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台电视评论员，专栏作家，以“口头报告文学”创作著称，出版有《工作》（1974）、《美国梦》（1980）等书。《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口述历史》（The Good War， An OralHistory of World War 11）是他发表于1984年的又一部口述报告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也是采用被访者谈话记录的形式写成的，一百三十五个曾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向特克尔叙述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的作为、见闻和感受。他们之中有一些当时的名人，如家喻户晓的劳军演员、诗人、电台时事评论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后来成了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一译《战地钟声》）里主人公乔尔丹的原型，因而声名大振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等。但是，特克尔写作时像一贯的那样，所关心的主要是普通人的看法和体验，他把《好的战争》大部分篇幅给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前线士兵，饱受歧视、但在战场上十分英勇的黑人战士，还有士兵家属以及在后方军火工厂里劳动的妇女等众多的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和过去的作品一样，这部新作也是保持了口述者口述的本来面貌，作者只作精心剪裁，并不作任何润色修改，因而叙述真实、生动，富有个性的口语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艾利奥特·约翰逊》与《培蒂·贝西》是书中的两篇，从中可以感觉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个人性格，足见特克尔是个善于发掘心灵的好手。

他谈吐温文尔雅，但是字斟句酌，干脆利落，可又特别重视细节。他曾在加州斯托克顿蜂蜜公司任总经理多年。

那天我们四个人正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那小个子中国人从厨房的双开门里冲了进来，手里拿着个小收音机，他把音量开大，我们才知道珍珠港受到袭击了。我们火冒三丈。谁也不许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立即到海军征兵总部去。

总部门口的队伍已有两个街区长。就在大门口前放了一张桌，桌边坐着一个上等兵。轮到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站出来吧，总统肯定会给你写信的。”第二天（星期一），我收到了美国总统的信：祝贺你。1月12日我参了军。

你那三个伙伴怎么样了？

有一个视力太差，他每个军种都去试过了。但他从不灰心，他要为国家出点力，那年头时兴这种献身精神。最后他在一条商船上找到了差事。另一个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卡纳尔岛服役。第三个伙伴个头太矮，为了增高半英寸，他在床上整整躺了四天。去征兵站时是他妈妈开的车，他一路上都在后座位上伸直了躺着。他站上量台，一量，身高够标准了。他入伍了。空军。

我到达基础训练营的那天是凌晨一时。天下着大雪。他们招待新兵看了一场很难看的电影，讲的是社会弊病；还请喝咖啡。我敢担保，咖啡里放了硝石。

训练营里有些新兵是山区人。他们是文盲，不会看书，不会写字，你可以说他们愚昧无知。可是一拿到枪，他们就能使我们显得蠢头蠢脑了。他们能把零件拆下来，放进袋子里，再倒在地板上，然后蒙着眼睛再把枪重新装好。会自己编歌。曲调有板有眼，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教育。

在预备军官学校里，我又有一次让我长了见识的经历。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西尔堡，我们住的地方是类似于帐篷的那么个东西。每个帐篷里住八个人。我被安排和另外七个姓约翰逊的人住在一起。我是唯一的白人。打扫那个帐篷的是我。如果我不干，会惹出什么事来是明摆着的。我是少数，可他们一辈子都是受不公正待遇的！

这是你第一次结交黑人吗？

在波特兰市读高中时，我有过一个黑人男孩朋友。

在佐治亚洲时我以一个中尉的身份到高登营部去报到，到那儿那个上尉让我立正站着站那么长时间。我从眼角边上看得见他。他坐在转椅上，转过来转过去瞪着我。天那么热。我满头大汗，汗珠顺着鼻子淌下来，他也不回礼，我都头昏起来了。最后，一个声音说，“你是北方人。”我说，“我是西部人，先生。”我听见他说“放松一下吧，伙计”。他从椅子里站起来，和我握握手。

我在第四步兵师的炮兵部队干过。当时我们是个配备自行火炮的单位，可以和步兵一起出发。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我们曾受过两年严格训练。我们部队里有很多老兵，我得学习开炮技术，得像他们一样打得准。

