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永别了，武器》（1929）、《丧钟为谁而鸣》（1940）、《老人与海》（1952）等。

《战时奖章贱卖》原来发表于《多伦多星报周刊》（1923年12月8日）。这篇通讯通过战时各种奖章在巴黎贱卖的报道，说明战时表彰的“英勇”一钱不值。文字简洁，作者不动声色，已具海明威的艺术特色。

海明威一战时在欧洲参加过救护队。1921年后又当了多伦多《星报》的驻外记者，住在巴黎。他对巴黎有很深的感情。《圣·米歇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和《塞纳人》这两篇散文写出了巴黎的风光。那种感官感受是海明威笔下所特有。

海明威成为名作家之后，访者蜂拥而至，尤其是他在基维斯岛的住宅列为该地名胜之后，知道他的和不知道他的旅游者都来观光，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写作。《怀特海街的名胜》是一篇滑稽、幽默的讥讽文字。前半段说他如何雇佣一个害过麻风病的老黑人来吓退旅游者；后半段描写一般旅游者的无知，而他又如何胡编乱扯来应付这批人。海明威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貌似认真严肃实则含刺，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现在英勇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在阿得雷德街上一家奖章与钱币铺子里，一个店员说：“我们不收购奖章。没有人要。”

“有许多人来卖奖章的吗？”我问。

“有。天天有。可是我们不收购这次战争的奖章。”

“他们卖的是什么奖章呢？”

“多半是‘胜利奖章’，‘一九一四年星章’，有许多是‘军役奖章’，偶尔有一枚‘杰出行为奖章’，或者‘十字勋章’。我们叫他们去押给当铺，等他们有了钱可以赎回去。”

于是记者来到皇后街，往西走去，经过橱窗闪闪发光的廉价戒指商店，废品店，二角五分的理发店，旧衣服店，沿街叫卖的贩摊，想找出售英勇的集市在哪里。

当铺的回答同前一个铺子一样。

“不，我们不收奖章，”一位年轻人站在未赎出的典当物柜台后面，头发梳得很亮，他回答说：“根本没有人买。噢，是的。他们拿来的奖章什么样的都有。是啊，有‘十字勋章’。前两天有一个人拿出一枚‘杰出服役勋章’。我叫他们拿到约克街旧货店去卖。他们什么都要。”

记者问：“‘十字勋章’多少钱一枚？”

“对不起，麦克。我们不销这个。”

记者走出当铺来到皇后街，见了第一家旧货店就进去。这家店在玻璃橱窗上贴了一张告示“本店样样买样样卖”。

一推门，门铃丁当一响。一个妇女从店后面走出来。柜台左右堆放着破的门铃，坏了的闹钟，发了锈的木匠用具，旧铁钥匙，赛璐珞做的洋娃娃，骰子，一把破吉他，还有其他一些旧货。

那妇女问：“你买什么？”

记者答道：“你们卖奖章吗？”

“不。我们不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事？有东西卖给我吗？”

“有，”记者说，“‘十字勋章’给多少钱？”

“什么‘十字勋章’？”那妇女怀疑地问道，两只手塞在围裙下面。

“这是一种奖章，”记者说，“银子做的十字架。”

“是真银吗？”妇女问。

“我想是真银，”记者说。

“你不知道？”妇女说。“你带来了吗？”

“没有，”记者说。

“好，你拿来看看。真是银子做的，我给你一个好价钱。”妇女笑着说。“哎，”她又问：“是这次战争发的奖章吧，是不是？”

“是啊，”记者回答。

“那你就甭拿来了。这些玩意儿不好！”

记者一口气问五家旧货店。没有一家经销奖章的。没有人要。

有一家店，门上贴着告示：“本店经销一切货物。高价收购。”

“你卖什么？”柜台后面一个长着胡子的人问道。

“你们收购战争奖章吗？”记者问。

“是这样，这些奖章在打仗的时候可能有用。我不是说它们没有用，你明白吗？可是对我来说，买卖就是买卖。我卖不掉的东西买进来干什么呢？”

