告中的祝贺话语是：“欢迎比尔·福克纳荣归乡里。兹特向全国父老宣告——我奥克斯福镇与全体镇民均为我镇荣获诺贝尔奖之作家威廉·福克纳感到无比骄傲。”版面上还登了好些福克纳在斯德哥尔摩的照片。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诺贝尔奖，在雪地里和他们女儿一起行走，在一辆雪橇旁弯下腰来与“一个瑞典小男孩”聊天。

“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他感到多么骄傲。我们对他一直是引以为荣的，”古尔斯贝夫人说。“嗐，我从小就认识比尔·福克纳。我住的地方离他家还不到两条街。他散步我们遇到时总停下来聊上好一阵。天哪，他总穿一件极其高雅的花呢短上装，肘弯处钉有两块皮，手杖的弯把挂在前臂上，我总说，倘若他们不让比尔·福克纳穿着那件花呢短上装入土，那是很不合适的。”

回到福克纳的家中，在小路上空合抱的老雪松的阴影与柱廊里也只能稍稍减轻中午时分的一些热气。这种天气你只能穿一件衬衫，事实上不少男人已把他们的西服上衣脱了。在大门口聚集了一些家庭成员，这里有约翰·福克纳，他也是一位作家，他简直是他哥哥的复制品或者说是鬼魂，连那疑问般抬起的眉毛与斜着下垂的上髭都与乃兄的一模一样，这里还有约翰的已长大成人的几个儿子，还有另一个弟弟默雷，他眼神忧郁，语音柔和，是联邦调查局派驻在莫比尔的一个工作人员，这里有吉尔的丈夫保尔·萨默斯，他来自弗吉尼亚洲的夏洛茨维尔，是位律师，和吉尔一样，他也管福克纳叫“爸”。大伙儿聊天的内容很普通：天太热、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长处、密西西比州不合时代潮流的禁酒法令的繁琐。大伙儿往两边退开好让一位夫人过去，她捧着一只很大的洒有紫莓色糖霜的蛋糕，这仅仅是这天送来的许多只蛋糕里的一只。

屋子里面稍微凉快一些，在门左面的书房里——它正对着空出来停放灵柩的起坐室——时间像是容易打发一些。这是个宽敞、杂乱、舒适的房间。一面墙上挂着幅金边镜框的福克纳穿着猎装的肖像，戴着他那顶黑色高顶礼帽，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挨近它放在桌子上的是一尊瘦削憔悴的堂吉诃德的木雕。这里还有两幅黑人佣仆的亲切、充满爱意的画像，是“莫德·福克纳小姐”的作品（她按照家庭传统，拼“福克纳”时少一个“u”，和她儿子不同）。其他几面墙都是书，什么人写的都有，毫无次序地放在一起，有的带护封皮有的不带，还有不少是上下颠倒放的，如：《金驴记》、维多里尼的《在西西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考尔德·威林厄姆的《杰拉尔丁·布雷德肖》、《欧内斯特·海明威短篇小说集》、《从这里到永恒》、莎士比亚的《喜剧集》、艾拉·沃尔弗特的《爱的行动》、《S． J．佩雷尔曼作品精粹》以及许许多多别的，让人数不过来。

（就在这间书房里我遇见了谢尔比·富特，他是小说家、内战史家，也是福克纳为数极少的文学界朋友中的一个。这是个性格开朗、皮肤黝黑的四十五六岁的密西西比州人，他穿一套皱面条纹薄西服，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热），他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纯粹的弗吉尼亚人自然不能适应这样的酷热。“你得慢慢儿地在这里面穿行，”他教导我，“千万别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接着他又让人沮丧地说：“这闷热不过才刚开了个头。你八月里来试试看。”

富特在找一本书，那是本选集，里面收了福克纳的一篇早期诗作——他三十多年前写的一首短诗，题目是《我的墓志铭》。我也帮他找，结果一直找到在屋子后部的福克纳的工作室。这里东西堆得更乱，书也更多。什么《〈小姐〉杂志最佳小说40篇》、《日瓦戈医生》、多斯·帕索斯的《世纪中叶》、《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堡的审判》、H． K．道格拉斯的《我与石壁并辔而行》（这是福克纳逝世前读的几本书中的一本），它们和百来本别的书都塞在一个低矮的书架上，有几排放着的是一包包寄来请福克纳签名的书：全都积满了尘土，还未拆包。桌上福克纳一直在用的那架古董打字机已被搬走，却令人费解地放了一瓶半加仑装的老鸦牌威士忌，里面还剩了四分之一。桌子后的壁炉架上散放着几只烟灰缸、一些小摆饰瓶子，一只有破洞的烟丝袋，还支立着一幅小小的滑稽画，画的是一只骡子，屁股翘得老高，牙齿露着，作躁狂型大笑状。“我认为福克纳爱骡子几乎跟他爱人类一样，”富特沉思着说。“没准还爱得更深些。”他终于找到那本书和那首诗了。