我们向诺曼底海岸开拔的那天是6月3日，我想，也许是4日。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汽车停在大树的树阴下。英国的农村，多么漂亮的路，路两旁的绿树交叉拥抱，形成了一条拱形走廊，让你穿过去。我敢肯定，英国人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然而没人谈论这件事。那天英吉利海峡波浪汹涌，我们只好折了回来。

6月6日这天我们再次开拔。我还记得那天清晨的情景。谁还睡得着？许多人通宵打扑克。我想洗个澡，别问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洗澡是违反纪律的，可我还是设法洗了个淋浴。

我是在一艘“LST”登陆舰上，它装有坦克。舰上有一个很大的进出口，这个大口子的前面是一块坡板，好让比较小的船从这里下水。我记得我登上军舰的最高点注视着在我四周展现的海面全景。我现在脑海里又浮现出当时我看到的景象：我们有一艘船给击中了，船身成了团火球飞到空中。炸弹落下的地方升起了巨大的喷泉似的水柱。尸体浮在海面上，有的脸朝上，有的脸朝下。

那艘我们叫做“LST”的登陆舰后来成了一所战地医院。第一批作战受伤的士兵回到了舰上来。在这里我继续受到了教育，认识到人的肉体总有消失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战士，伤势很重，面色灰白得像法兰绒。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后来给他输了血，我眼看他脸色缓转过来。看到这小伙子得救时，我感到的那种宽慰——我记不清楚他是个德国兵还是我们自己人了。这无关紧要。你说这有意思不？

轮到我们到小艇里去了，我们就上去了。我们那个年轻的海军军官不肯把我们送过岸。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把155毫米大炮带下水，它肯定是要失灵的。游泳到岸上，我们绝对办不到，因为我们带着那么多随身用的设备。我对他发了火，掏出了手枪戳进他的嘴。你不相信这种事吗？

这个年轻的军官一心只想尽早离开那鬼地方。他就像电影《凯恩号兵变记》中那个手拿着钢球搓来搓去的船长一样。他想一次把我们都打发掉。“差不多快到岸了，下来吧。”他把我们送到水深近三英尺的地方，说：“我不能再往前送了。”那好吧，把坡板放下来吧。

我们的155炮只能算半个坦克。它顶部没有炮塔，只有155毫米的榴弹炮。你也没有方向盘。揿欲这个，坦克向右拐；揿揿那个，坦克向左拐；同时欲两个，坦克就停下来。天晓得是怎么回事，那天我们的信号搞反了。开车的是瑞克雷伍长，他盯着我。我举起了手，他以为我的意思是停车。结果我从车子里摔了出来，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跌了个四脚朝天。我这种登陆诺曼底的方式实在是不光彩。当时我什么也看不到，眼前就只有那部刚才把我甩出来的坦克。它在软绵绵的沙滩上刹不住，轮子还在打转。我的那些伙伴好久之后还拿这事取笑我，说他们从来没见我爬得那么快过。（大笑）我刚来得及躲开，不然那大家伙就轧在我身上了。我一直认为，要是德国佬看到了我的小丑表演，他们也会吓得灵魂出窍的。

我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发现这条堤道很快就积上水了，如不快点离开，我们会陷在海滩上。我告诉瑞克雷加快发动引擎。后来坦克开到了水深只有一英尺的地方，我们有了一条路，我们横越过去，离开了海滩。

我的任务之一是站在驾驶员身旁，因为那儿架着一挺50毫米的机关枪，必要时我得开枪。我们往后望望，那儿是德国兵，他们后面又是美国人，还在海滩上。所以，我们能朝德国兵的背后开枪。

除我们之外，还有一个高射炮组也过了海滩。这事真够呛，你真没法想像有这种事：在四周炮火纷飞，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人们死的死，伤的伤，而这些人竟然叼着香烟坐在那儿看连环画，简直令人没法相信。我们停在离他们有一百英尺的地方，我从眼角上可以望见他们。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高射炮手像通了电似的跳起来进入行动。我抬头一看，大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从坦克里猛冲出来钻到它底下去，因为天上来了三架德国飞机。这些高射炮手们根本不躲。倒是我们躲起来了。