这个买卖人态度和气，乐于解释。

“这只表卖多少钱？”记者问。

那商人仔细地看了一看表，打开壳子，看看里面的机器，又转过来凑在耳朵边上听听。

“这表声音不错，”记者说。

“这表现在，”满腮胡子的商人一边判断一边把表放在柜台上。“这表现在可能值六角钱。”

记者从约克街走去。这儿一路上都是旧货店。记者询问一件件旧货，他的外衣，店里给了价，有一家店愿意出七角买他的表，又有一家居然愿意出四角买他的烟盒。但没有一家是买卖奖章的。

“每天有人来卖奖章。这么些年来，你是头一个来问我买的，”一个收购废品的商人对我说。

临了，我在一家肮脏的店里，发现有出售奖章的。女掌柜从盛钱的小抽屉里取出奖章。

一枚是“一九一四一一五年星章”，一枚是“服役勋章”，还有一枚“胜利奖章”。三枚奖章都是崭新的，放在原来的盒子里闪闪发亮。上面刻的名字和番号都是一样的。原主人是加拿大一个炮兵连的炮手。

记者仔细地看了一看。

他问：“多少钱？”

那女的心有戒备，说，“我要卖就整套卖。”

“这一套多少钱呢？”

“三元。”

记者再看看这些奖章。它们代表皇帝陛下赐给某个加拿大人的荣誉与认可。那个加拿大人的名字刻在每枚奖章的边缘上。

“名字不要紧，先生，”那妇女劝说道。“很容易擦掉。很好的奖章。”

“我要的恐怕不是这一种奖章。”记者说。

“你买这些奖章没有错，先生，”女掌柜一边用手指摸奖章一边劝我。“你再也买不到这么好的奖章了。”

“不，我想我不是要这种奖章，”记者犹豫道。

“好，你说个价吧。”

“我不要。”

“给个价吧。随你说多少。”

“今天不买了。”

“随你说多少。这奖章不错，先生。你瞧瞧。这一套一元钱怎么样？”

记者走出店门，看了看橱窗。很明显，破闹钟卖得掉。可是“十字勋章”卖不掉。

旧口琴，你能处理掉。可是“杰出行为奖章”没有人要。

行军用的绑腿，你卖得掉。可是“一九一四年星章”，你找不到一个买主。

所以，英勇在市场上值几个钱，不得而知。

董衡巽译

秋天一过，恶劣的天气就到来了。在夜间我们必须关上窗户以防备寒风苦雨。龚特加伯广场树木上的叶儿在风雨中零落了，树叶躺在地上，浸泡在雨水中。风雨吹打着终点站上的绿色大型公共汽车。业余艺术家咖啡馆里挤满了人，窗户上因热气和烟蒙上一层雾。这是一个糟透了的经营不善的咖啡馆，这个地区的酒徒都聚在这里，我却躲开它，不愿闻那肮脏人体散发的气味和醉酒的酸味。常来这里的男女顾客畅饮终日，或者倾囊一醉。大多数人买半立升或一立升酒。有许多奇怪的开胃酒的广告，但很少有人买得起它们，除非建立一个基金会资助他们饮酒。女酒徒被称为Poivrotte，意思是女醉鬼。

穆斐达尔路的化粪池就在业余艺术家咖啡馆旁边，这是一条狭窄拥挤的商业街，通往龚特加伯广场。化粪池的清除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用水泵把粪灌入马拉的罐车。在夏天，窗户大开着，我们会听到水泵的响声，闻到那股恶臭味。这些罐车涂上棕色或橘黄色，当它们在月光下在雷蒙红衣主教大街工作时，它们的马拉圆简很像一幅布拉克的绘画。咖啡馆里张贴着禁止公众酗酒的告示，上面列出惩罚的法律条文，但顾客们却置若罔闻，照样饮酒作乐，发出难闻的气味。

