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创始人，节制生育运动的国际领袖。她自1914年起发行宣传计划生育的书刊，设立美国第一所节制生育的诊所。尽管她为此备受迫害，但仍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这项工作。她一生著述甚多，如《母亲须知》（1917）、《我为节制生育而战斗的经历》（1931）及《玛格丽特·桑格自传》（1938）等。

本文即为她的《自传》的第七章，内中刻画了穷人家妇女的痛苦以及自己下决心从事节制生育运动的过程。

每个夜晚和每个早晨

都有人在忧患中诞生。

每个早晨和每个夜晚

都有人在欢乐中诞生。

有的人欢乐一世，

有的人忧患一生。

——威廉·布莱克

在1912年前后的那些年里，纽约的正式护士供不应求。很少有人愿意进医院的门，他们怕被当做试验品。只有在危急情况下，万般无奈，才肯于一试。在生孩子的问题上，这种感情尤为强烈。一个妇女自己的卧室，不论它布置得如何不方便，都是她惯用的产房。我因家务缠身，抽不出足够的时间做综合护士，但一般还可以搞产科护理，因为我早在事前就接到通知，可以计划我的时间，而且在服务两周之后，我又能回家。

有时候，我被召往住着年轻公务员、保险推销员或律师的小公寓楼。这些人都是在事业上刚刚起步，大多数还不到三十岁。他们的妻子正生头一个或第二个孩子。他们总是渴望知道照顾婴儿、喂养婴儿的最好、最新方法。特别是犹太人患者，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家庭为中心，更是欢迎你的指点并照办无误。

但是，找我护理的越来越多地来自下东区，好像有什么我不能控制的力量把我吸到那边去。我恨贫苦人的悲惨和无望，也从未感受到某些高尚女性为她们服务时所感到的满足。我现在对我病人的关注和我以前在医院时态度大不相同了，我看到她们许多问题并不在于生理的或医学的诊断上。一个分娩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生孩子的女人。我扩展了的视野还看到她的背景、她作为一个人的潜力、她将要生的孩子，以及这些孩子的未来。

小店主的妻子是我最常见的患者，但是也有木匠、卡车司机、洗碗工人和推车小贩。我非常赞赏这些人，他们多数都非常体贴自己的家人，要付给医生和护士的钱，在几个月以前都事先攒齐了——公婆和祖父母都有所贡献。

邻居们一听说楼里来了护士，她们都来拜访，很友好，常常是带着水果、果冻或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烹调法做的鱼丸果。她们自己如此贫困，还给我带来食品，使我心里很不安。过一阵后，她们又会轻轻地回来，借口收回盘子，坐下来不慌不忙地跟我聊聊天。在小礼物后面经常有个问题：“我（或我的女儿、我的姊妹）怀孕了，告诉我怎么能不再有孩子。再有孩子我们养不起。”

我试着说明我曾经从中产阶级那里听到过的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她们都无例外地拒绝了，认为不能接受。这两个方法对妻子是没用的，因为责任完全放在丈夫一边，而丈夫又很少承担。她所寻求的是一种自己就能使用的自卫方法，但是没有这种方法。

在这个社会阶层之下，还有一个处于真正令人绝望境况的，男人乖戾而无一技之长，不时地打着零工，但更多的是在失业中，不分昼夜地在家里出出进进。女人提着篮子上菜市时总是躲躲闪闪的，不肯跟邻居们亲近。

这些被淹没的、提不上的阶层是在慈善机关和宗教组织的范围之外的。他们没有工会，没有教堂，甚至于救世军也不过问他们。他们对每个人都怀有戒心，并拒绝接受任何帮助，他们叫所有要接近他们的人走开，把诞生和死亡都看成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社会工作者那时才刚刚出现，很受他们的猜疑，因为社会工作者要窥探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打听工资多少、家庭人口数目、有没有人被监禁过等等。他们常常是家里有两三个人坐过牢，或者当时就有卖淫、偷商店、抢钱包、小偷小摸的嫌疑。因此，在街头巷尾碰见穿蓝警服的人时，总鬼鬼祟祟地走开。

当我走近这个阴郁的地带时，极端的压抑向我袭来，到第十四街以下，我似乎呼吸到另一种空气，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国家，这里人的风俗习惯，和我原来知道的完全不同。