我们多亏躲了，德国人击中了我们那部装有50毫米机关枪的坦克。这些高射炮手把这三架德国飞机一个不落地统统打了下来。

只有两张降落伞张开了，我们欢呼雀跃。第三张降落伞到哪里去了？很清楚，那个开飞机的是完蛋了。我们找了又找，为找一个德国兵满处寻遍了。奇怪吧，呢？

我们有个上校是杰出的教官，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他常以酒消愁，但是他受不了战斗，远在我们登陆之前，他就喝得酩酊大醉，神志不清了。他从窗户里爬进屋子里来。我把机关枪放好，连带把两个喝醉的人也放倒。他朝我挥手，叫我上路，说：“滚开，滚开。”

走了一段路，我看到在我右边是些德国兵的尸体。我左边，在一片田野那一头，一个法国农民牵着牛，把牛的脑袋抱在怀里，尽量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牛。他是回来找他的牛的，把它从炮火和死亡中领开。

我抬头看。在通往树林的大路对面，有一幢二层楼的住房。我可以看到在玻璃窗上映出的德国兵的侧影。我把枪顶上了膛，和另外几个伙伴一起开始从右翼包抄。我们有燃烧手榴弹，我们让房子着了火。不一会儿那个德国兵就走了出来，他是我的第一个俘虏。我对他说：“把鞋子脱下来。”他不懂，我便自己蹲下来替他脱掉。他早已经把枪扔了。你要做的事只是指点他转过身顺大路走去。以后他的情况怎么样你就甭操心了。他退出战争了。只要他穿着军服光着脚丫子，每个看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成了俘虏。

刚才在去路边那幢楼房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德国伞兵上士毫无办法地挂在树上。他的腿摔断了，是有创骨折，鲜血从裤子里流了出来。我们把那个被俘的德国兵送上大路后，便立即割断了绳索，把这个德国兵放了下来。他感到十分丢脸，因为他是从天不亮时起就一直给挂在树上的，这对他的神经系统是个重大刺激，因此他大小便失禁了。他感到这么屈辱，甚至不愿让我们走近他。我们把他的裤子剪开，给他轻轻地整个洗干净，好让他到了下一站不至于再感到丢脸。

我在上炮弹时心情十分镇静。开火的第一道命令下来了。发炮的瞄准范围是六千四百密位，我们偏离了九十密位，我们始终不知道那些炮弹后来落在什么地方了。我只是希望，但愿老天保佑它们千万别炸着无辜的人！我希望它们是落在大海里了。

这就是我第一天的经历。一天之内简直像是过了一生。

一直到第三天我才真正吓着了。到达海滩之后，我们的任务是向西挺进直达瑟堡，把德国兵从那里赶出去，以便向前进，横越法国，因此我就向这座巨大的古城堡挺进了。我们听说它的地窖里藏有许多美酒。

我得穿过一条马路，我早已领教过德国造88榴弹炮，当它朝你飞来时，你可以分辨出它的声音。我听到啾的一声！我明白这是朝我放的。当时我正走到街心，我赶紧猛冲，钻进路旁的灌木林里，又顺着下坡路跳到飘着绿苔的护城河里。这把我喝好酒的念头吓没了。我可算是受够了。我一心只想逃回去。我飞奔穿过马路，又钻进另一片灌木林。他那时已经又放了第二炮，一个德国兵站在教堂的尖屋顶上，他有架电话直通下边那个放炮的。他一说开炮，下边那个就拉导火线。他们的目标就是我。

他们的炮又快，而且，哦，又那么准。炮弹落近了。再穿过一条马路，我就可以回去了。再穿一条马路。他的炮弹一路紧紧地跟着我。那个德国佬是个神炮手。我开始明白我是逃不掉了，我本来曲身蹲着，这时站起来跑了。他这次打得太低，差一点没打个正着。我这里中了一块弹片。（指指大腿）这是我在战争中唯一的一次伤。这事我对谁都没说过，因为我觉得实在难为情。因为想痛饮一番，结果受了伤！（大笑）

几天之后我才真惊怕了。菲茨帕特里克，一个好小伙子，他刚穿过大门口，一发88炮击中了他。他什么都没剩下，炮弹干脆把他整个人炸没了。小小的88毫米榴弹炮，非常灵活的！