这座城市的一切愁惨景象随着冬日冰凉的雨而突然来临，当你在街上行走时，再也看不到白色高楼的顶端，看到的只是漆黑的街道，关了门的小商店，药草店、文具店、报摊、二流产院以及魏尔伦在这里死去的旅馆。我在它的顶层租了一间房子，在其中工作。

到达顶层要经过6或8段阶梯。天气很冷，我知道一捆小树枝的价值，我必须买3包半根铅笔长的松树和一捆半干的硬木，用来劈柴、生火取暖。我走到这条街的远处一端，仰视雨中的屋顶，看看我的烟囱是否在冒烟。没有烟，我想到烟囱一定是冰冷的，它不能通风，房间里可能充满了烟，浪费了燃料和金钱。我这样想着，在雨中行走着。我经过亨利第四中学，古老的圣·厄第安·都·蒙教堂和万神庙广场，拐入右面躲雨，最后到达圣·米歇大街的背风面，经过克鲁尼和圣·日尔芒大街，来到圣·米歇广场的一家上等咖啡馆。

这是一家舒适的咖啡馆，温暖，干净，友好待客。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把旧绒帽挂在衣架上，然后要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把它送来后，我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枝铅笔开始写作。我现在写的是发生在密执安的事，故事中的天气也像现在那样，是一个暴风雨的寒冷的日子，从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就目睹了秋末的萧条气象，在这里写我会觉得比另一个地方写得更好。我想这或许可以叫做移植自己，它对人和其他生物是同样需要的。在故事里面，男孩们正在酣饮，这使我也渴了，便要了一杯圣·詹姆士甜酒，在寒冷的日子里，它的味道好极了。我继续写作，感觉良好，甜酒温暖了我的全身和我的精神。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旁。她非常漂亮，脸蛋鲜嫩，她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剪成锐角斜掠在两颊。

我瞧着她，她使我心神不宁，十分激动，我打算把她写入故事中，但她却坐在门口注视着街道，我知道她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我又要了一杯圣·詹姆士甜酒，当我抬起头来，或者当我用铅笔刀削铅笔，卷曲的削屑落入茶托，我便注视着她。

我见到你了，美人，现在你属于我，不论你在等候谁，而且即使我再也见不到你，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我继续写作，进入故事，神迷其中。我头也不抬，既不知道什么时间，也不知道我身在何方，也不再要更多的圣·詹姆士甜酒。我已厌倦了圣·詹姆士甜酒，不再想到它。故事写完了，我非常疲倦。我读着最后一章，然后抬起头来寻找那个姑娘，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同一位英俊的男子汉走的，但我感到一阵惆怅。

我把故事合在笔记本里，放进内衣口袋，向侍者要了一盘牡蛎和半瓶白干酒。在写完一个故事后我总是感到空虚，好像我在求爱。既忧愁又幸福，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虽然在明天读完它以前我不知道它是否真正好。

我吃着海味浓烈的牡蛎，它那淡淡的金属味被冰凉的白酒冲洗掉了，只留下海味和多液汁的肌肉，我吮吸着每个贝壳里的凉汁，用酒的烈味冲洗着它。我失去了空虚的感觉，开始感到幸福。我筹划着……

巴黎恶劣的天气现在已经来临，我想与妻子一起短暂离开巴黎到外地去。那里不是下雨而是下雪，雪花穿过松林，铺满道路和高高的山坡，每当夜晚信步回家，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吱吱声。在勒萨旺山下有一家租金便宜的农舍，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起读书，夜间一块儿躺在温暖的床上，打开窗户眺望明亮的星星。这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坐三等车旅行并不昂贵。房租比巴黎贵不了多少。

我想退掉旅馆中那间进行写作的房子，在雷蒙红衣主教大街74号只要付极少的一点房租。我为多伦多写了一些新闻报道，所得的稿酬已经来了。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写这些东西，我们有钱去旅行。

离开巴黎就可以写巴黎，正如我在巴黎可以写密执安。不过，我不知道现在写是否为时太早，因为我对巴黎还不太熟悉。但最后还是写出来了。如果我的妻子想到外地去，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得走。