在纽约大概有近万所公寓没有阳光能直接射入，窗户开到狭窄的小庭院里，臭气熏天。虽然垃圾和废品经常扔到院子里去，却很少有人打扫。这些住处，弥漫着贫困的臭气，那股发了霉的、无以名状、无法描绘的气味，没有法子给消毒干净。它令我作呕，但住在那里的人显然没有觉察，当我用消毒剂动手工作时，它的气味刺鼻，但是至少暂时把臭气压了下去。

我记得有一个坐月子的病例，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医生把我召去的。我爬上了五层楼、走进缺少新鲜空气的屋子。婴儿来得太快了，只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充当了助产士。下五层楼太远，他已经把婴儿的衣胞用报纸包好，从窗户扔到院子里去了。

许多人都接受“房客”（他们就是如此称呼的），用他们微薄的贡献来付房租。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流浪者不是干活，就是酗酒。他们和孩子挤在一起，往往一间屋子睡六个人。小姑娘当着男人的面穿衣服、脱衣服，都习以为常。她们常在到达青春期以前，就被奸污了，有时还是被自己的父兄所奸污。

在这一阶层的妇女当中，怀孕是经常现象，一个女孩子未婚怀孕或一个已婚妇女怀孕时，有些口口相传的对付办法：喝汤药、喝松节油、洗蒸气浴、从楼梯上滚下来、插入榆木、织毛衣针或鞋钩子等等。当她们听到一个新方法时，立刻跑去药房。如果售货员愿意表示友好，他可能说：“那个对你没有帮助。这里有个也许有用的。”年轻些的药剂师常常拒绝给人提供办法，因为如果被人知道，就是犯法。助产士更害怕。这些注定要倒霉的女人哀求我把富家女人有的“秘密”说出来，答应额外多付我钱。许多人真的相信我是为了赚钱而不肯告诉她们。她们见人就问，有办法就试，但都对她们无用。星期六夜晚我曾看见过五十到一百人的妇女队伍，头上裹着披巾，站在诊所门外等着花五块美金做人工流产手术。

到这个地区去成了我的噩梦，而我又常常回去。每一次，我总会听人说孔恩太太“被送进医院里，但是没再回来”。或者是柯利太太“把孩子送到一个邻居家去，自己把头放进煤气烤箱了”。日复一日，这样的故事都灌进我的耳朵——婴儿生下来是死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宽慰，稍大些的儿童死亡是悲哀，但也是一种宽慰。因打胎而婴儿死掉，或者孩子送进公共机构的故事，重复了有一千遍。我听到这些故事的细节，再研究它背后的原因时，就因其恐怖而战栗。它的原因就是贫困和与之相联系的孩子生得过多。浪费生命看来是极无意义的。在我睡梦之中，许多愁苦、悲哀、思虑、老化的面孔一个个地排列在我的面前，有时候是恳求，有时候是责备。(www.daowen.com)

这不仅仅是我们常读到的“穷苦人的不幸情况”。对这些女人，我是有亲身理解的。她们都是活着的、能呼吸的人，和我一样地有希望、有惧怕、有抱负。但是她们疲惫而畸形的躯体却“永远在病痛，从不倒下来”！她们是注定要在三十五岁以前被扔到垃圾堆上去的。我不能摆脱她们可怜的事实，我也找不到任何办法。我自己温暖而舒适的小家庭成了对我的谴责。

1912年闷热的7月中旬的一天，我被召去到一个大马路上的人家。我的病人是位瘦小纤弱的俄罗斯犹太人。她大约二十八岁，痛苦给她的面容罩上圣母般的表情。拥挤的三室一套的公寓房里一片混乱。杰克·萨克斯是个卡车司机，并不比他妻子大。他刚刚回家，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哭，他妻子由于自己搞人工流产而不省人事。他请了最近的医生，医生又找了我去。杰克收入很少，大部分的钱都用于使几个不太健壮的孩子吃饱穿暖上了。妻子的精打细算，给他们积下了少许存款，所以他乐意花钱请个护士而不让她去住医院。

医生和我尽力于战胜败血症的任务。我从未这样敏捷地工作过，也没有如此集中注意力过。闷热的白天和夜晚似乎熔化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地狱。好像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温度，而每一点食物、冰和药品都要从三层楼下运上来。

杰克比许多我碰到过的丈夫都和蔼、体贴，他爱他的孩子，总帮他的妻子给孩子洗洗侧侧、穿衣服。早上离家之前，他把水提上三楼，又把垃圾送下去。在他焦急地注视着妻子病情的进展情况时，还尽量帮我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