登陆的第五天晚上，我们呆在掩体里面，处在一种敌我交错的阵势里。我们前面是德国兵，后面也是德国兵，他们的外面又是美国兵。步兵和炮兵并排，他们并不先行。步兵前进，我们也前进。没有清楚的前沿阵线，乱得一塌糊涂。

我们坑道周围是一排树篱。树篱有的地方给砍掉了一个角，好让牛出去饮水。有一个德国狙击兵就躲在这样的一个角落里。他向我们射击。我从掩体里一探出头来，他就开枪。我打电话给两个顶要好的朋友，我们冲出来展成扇形包围他，一人带一颗手榴弹，我们定好在同一刻扔出手榴弹。我们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我避免用“杀了一个人”这些字眼，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和这类事有什么干系。

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在打仗。但我们也认识到，那些德国兵和我们一样有家庭，有亲人。他们当中有好人也有坏蛋。我们的政府号召我们说祖国处在危险中，因此我们必须为祖国而战斗。就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对德国人从来没有恶意。

只有一两次我们和德国冲锋队员面对面地交锋。他们是纳粹精锐部队，他们经过彻底的洗脑，简直是顽固透顶。我最恼火他们。

那些普通德国兵，那些被我们俘虏的小伙子，都觉得很高兴，对离开战场是那么高兴。我脱掉他们的鞋，他们自己就顺大路走去。他们连转身回来和我们握手或是拥抱都不愿意。

美国兵和德国兵混成一片了。那天，有人向我的好朋友艾德·鲍斯蒂克开枪。他是我们的前沿观察哨兵。这是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事。他急忙跳进路边的壕沟里。救了他的是一个死了的德国兵，他拉过这个德国兵的尸体盖在自己身上，躺在那里好几个钟头，直到他认为平安无事了才敢动。他逃回来时，一头栽在我怀里。想想看，他经历的这事：竟用一个死人来当挡板。

我回到自己的掩体里，突然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那时是凌晨一点半。我得上岗到两点。艾德是来接我班的。我直发困，我真是筋疲力尽了。我们从来不摇电话的曲把，不响电话铃。你当上了军官（这包括最高一级的军士），你睡觉时把耳机戴在头上。我们不摇响电话铃也不开口说话，只是那么一吹，（轻轻吹口哨）你就会从熟睡中给弄醒。这个声音来了，说：“喂，艾尔。”我说：“你能来把我换下来吗？我支持不住了。”他说：“我马上过来。”他朝我这里走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吹起口哨来了。我是永远不会知道是为什么了。一个年轻的炮兵，我们自己的人，我肯定他当时是打盹睡着了。他给口哨声弄醒了。他看到一个人影，便开了枪。

我出了掩体奔过去，一把抓住往下倒的艾德，他死在我怀里。你说这是愚蠢的也罢，是不合理性的也罢，反正当时我还是把他放在一辆吉普车上了。我得让他受到应有的照料。好，我开车到了营部，我被引进见那个喝得醉醺醺的上校。他走出来说：“快把这堆该死的烂肉弄出去！”

我对这个军官有什么样感觉，你们简直无法想像。我好久好久都忘不了这事，想忘也忘不掉。这是让我非常、非常寒心的经历，甚至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这样。这是我的第五天。

我曾被指派为全营的前沿观察哨兵，和步兵同吃同住，我大部分的战斗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十二月里的一天凌晨，大约两点钟，天气很冷又下着雪。我们正在横渡阿勒河。河上有的地方结了冰，有的地方又是水又是冰。河的对岸有一个陡坡，全让雪盖上了。我们知道德国兵在那里，会有麻烦。可是我们得过河。我们备有可充气的橡皮筏子，可以悄悄地划过去。一切都很好，除了人类的天性。有个小伙子喝了克尔瓦多斯酒，扯直嗓门唱起了“划呀，划呀，划小舟”。天空干脆就是炸开了。迫击炮朝我们开来。情况糟透了。看上去好像打了半天工夫。实际上只有几分钟。我们强渡过了河。啊，是的，我们伤亡惨重。