我吃完牡蛎，饮完酒，在咖啡馆付清了账，便冒雨走捷径上圣·日内维弗山，回到山顶的住室。

“我认为它妙极了，”我的妻子说道。她有一副美丽的模特儿面孔，她的眼睛和微笑照亮了我即将作出的决断，如同一份厚礼。“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你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

“呵，我想马上走，你不知道吗？”(www.daowen.com)

“我们回来时天气可能晴了，晴朗而寒冷，那多么好。”

“我相信它会这样，”她说道，“你不是也正在想走吗？”

申奥译

从雷蒙红衣主教大街顶端往下走到河边有许多路。最近的一条是垂直下行到街上，但这条路比较险阻。当你到达平坦区域，越过车如潮涌的圣·日尔芒大街后，就来到一个没有生气的地方。这里有一段荒凉的弯曲的河岸，右边便是酒市场，它不像巴黎的其他任何市场，不过是一个免税仓库，这里储存着不交税的酒，仓库外面阴森晦暗，像一座监狱。

越过塞纳河的支流便是圣·路易岛，它有着狭窄的街道和古老高大漂亮的房屋，你横过这里或者向右拐，沿着圣·路易岛的一段码头走去，对面便是圣母院和城市岛。

在码头旁边的书摊上你有时可以发现一些刚出版的美国书籍，价钱很便宜。那时候银环饭店会腾出几间房子以优惠价格租给它的常客，如果这些客人走时留下一些书，侍者便把这些书卖给离码头不远的一个书摊，你花几个法郎就可以从摊主手中买到这些书。女摊主对用英文写的书不感兴趣，你几乎不花什么钱就可买到它们，她实行薄利多销。“它们当中有好书吗？”当我与女摊主成为朋友后她问我。

“有时有一两本书是好的。”

“你能确定哪一本是好的吗？”

“我读了它们后才能确定。”

“这是一种赌博，有多少人能够读英文书？”

“请你为我留下这些书吧，让我大致看一看。”

“不。我不能留。你不常经过这儿。你好长时间才来一次。我必须尽可能快地把它们卖掉，没有人肯定它们毫无价值，如果它们果真毫无价值，我决不会卖。”

“你如何识别一本有价值的法文书？”

“首先要有图片，其次是图片的质量要好，然后是装订。如果一本书好，它的主人一定会把它装订得很精美。所有的英文书都装订过，但装订得糟透了，简直没法评价它们。”

从这个靠近银环饭店的书摊往前，直到奥古斯丁码头，中间再没有出售美国书和英国书的书摊。一直到伏尔泰码头才有几家。它们出售从左岸的旅馆特别是伏尔泰旅馆职工收购来的书籍。伏尔泰旅馆的客人比其他旅馆的客人富裕得多。有一天我问另一位女摊主朋友，这些书的主人是否卖书。

“不，”她说道，“它们全是被扔掉的，因而人们认为它们不值钱。”

“朋友们把这些书送给大家在船上读。”

“毫无疑问，”她说，“她们一定在船上丢下很多书。”

“是这样。”我说，“运输公司收集保存并且装订了这些书，成为船上的图书馆。”

“这是明智的，”她说，“至少它们的装订精良。现在这样一本书很值钱。”

当我工作完毕或者思索一件事情时，我便沿着码头散步。在第九桥下面和城市岛的头部立着亨利四世的雕像，小岛的终点像一个锐利的船首。在水边有一个小公园，园中的栗树张开巨大的伞盖。塞纳河流经这儿，这儿有一些钓鱼的好去处。垂钓的好地方随着河岸的高度相应变化，钓鱼人使用长的联结的钓竿，优质的蚊钩，轻便的齿轮和翎毛浮标，他们熟练地在这片水域引诱着鱼儿。他们总是能钓到一些鱼的，常常钓到的是钓鱼，有些像美国的绦鱼。要是将钓鱼整条地烤熟，味道肥而鲜嫩，甚至比沙丁鱼还好，又不那么油腻，有时，我能吃一大盘。