两周以后，萨克斯太太的康复在望。对于流产的结果，一般都认为是致命的，而她竟幸免于难，邻居都由衷地高兴。她对来看她的人都绽出无力的微笑，并向她们有礼貌地道谢，但她不能响应她们的热烈庆贺。看上去她不该如此失望而焦急，并且有许多时间都在沉思中。

三周期满了。在我准备离开这个孱弱病人让她再一次去应付她艰难的生活时，她终于吐出了她的恐惧：“我想，再来一个孩子就要送掉我的命吧？”

“那么说还为时过早。”我敷衍地回答。

但是，医生最后一次来看她时，我把他叫到一边说：“萨克斯太太非常担心再有孩子。”

医生回答说：“她该担心。”然后他站到她面前说：“年轻的女人！下次再搞这种把戏的话，就不用再找我了！”

她怯生生地说：“我知道，但是……”她踌躇了，她好像鼓足了全部勇气才说出来：“我怎么才能防止这事呢？”

这位医生是一位和蔼的人，而且尽力地抢救了她。但他对这种事如此熟悉，以至于再也没有从前也许有过的体贴。他笑了，和善地说：“你又要吃羊肉又怕膻，是吗？唉！二者不可得兼，办不到！”

然后他拿起帽子和提包就要离开，说：“告诉杰克睡到房顶上去！”

我赶快看萨克斯太太，隔着我突然流出来的眼泪，我都能看到她脸上绝对失望的表情。我俩只能彼此相望，相对无言。直到医生把房门关上。然后她抬起她那布满青筋的瘦手，紧握着哀求说：“他不理解。他只是个男人。但是，你理解，不是吗？请你告诉我这个秘密，我永远不告诉任何人，就请告诉我吧！我求求你！”

我怎么办？我不能说俗套的安慰话，那对她不是安慰。我只是尽可能地让她身体舒服，并答应几天之后再回来谈。一会儿以后，她睡着了，我也悄悄地离去。

夜复一夜，萨克斯太太渴望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我为自己没有回去看她而制造种种借口开脱自己：我忙于护理别的病人，我真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或如何使她相信我自己的无知。要改变这种可怕的情况，我是无能为力，时间过去了，而我无所作为。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杰克·萨克斯激动的声音求我马上去——他妻子又病了，而且是同一原因。一刹那间，我曾荒唐地想找别人去，但实际上我当然仍旧换上工作服，拎起提包，动身出去。一路上我都希望地铁失事，发生爆炸事件，或任何使我不必再进入那个家庭的事。但是，什么事也没有，连让我迟到的事也没有。我走进那肮脏的门口，再一次地爬上那熟悉的楼梯。孩子们正在那里，这些小东西。

萨克斯太太在昏迷中，不到十分钟她即死去。我把她静止的双手摆在她的胸前时，我想起这双手如何谦卑地哀求我告诉她有权力知道的知识。我拉过来一床被单，盖上她苍白的脸。杰克正在呜咽，他双手挠头，把头发揪起来，像个精神病人。他一再恸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我由他绝望地踱来踱去，我自己则在寂静的大街上走呵，走呵，走了几个小时。当我最后到家时，我悄悄地进去，全家都在梦中。我从窗户望出去，看见了这灯火昏暗的城市。它的痛苦和悲哀向我袭来。一个电影在我眼前放映得极为清晰：妇女在分娩中痛苦地生孩子，婴儿无衣无食，裹在报纸里御寒，六岁的孩子面色惨白，皮肤萎缩而褶皱，因极端悲惨的生活而苍老，被推入灰暗恶臭的地下室，蹲在石头地上，他们骨瘦如柴的小手在破布衣服中抓来抓去，做灯罩，做假花；白棺材，黑棺材，棺材，没完没了的棺材接连着过去。这些景象一个跟着一个，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黑暗渐渐消失。太阳升上来了，把阳光反射到屋顶上。这也是我生活中一个新的开始。我不再有疑虑和问题，也不再做实验，试新药。我明白了，我再也不能仅仅是救人活命而已。

我上床就寝，决定不论要付什么代价，我是和姑息疗法及肤浅的治疗断绝关系了。我决心找出不幸的根源。母亲的苦难比天高，我要为改变她们的命运而尽力。

邓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