天刚刚破晓，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两旁各有一排房屋。我们必须挨户搜查德国人。我们走到最后一幢房子。屋子里有人，进去后心里就有这样的感觉。在这以前，我们搜查出一些德国兵，他们都完全愿意投降，没碰到什么麻烦。但是这一次——我肚子里感到很不舒服。我搜查了屋子。我知道我还得到地下室里去搜。那里黑咕隆咚。我没带手电筒，什么也没有。如果那个德国兵先看到我的身影，他会把我干掉的。

我走进地窖。这里有窗，借着天光刚刚从窗户里进来，我看见墙角里有两个蜷曲的身影，那是一个法国农民和他的妻子。男的怀里抱着一只公鸡，老婆的胸前捧着只母鸡。我对他们说：“没事了。”他们有点明白我的意思。最后我记得的是他们紧抱着他们的那两个“宝贝”双双地顺着大路走去。

我是个前沿观察哨兵。如果我认为该补充一个师的兵力，我就用密码点一支歌曲。在需要大大加强火力的情况下，我让他们来一支“小夜曲”。(www.daowen.com)

我俯视着陡峭的河岸，从这里往下走，便是一条十分狭窄的山谷，它刚够一条小路的宽度，小路通向一片长方形的茂密的丛林。我整整一天观察着德国人的坦克和车辆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多得数也数不清。我发出“小夜曲”的信号，要集中全部火力。我要求其中一半是白磷燃烧弹（我恨这种东西，一直到现在我还恨它），一半定位引信。这些玩意儿会蹦离地面老远，然后爆炸，于是天上就会降下“钢雨”。完全是毁灭性的。

如果白磷弹打中你，开始燃烧了，那烧起来就没个完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我要求发了多少回燃烧弹。士兵发的炮准确无误，这块小小的土地承受的灾难，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是我最最痛苦的回忆之一：有关人们所受的折磨的。

过了一两天，我在掩体里执行任务，当时我和部队其他的人都分开了。雪已经融化了，所以我站在二三英寸深的水里。夜幕降临，开始结冰。我双脚冰冷，我不得不站起来活动活动。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有个德国中尉在东看西看，他是在找我，他背朝着我。我又缩回到掩体里。（笑声）我就是没法朝他背后开枪！当时我手里有一把汤普森冲锋枪，他肯定跑不了的。第二天，我又觉得我本该干掉他的。但再转念一想，去惊动那帮德国兵，那才叫犯傻呢——直到现在我还是活生生的呢！

规定是你在前沿呆五天，回来呆五天。可是他们从来不按规定办。你在前沿呆上五天，回来了，洗个澡，换换衣服，第二天你又得回到前沿去，这是因为伤亡惨重的关系。有一次我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那个矮小的法国农夫和他妻子正在走回他们家去，他们和他们那两只鸡幸存下来了。

从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我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在法国、卢森堡和德国。7月4日那天，我总算能脱下鞋袜，换换衣服了。

记得那是在赫特金森林战役中的事，我得通过几个水泥地堡。在那儿碰上了个德国兵。条件反射。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回忆。那是我第一次和敌人面对面的拼杀。我相信，这次战役是最糟的一次。我们师的死伤人数是全师编员的四倍。

有一次，我被派回去带领整整一卡车补充兵，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没有受过当年我在美国受到的那种长期训练。我对他们说：“如果我听到什么动静，我叫你们跳，你们要完全照我的样子做。”我们得十分留神远距离的拦阻射击和朝十字路口投来的炸弹。我们开近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我听见远处啾的一声，我对那些士兵说：“快跑开！”我翻过卡车围板，跳进路旁的壕沟里。那天我带去的二十个（也许二十五个）士兵里就有十个送了命。

我在赫特金森林战役中是个前沿观察哨兵，我有个三人小组。我们都配有无线电通讯工具。我被派到护林员的监视塔上，塔下的几棵树被炸得倒下了。我们拣了两棵平行放好，又挑了几根竖着放，搭成了个临时棚顶，这就是我们的房子了，我们都钻了进去。炸弹皮飞过来打中树的时候，这些木头还真保护了我们。