吃这种鱼的最好场所是一家建筑在河上的露天餐馆，位于麦东低地，名叫神奇鱼店。我们有钱外出旅行时就上那儿去。这地方在莫泊桑的一篇小说中出现过。从这里俯视河面，宛如西斯利所绘的图画一般。你要是嫌远，你可以在圣·路易岛吃一顿美味的油炸鱼。

我知道有几个人经常在从圣·路易岛到老风流广场这段水产丰盛的塞纳河钓鱼。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有时，我会买一立升酒，一片面包和几根香肠，坐在阳光下读我带来的书，一面观看钓鱼。

旅游作家描写的塞纳河钓鱼人都是狂热的，而且一条鱼也钓不到。然而事实上钓鱼是很严肃的，收获甚丰。大多数钓鱼人有一笔小小的退休金，虽然由于通货膨胀，退休金已大大贬值，还有一些精明的钓鱼人是在休息天来钓一天或半天。在夏朗东钓鱼是最好不过了，马奈河在这里从巴黎两侧流入塞纳河。当然，在巴黎钓鱼也是挺不错的。我不钓鱼，因为我没有渔具。此外，还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工作何时完毕，何时将要离开，我不想卷入这有着旺季和淡季的钓鱼群。但我紧跟着它，知道钓鱼是饶有兴趣和有益的，当我看到在城市中有人正当严肃地从事钓鱼，而且带着几条炸鱼回家，我非常高兴。

只要有钓鱼人和沸腾的生活，有拖着一长串的驳船，有河边石岸上的巨大榆树、还有白杨树，我在河边就不会感到孤独。当你看到塞纳城有这样多树木，你会感到春天在日益临近，直到温暖的风会把它在一个早上突然带来。有时一阵寒冷的倾盆大雨又会把春天打回去，使人感到春天似乎再不会到来，你好像丧失了生命的一个季节。这是巴黎唯一的阴郁时期。但是春天总会有的，因为河流在冰冻之后又会奔流。

申奥译

你的记者目前在基维斯岛所住的房子在该岛四十八处名胜册上名列第十八，供旅游者观光。当地的“联邦紧急事务处理”当局给每一位旅游者发一份地图，所以他们不难找到我的住所或其他名胜。你的记者为人谦虚羞怯，无意与下列名胜比高低：海绵阁（第十三处名胜）、龟行洞（地图上标第三处）、冰厂（第四处）、热带水族馆，其中有一条重六百二十七磅的大海鲈（第九处），以及门罗县法院（第十四处）。你的记者也没有这个野心想同典型的旧式房子（第十二处）、南部的美以美教堂（第三十七处）与古时的烟厂（第三十五处）比美。然而你记者的房子是第十八处名胜，介乎第十七处热带植物园与第十九处灯塔和大鸟笼这两处名胜之间。你的记者极易自我膨胀，自然受宠若惊，但对于创作妨碍极大。

你的记者为了自己的工作不受旅游来访者的打扰，只好雇了一位年老的黑人守门，这位黑人的样子看来好像得过一种怪病——麻风之类的病。他守在我门口对付旅游者，向他们介绍“俺就是海明威先生，俺见你乐坏了。”当然，真正懂得麻风病的人根本不会被这个老黑人吓倒，稍一观察就知道他是冒牌货，而要求见主人。但不大懂得麻风病的旅游者常常很容易被吓唬住，你可以看见他们匆匆沿街跑去，去参观第十六处名胜，而那位老黑人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跟在他们后面大声喊叫，说什么他如何捕捉最大的马林鱼和旗鱼，又详细描绘他如何猎到大动物，可惜的是他常常把这些动物的名字弄混。近来这老家伙竟讲起小说故事来了，有的旅游者就听他讲，不过这些故事实在无法由你的记者负责了。

