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代表作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等。马克·吐温除了写小说外，还写了多种多样的散文，包括幽默小品、讽刺小品、游记、自传、政论等等，而且每一种都有佳品。

《约翰叔叔的农庄》是回忆作家童年生活的，里面可以说没有提到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是所提到的日常琐事无不让人感到兴味盎然。

马克·吐温擅长写幽默、讽刺小品、《关于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亦颇具代表性。作家写他笔下的人物装傻充愣，言行荒唐，令人发噱。但是假中又有真，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切中时弊的犀利批评，表现出一位大师深刻的洞察力与忧国爱民的博大胸怀。

《给青年的忠告》则作出一副一本正经指导青年的模样，其实是在嘲弄某些“青年导师”的伪善与他们的忠告的不切实际。当然，文中也有些地方纯然是为调侃而调侃，不见得找得出背后有什么“微言大义”。

《致第1365号书》是一封信。所谓第1365号，是指第1365个改编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1876）为舞台剧的人。此书畅销，想改编的人肯定不少，但是否真有这么多，马克·吐温是否真的作过统计，抑或是马克·吐温的又一个幽默。请读者们自己判断。

有许多年我一直相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出生六礼拜后，与我祖父一道啜饮威士忌甜酒的情景。但是现在我不想再谈论那些趣事了。我正一天天老去，我的思维也不像从前那样活跃了。我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回忆很多事情，甚至一些不曾出现的东西。但眼下我的记忆力正在明显衰退，而且不久的将来我会完全失去记忆了。像这样年头自己没入黄昏是多么悲哀啊，然而谁又能奈何自然的规律呢？

我的叔叔约翰·查理是一个农场主，他的庄园坐落在距离弗洛里达四英里的地方。他有八个孩子，十五个也许是二十个农奴。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他的性格让人感到妙趣横生。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从我四岁时家里移居到汉尼堡到我十一二岁这段时间，我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约翰叔叔的庄园中度过。我从没有意识地在一本书里取材于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但他的庄园曾在我的几本书里出现过。在《哈克·费恩》和《汤姆·索亚》两本书里，我把它移到阿肯色州。它距农庄六百里远，但有它的两倍大。出于文学的需要，我可以把庄园安置在任何一个合适的州。

约翰叔叔的农场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像天堂一样。房子是双层木板砌成的，有宽敞的顶棚把正房与厨房连接起来。凉爽的夏季的傍晚，绿阴葱葱，凉风习习。院子里放好了桌子，桌子上摆满丰盛的食品——呵，一想到它们我就激动不已。油炸小鸡，烤猪；野生的和驯养的火鸡、鸭子和鹅；新鲜的鹿肉；松鼠、野兔、雉鸡、鹧鸪和松鸡；软饼，热薄煎饼、热麦饼、含麸面包、卷饼和玉米饼；新嫩的煮玉米棒子，肾形豆、菜豆、西红柿、桃子、爱尔兰马铃薯；酸奶、甜奶；西瓜、香瓜、罗马甜瓜——都是庄园弄来的新鲜货；苹果馅饼、桃子馅饼、南瓜馅饼、苹果布丁——唉，其他的东西我记不清楚了……

正房坐落在一所大院子的中央。院子的三面由篱笆围起来，院子的后一面是高高的木栏杆；与正房相对的是熏肉房；在木栏杆后面是果园；果园的后面是农奴的住房和烟草地。跨入前面的大院要经过一个圆木砌成的很长的阶梯，我不记得是否有门了。在前院的一角有十几棵高高的胡桃树和核桃树，每逢收获季节，那里总是硕果累累。

木栅栏后面有一间木屋与前面正房遥遥相对，那是一块倾斜的坡地，杂树丛生。向前走过牲口棚、谷仓、马厩和烤烟房，就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边。那儿水清见底，水下卵石依稀，涂淙小溪叮丁当当，活泼乱跳，蜿蜒伸向远方。两岸绿树浓荫，随风婆娑摇曳——真是玩水仗的好地方，而且还有一个游泳池呢。虽然大人们严禁我们去那儿，我们却还是那儿的常客。因为我们都不是基督的好孩子，而且很早就品尝了禁果的美味。