我到的第二天，又看到另一个监视塔。一个德军中尉正在那儿对着我瞧呢。我们互相挥挥手。我在地图上标上了他的位置，同时把枪瞄准他。我心里有数，他也是像我这么干的。

他和我一样也是个炮兵前沿观察员。顺着我这一侧是一条大路。德国坦克沿着这条大路滚滚而来。这是我的目标。他观察我的火力调动，对我的眼力颇感兴趣。

有一天，我正在调动炮火，忽然开来了几辆排成一溜的德国军车，有三部救护车夹在中间。不能对救护车开火。我正监视着它们通过去。突然不知谁朝它们开炮了。我朝那个中尉看看。我一个劲拼命向他摇头，他还以为是我通知向这些救护车开炮的呢。我看见他拿起了电话，我敲击自己的梯子。我刚进我那屋子，他朝我们猛然扫射了，差点把监视塔击倒。待他停了火，我再次用力砸梯子。我举起两手，又是挥手，又是摇头，让他知道不是我干的。他看看我，然后脱下了头盔，这是他对我的道歉。

张贻瑾译

她现住旧金山，今年六十岁。初次见到她的人，一眼便看出她当年是个绝代佳人。

那是1941年，高中最后一学期。到这年冬天我的同学莱斯利·比德维尔就要死在珍珠港，班上一些同学也会在战争中相继送命。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整整过了一个星期，我才听说这件事，当时我正参加弗雷斯诺州立学院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我简直是个消息闭塞的土老帽儿。

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名护士了。这是我能做到的帮助我们的战士的最快的办法了。我在弗雷斯诺的州立学院只读了一学期的书。到了2月5日，我就是医院里的一名注册护士了。

住在护士学校，每月得付二十美元，这可太贵了。我没钱。幸好护士军训队成立了，政府替我们交学费，总算帮我过了这一关。

记得那是在1942年2月5日。校方负责人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坐在前排的是两个日本姑娘，她们和我们一样是护士班里的学员。为什么现在叫她们离开学校？我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如果罗斯福总统认为这么办合情合理，那就合情合理；但据我所知，这两个日本姑娘本来也应该成为护士的。

我真想为战争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战争是与我有关系的：我弟弟在地中海的一艘油船上工作，往非洲、意大利运送石油；战争意味着更多的在奥罗维尔的同学在战争中牺牲；意味着我的男朋友（我们中学一毕业就订了婚）参加海军走了，它意味着我几个月前才领略到的那种生活的结束。

我的男朋友是学生会主席。我是个运动员，又是个军乐队领队的，样样都能来一手。1942年2月，我还被选为全美军乐队队长呢！当时还有人要和我签订合同，要我在一部名叫《旋风女郎》的电影中扮演角色呢。（笑声）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护士班里训练。我只是说：“谢谢，可是我得回去值班了。”

就是刊登在全国发行的各家报纸上的那张照片。性感女郎照片！我猜那时“性感女郎照片”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在照片上我挟着指挥棒，站在台上，摆好了姿势——一条腿跷得老高，裙子很短，脚上穿的是一双丝绒的小马靴，我那一头红色的秀发蓬松柔软地披散着。

当时这种可以钉在墙上的漂亮女人的照片不多。霎时间崇拜者信件蜂拥而来。一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些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和剪报。我在医院太忙，信件都寄到我姨妈那里。那可怜的邮递员得把一箱箱的信件扛来。我就读过的那个学院把我的照片寄给战士们，他们从各地写信给我，向我讨照片。那些当兵的。

有一封是用法文写的，我一直没译出来过；有一封是从阿根廷寄来的；还有一个人在信里这样写道：“战争一结束，我马上就来找你欢聚。我们得痛痛快快地玩玩。你等着我，好吗？你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人儿，你看上去那么健康。”那年头就是这样！