前两天的一个下午，你的记者正坐在走廊上抽雪茄烟，听这个老家伙向一群吓得不轻的旅游者津津有味地讲故事，他讲他如何写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题目他非叫做《拿起了武器》。奇怪的是，他把这部小说的情节同另一部畅销书《汤姆大叔的小屋》的情节混在一起，他讲的那一段故事是凯瑟琳·勃克莱姑娘带着猎犬在冰上追赶意大利军队，这故事虽然不那么现实主义，倒是逗得人大笑。有一位不大爱听的听众问他为什么他老用第一人称写小说，老家伙好像困惑了一阵，最后回答道：“不是，先生。你错了。俺没有用第一个人写小说。俺从来不跟人逗。俺是在打字机上写的。”

“那么海明威先生，大战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意大利吗？还是你纯粹虚构这部畅销书的背景的？”

说起意大利，可打开了老头儿的话匣子，因为他最喜欢谈意大利，他说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患的麻风病”，但是他的听众没有一个把这个故事听完的。我长长地吸了一口雪茄烟，欣赏旅游者排着队锻炼身子，沿着怀特海大街向第二十二处名胜“电缆局”走去，老家伙呢，腐着两条可怕的腿在他们后面追着，速度倒也不慢。

碰到老家伙休息的日子，或者全国性的节假日，旅游者会径直走进我屋子里来。因为我家既然被官方列为名胜，你的记者感到他应该对得起“紧急事务处理”当局，这些旅游者是花了钱来的。其中有一位来访的是“问题先生”，他是有名的商界人士，“运动员俱乐部”成员，最近承他不弃，前来拜访。你的记者劳累了一天，感到相当疲乏之时，只听门一响，抬头一看，原来是“问题先生”来访。

“是你啊，你好，问题老兄，”你说。

“我碰巧走过，”问题先生说，“瞧你门开着，坐在那里看书。今天没去钓鱼？”

“没有。干活呢！”

“哈，哈。管这叫干活。你干的活，人家给多少钱？”

“啊，这看情况，有时候一元一个字。有时候七十五分一个字。有时候你瞧他们中意，要他们给两元。当然啰，孩子写的东西便宜一点。”

“我不知道你孩子还写作呢。”

“喔，自然，真正能写的只有一个，就是我的大儿子勃姆比。其他那两位只会听写。”

“你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你自己的卖吗？”

“每个字都能卖。当然，你得帮他修改一下标点符号。”

“那是循规的活儿，”问题先生现在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我不知道这还能赚钱呢。那么孩子们写的东西有多少钱呢？”

“大小子大约每三个字得两毛五，两个小的，按年纪折算。”

“就这么算，钱也不少哟。”

“敢情，”你说。“只要这些小鬼不停地干着。”

“这难吗？”

“不容易。你揍他们揍得太狠了，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行，卖不出好价钱，弄到后来一个字只能到手一毛钱。我要他们达到水平。”

“啊，是的，”问题先生说。“你再跟我说说。我不知道写作这买卖这么有意思。你说叫编辑‘中意’，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像过去那种仙人跳，”你解释道。“当然我们得拿出好大一笔钱贿赂警察。所以这钱不像过去那么多了。比方说，一位编辑来了，结过婚的编辑，我们把他弄到那个地方——你明白什么地方——或者我们有时候趁他不防进他屋里去，那么稿费自然高了。其实现在这也赚不了钱了。‘全国康复行政当局’卡住了。”

“他们什么都卡，”问题先生说。

“有一回约翰逊要严厉制裁我们叫孩子写作的事，”你说。“他说我们剥削童工，我那大儿子刚过十岁。我只好跑到华盛顿，我跟他说，‘休，你听着，你对付里奇伯格那档子事，我不急于干涉。可我孩子要干活，你明白吗？’说完这话，我就走。打那以后，我们叫小家伙一天大约写一万字，不过有一半写得很糟，我们只好报废了。”

“即使如此，”问题先生说，“这也有钱啊。”

“是有钱。可这不是真正的钱。”

“我倒想看看他干活的情况。”