现在几架风扇在楼下房间与过厅里转动着，自助午餐摆了出来。南方丧葬时一般都吃得很好，这一次的更是讲究：有火鸡、乡村火腿、夹肉西红柿，还有松软可口的家制面包和大量的冰镇浓茶。我们在餐厅长桌周围随便坐下，举行仪式的时刻快要到了，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外面茂盛、灼热的草地上，下午的阳光给颤动的橡叶与雪松的枝子投下了黑黑的影子。(www.daowen.com)

从远处，一只嘲鸫的啼鸣声一阵阵传来。突然之间，家里的谁想起昨天晚上，大家偶尔看到一张纸片，那肯定是福克纳最后写下的文字之一，不过那是法文的，他们不懂。纸片找出来了，我们几个开始辨读，那是用铅笔写在一个信封上的——是一封复信的草稿，用福克纳那细小、垂直、潦草、几乎无法辨认的字体写的，是对法国某人邀请他去访问的答复——是张彬彬有礼、口气俏皮的字条，用流畅的法语写的。他说他不克前往。

两时整，屋子里一阵肃静，葬仪马上要开始了。我们重新穿上外衣。总共有好几十个人，只有为数不多几个是外人（如他的出版者贝内特·塞尔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剩下的都是家庭成员，从南方各地：密西西比、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与田纳西，集合到此地——我们站在两个房间里，一个是餐厅，现在餐桌搬走了，另一个是起坐室，灵柩就停放在这里。穿了白法衣的圣公会牧师小邓肯·格雷戴了副眼镜，头有点秃，他的声音够响亮的，但是给几只哼哼呜呜与格格抖动的电风扇一搅，还得费点力气才能听出来。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外面那只嘲鸫又在叫了，这回离得更近了。透过风扇的鸣鸣声，牧师又朗读《诗篇》第46篇：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谣动到海心……我们也不害怕。

我们大声地重复诵读《主祷文》，很快，一切都结束了。离开这幢房子时显得有些匆促。送葬行列是走南拉马尔街穿过市镇中心去公墓的。一长串汽车跟在黑色灵车后面，在临近法院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古斯贝太太发起的让商店停业的战役有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虽然时间已是2点15分，商店仍然关着门，便道上则挤满了人群。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在燎人的热浪里站着看出丧，一行行、一堆堆、一群群，他们挤拥在法院的四周，在格伦迪咖啡馆、厄尔·富奇杂货铺与叛党食品中心前面的人行道上。这样的场面使我感动，我对此说了我的看法，可是一个本地人却远不像我这样印象深刻。“倒不是说他们不敬重比尔。我琢磨大多数都是敬重的，真的。虽说他们谁也没念过比尔写的一个字。不过出丧在这里是件大事。要是去世的是位浸礼会执事，那你就等着瞧万人空巷吧！”

我们的车子来到法院门前，接着便慢慢地往右拐，沿着广场外缘朝前走。这里耸立着邦联士兵的铜像（下面的铭文是“立于1907年”），英勇、笔直地站在他那单薄的、灰白色基座上，看上去像个玩具士兵，不知怎的显得怪凄凉的。这法院与铜像都在福克纳大部分作品里隐隐出现过，此时此际，也是这天的头一回，我猛然明白，福克纳真的去了。我深深地陷入了回忆之中，仿佛是被一阵小号吹奏声召去似的。迪尔西、班吉、勒斯特和康普生家的所有成员，海托华、拜论·本奇和弗莱姆·斯诺普斯，还有那温柔的莱娜·格鲁夫——所有这些以及另外一些都簇拥着浮现在我的眼前，呈滑稽状、恶狠狠状或是悲惨状，清晰得就跟真人一样，和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那喧闹的景色和恶劣或美好的气候，以及那整个让人恼怒的、不可思议的生活图景，这是从空无里扭扭曲曲地生长出来的，所有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吗。突然，就在那些市镇居民的观看的、若有所思的脸庞从我眼前滑过去的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苦涩的悲哀。我们又经过一个穿蓝色衬衣的年轻警察，他胳肢窝下面是两摊新月形的汗渍，他立正，帽子脱下扣在胸前。殡仪车列在北拉马尔街上行进，然后朝杰弗生镇的东面驰去。

老公墓已经满了，因此他的墓被安排在“新”区，他是这个区域新住户中的一个。关于这块墓地没多少可以说的，真的。在我看来，不久前这里还是田野，它俯视着一片民居工程，不过福克纳却安眠在两棵橡树之间的一片缓坡上，树会长大给他遮荫的。他就被安置在这里长眠。人群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散开，回家去了。

在福克纳一部早期作品《野棕榈》的结尾处，那个被判刑的主人公在考虑从虚无与悲哀之中选择一样时，说他宁愿要悲哀的。自然，即使是悲哀，也准比什么都没有强。至于今天一个人在这片炎热、干燥的土地上所感受的忧伤与失落，也许表达得最好的莫若是福克纳自己的话了，那是在他一首青春气十足、他称之为《我的墓志铭》的诗里：

如果有忧伤，就让它化为雨露

但需是哀悼带来的银色忧伤，

让葱绿的林子在这里做梦，渴望

在我心中觉醒，倘若我重新复苏。

可是我将要安睡，我长出根系

如同一棵树，那蓝色的冈陵

在我头顶酣睡，这也算死亡？我远行

紧抱着我的泥土自会让我呼吸。

李文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