正规训练的护士都纷纷辍学参了军，许多教师也离开了。我们人数减少到刚够搭成这家县医院的工作人员班子。护士学员管着整所医院。

一般情况下，护校的学习期限是三年。因战事需要，我们提前半年就参加了工作。

我们第一次执行军事任务是在加利福尼亚洲圣巴巴拉的霍夫总医院。给我们发了军服，还发了一顶漂亮的有边贝雷帽。这实际上是一次基础训练，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准备到军队里去。六个月之后我们再返回弗雷斯诺进行考试，拿到文凭才算正式毕业。罗斯福总统逝世那天我成为部队护士。我踌躇满志，更觉得自己非得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我分配在矫形外科病房工作，那里有好些受伤的伞兵。他们从头到脚都上了石膏，我还记得自己给他们按摩背部。可是他们身上全缠着绷带，手和脚吊着牵引滑轮，很难摸得到他们的背。这可跟给天生的畸形人进行整形外科手术不一样。他们伤势严重，我感到可怕极了，不过后来的情况则更叫人心酸！

后来我又去了加州曼罗帕克城的迪波总医院。在短短的六周内，我们这么熟练地掌握了整形外科技术，他们都不肯放我们走了。六个星期的奇迹！因为当时战争快结束了，十分需要整形外科。

这里有瞎了眼睛的年轻人。眼睛没有了，腿没有了，脸只剩了半拉。还有烧伤的：你和一颗燃烧弹一起着地，在火焰中再给弹上去。这是一个治烧伤和失明的医疗中心。

我在整形外科换药室干了一年半。你从早到晚整天给伤员换药。给能走动的伤员，那些自己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来的人换好了药，就推着小车子，推着装满浸过生理盐水的绷带的小车子到病房去给那些起不了床的人换药。

这和一般的整形外科手术差不多。他们不给伤员上麻药，病人疼得够呛。为了保持伤员皮肤湿润，我们得把湿漉漉的浸过生理盐水的绷带一码又一码地缠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法子呢，这就是战争！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天值班的情景。莫莉·伯奇中尉把我向那一层楼的全体伤员作了介绍。“这位是贝西中尉。”他们就说：什么？乡巴佬？噢，是贝西啊！噢，是女伯爵！从此我便有了个绰号“女伯爵”。

我走到第三张病床旁边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伤员整个半边脸都没了。一只眼睛从绷带隙缝中露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朝这只眼睛看，我该不该装着没注意到它，我和他说不说这件事呢？莫莉又把我领到下一张病床旁边。她叫他“鼻子”，因为他的鼻子没有了。拿别人的缺陷开玩笑，这种事我到了后来才慢慢地习惯起来。他有时会装出笑声，他会说：“啊，是的，我的鼻子会长出来的。”他的眉毛全没了，整个是白乎乎的疤。脖子上一块块的烧伤未愈的肉疙瘩坠了下来，他没有耳朵，给烧掉了。医生准备给他再装上两个。鼻子可是个重要的玩意儿，大伙都用“鼻子”这个绰号叫他——那时我不懂得这个，如今看起来莫莉是对的——她给他们一个机会谈谈自己的遭遇。可当时我可受不了这种做法。

我们一回到玻璃后面的护士室，我就跑到浴室里吐了。于是莫莉明白了，那天她没再让我和住在隔离病房的伤员见面，因为他们的情况是最糟的。他们起不了床，更谈不上开玩笑。第二天她才带我去见他们，每次只见一个。我开始让自己变得麻木起来。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中尉，他干脆就是一大团白色绷带，层层的绷带中有一道小缝，我知道他的眼睛在那儿。他伸出一只手对我说：“你好，红头发！”病房里有许多许多缺胳膊少腿的伤员，你说不上那儿是不是有一只脚，有一只胳膊，或者有一只眼睛，真是遍体是伤啊。我在护士学校哪里看到过这些啊，正因为如此，我才大受震动。

还有闹离婚的事。“鼻子”的妻子要和他分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使她理解。什么都谈到了。医生要她懂得，“鼻子”是会康复的，只不过需要时间。可他们还是离了。她受不了。这种事常有的。

我坐在一个年轻的飞行员的床边，他是在菲律宾莱特省上空给打下来的。他让自己带的燃烧弹给炸了。他床头边挂着一张这位当年十分英俊的飞行员的照片，站在P38飞机旁边。他一定要我看个清楚，“喂，红头发，你看这就是我。”他决心不离那张病床，直到完全恢复他本来的模样那天。他坚持把照片挂在墙上，为的是让人们看到那就是他。