“我们叫他们晚上干，”你告诉他。“晚上干活对眼睛不好但是精神集中。第二天早上，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改一遍。”

“你不在乎把他们写的东西用你的名字发表？”

“不，当然不在乎。名字好比商标。二等货我们就用别的名字。你在这儿可能见过一些。有一个时期这儿很多。现在不多了。因为商标太多反而卖不出去。”

“你自己还写不写作？”

“写一点练练笔。孩子们干得不错，我心里挺高兴。如果他们活得下来，我就把买卖转交给他们。有一次，佩特里克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午后之死》的定稿，我记得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他心血来潮，从头至尾都是他自己写的。这篇故事写得怪极了。他见了一家黑人家庭出殡，是这儿挺有名的一家保险公司‘儿女节哀’公司组织的，那次出殡的时间是下午，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那个小家伙马上动手，不到一个星期就叫他保姆把整篇小说打了出来。”

“太妙了，”问题先生说，“我愿意参加这类买卖。”

“我跟他说，‘佩特，你这篇作品里有一张图，你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卖给白痴。’你知道这小家伙怎么回答？‘爸，那就卖给打扫车库的威廉姆斯吧。有一回他把你想退给何塞先生的啤酒瓶扔掉，我听见你叫他黑白痴。’你瞧这些孩子多精明。”

“威廉姆斯买了吗？”

“买了。他现在在海滨。他想把它卖给约克·威特尼做彩色摄影商标。当然威廉姆斯自己也是有色人种。”

“你写过黑人的小说吗？”

“嗯，南部市场不稳定，我们一直回避写黑人，不过今年我们准备尽力而为。”

“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你看，你刚刚塑造出一个人物性格，他出了名，可他犯了什么过错，人家用私刑把他处死了。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这一点，想描写有合格证书的白人，又让他们讲真正的黑人方言，这些白种人多半是南部联邦的小姐们。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你再说我听听。”

“好，我们打算写一部史诗。孩子们日日夜夜干着呢。勃姆比有历史感，佩特写对话，格瑞戈里负责情节。你看我们有了新招了吧。这部史诗描写南北战争，现在大多数史诗的问题是写得不够长，能读史诗的人称之为令人作呕。我们想写它三千页。如果它净赚一百万元，我们就送格瑞戈里上学去，他一直吵着要去上学，让佩特在海滨开个事务所。他现在说来说去就这个事。‘爸，我什么时候才能上海滨去？’我拿不到这个数是不会理他的。所以今天同他说：‘写完这部史诗，要是写得够水平，你就可以到海滨去。’他说他要见见唐纳德·奥格顿·斯图华德。这滑稽吧？我跟他说，‘我同你一起去，佩特。因为我要去看看陶蒂·派克尔。我真的要去。’可是他说，‘不，爸爸，我想一个人到海滨去，由我一个人开业，去看斯图华德，也想我一个人自己去。’你说这苦干的孩子在想什么？他要去见斯图华德有什么事？说不定有什么旧账要清，或者类似这种事情。小孩在这些地方很有意思。现在我忘记几年前欠斯图华德的东西了。”

“你知道，我想我该走了，”问题先生说，语调中颇有敬意。“你也许很忙。”

“再忙也愿意见见你啊，问题老乡。等我们写完了，什么时候来都成。纳撒尼尔马上会把你带进来的。”

“再见，霍吉威，”问题先生说，“你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事，我有多大的兴趣。”

“听别人讲工作的细节总是蛮有意思的。”

“再见，多谢了。”

“再见。”

问题先生一走，你把纳撒尼尔叫进来。

纳撒尼尔说，“艾明斯先生，来了。”

你说：“纳撒尼尔，不论什么时候，你把前门给我锁上。”

纳撒尼尔说，“是的，先生。可是刚才问题先生撞进来，不能怪我。”

你说：“我知道，纳撒尼尔。以后老把它锁上，纳撒尼尔。一个人一天用脑子用得这么晚，总想放松放松。好，谢谢你，纳撒尼尔。好的，再来一杯。”

董衡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