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很难对付，因为给他换药时，他总是大声尖叫。他反复地说，不把他原来的相貌还给他，他就呆在病房不走。医院的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安静些？换药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勇敢点？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当成奇迹的创造者了吗？于是说比尔就是不能像别人那样好好对待现实的奇谈怪论就出现了。勇敢些吧，勇敢些吧。

我可以说我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真正习惯过来。但作为一个护士，我工作越来越得力，慢慢地我也学会了打趣逗乐，我开始能讲讲笑话，和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寻寻开心。每次我推着换药车走进病房时，他们总是在七嘴八舌起哄，喊叫：喂，红头发，乡巴佬，女伯爵，进来，我有小甜饼留给你吃。还有些人要讲些性挑逗的话。有个伤员对我说：“你干什么走路老是那种姿势？”我不知道我走路时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走路总有个样子。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听了都哗然大笑。

对这些伤员来说，有漂亮的年轻护士小姐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实在关系重大。护士不能和军人约会，但军官例外。是我陪那个飞行员比尔第一次走出病房。我还说服他陪我去军官俱乐部。他的一只眼睛依然裹着纱布，满身伤疤，只有半个脸，全是一块块的肉疙瘩。不管是谁和他走在一起都会觉得十分难堪。我和他在俱乐部喝酒，他四处望望，看到了周围各种各样的伤员，于是他对自己的状况开始习惯起来了。

有个护士爱上了一个士兵，他们偷偷地谈情说爱，我们从来不提这件事情。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在那年头，和士兵谈恋爱不能公开，上头不赞成，可我一向认为上级把我们这些部队护士封成军官，目的是让我们和那些军官做伴。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搞技术的。我自己还是个二十二岁的孩子，刚刚学会怎么放尿盆，我当个军官干什么？我感到这是使我们脱离士兵大众，专给军官留着的一个办法。啊，这种森严可怕的等级感。

在伤员眼里，医生是施舍礼物的人。他们是手术台上的神仙，没法捉摸的、会跑来跑去的神仙。他们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来不在哪儿呆很久。伤员闹离婚的时候，护士则是他们的参谋，医生顾不上这些。

同盟军宣布日本战败的那天，我还没有离开迪波医院。天啊，简直都乱成一片了。护士长领着一队人跳康茄舞，整个医院上上下下全跑到了，队伍像长蛇似的拐来拐去，从每张病床前经过，花了好几个钟头，因为每一个病房都得到！（笑声）那天人人都参加了，都像发疯着魔似的！

迪波医院关闭了，他们把伤员都打发到其他地方去，可是这些伤员还需要持续几年的整形外科治疗。后来我又到了加利福尼亚洲的帕萨迪纳，这是46年的事了。我们把整座旅馆都占了，就是峡谷上面的那些古老舒适的大旅馆里的一座，我所有的老朋友都安排在那里接受手术。特别是比尔。我常常陪他到市中心去逛逛，这情景叫人一辈子忘不了。他就剩下半个脸了。知道不？

战后的帕萨迪纳市中心是社会名流集中的地方。穿着讲究的女人就这么直眉竖眼瞪着瞧，就这么站在大街上愣愣地瞪着瞧。比尔感到了这种可怕的瞪视。那些人就这么盯着伤员看，心中琢磨着：这是什么呀？我真想臭骂那个女人一顿，不过还是把比尔领开了。这就像直到我们来了之后，战争才来到了帕萨迪纳。

我们的“光临”对帕萨迪纳市当地的居民影响很大。有些人写信给本地的几家报纸，质问编辑为什么不叫这些大兵老老实实地呆在他们自己的地方而让他们上街乱跑。那种狂劲儿，那种吓人的愤慨：战争都结束了，而这些伤员还呆在这儿。

有些伤员自己把信拿给我看：伤兵不上街，对他们自己不是也好些？我们不得不看他们那副模样，这种事实在不舒服！伤员自己打趣地说，嗨，我们是在帕萨迪纳呢！

我就这样通过那女人看着我朋友比尔的那种眼神慢慢进入和平时期的。人们只对战争的巨大威力感兴趣；他们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反正这些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手里有氢弹，如果再打仗，我们将毁灭自己和其他所有的人。

张贻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