我能清楚地记得庄园的很多场景。那儿的布局，会客室的一角摆着矮脚床，另一角放着一架纺车——纺车整天暗暗哑哑地呜咽着，从远处听起来不胜凄苦，让我情绪低落，生起思乡病来，周围好像有无数的鬼魂游荡。一个巨大的壁炉，在严酷的冬夜，火焰熊熊，燃烧的胡桃树枝从另一头吱吱地冒着浆汁，我们围拢在一起，刮下甜浆汁，津津有味地品喷着。一只猫在石砌的甬道上伸着腿酣睡。半醒的狗靠着壁炉舒服地眨着眼睛。姨妈坐在炉灶边，织着毛线；叔叔坐在另一边，衔着用玉米棒子芯做成的烟斗。光滑的橡木地板反射出昏暗的、跳动的火舌，燃烧的火星有时迸出炉外，落在地板上，马上就熄灭了，留下一些黑色的凹痕。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了暖意，孩子们兴奋地蹦来跳去。两三个破椅子躺在那儿，摇摇晃晃的。一个摇篮——早已废弃不用了，但还放在一角，在清冷的早上，孩子们穿着衬衫和宽大的无袖大衣，偎依在炉火边，不愿离开——他们真舍不得离开这个舒适的地方而到院子里去干活。

院子前面是宽阔的乡间大路，夏天总是尘沙扑面，那儿是蛇之乐园，它们喜欢躺在路上晒太阳。遇见响尾蛇和鼓蝮蛇，我们就杀死它们；若是遇见黑蛇和一种寓言里的蛇，我们就赶快避开；要是家蛇和袜带蛇，我们就带回家，放在柏特姨妈的针线篮里来吓她。她对蛇总抱有偏见，每次当她把针线篮放在膝盖上而蛇从里面爬出来时，她总是吓得手足失措。她天生就怕蛇，而且对蝙蝠也很敏感，受不了，可我一直认为蝙蝠是一种非常可爱的鸟。我的母亲对蝙蝠也一样地迷信。蝙蝠光泽柔润，形体优美，如你正确地对待它，它总是很温顺的。我很熟悉这类鞘翅目动物，它们聚居在离汉尼堡三英里的一个大洞穴里。我常把它们带回家去吓唬我母亲。碰上上学的日子很容易成功。因为表面上我似乎去上课了，不会有蝙蝠。她又是一个很易上当的人。当我说：“我为你带了一些东西装在衣服口袋里”，她总伸手去掏，但她总是立即又缩了回来。很明显，她永远不会喜爱这些小动物的。

穿过大路是一座茂盛的树林，沿着林中的羊肠小道约走四分之一英里，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平坦的大草原。那儿处处绿树如海，鸟语花香，步步芳草茵茵，如织如绣。野草莓迎风摇曳，石竹花点缀其中。每当草莓收获季节，我们在清冽的晨曦聚集在那儿，晶莹的露珠在绿叶上闪烁，鸟儿第一声鸣啭惊破了沉寂的树林。

林间的斜坡上有很多秋千，是剥了皮的胡桃树枝做成的。当树枝干枯时，是很危险的。当一个小孩荡到四十英尺高时常常会摔下来，所以每年都有很多孩子骨折。我自己虽很幸运，但我的堂兄弟们却很倒霉。他们会跌断八条，有时甚至十四条手臂。但这不需要花费什么，医生常年服务，每个家庭摊上二十五美元就行了。医生开的药，剂量大得吓人，而蓖麻油是主要的一种饮料……

乡村学校离我叔叔的庄园三里路，它位于大树林的中间一片开阔地上，有二十五个男女学生。每星期一次或二次到学校去。夏天，清晨我们踏着晨露，迎着朝霞，走过林间小道；傍晚又背着夕阳，沐着清风返回农场。所有的学生都带着午餐装在篮子里，有玉米饼、酸奶和其他一些美味，中午坐在林中树荫下享用。我第一次去上学是在七岁时。一个女孩子，约有十五岁，穿过印花布裙，戴着宽边遮阳帽，问我是否“用烟草”——意思是我是否嚼烟，我说不，这激起了她的蔑视，她向所有的学生们嘲讽我，说：

“这儿是一个七岁的男孩，他不会嚼烟草。”

她的语气和神态使我感到被极大地羞辱和贬低了。我决心改变我屈辱的境况。但我只是使自己病倒了。我无法学会嚼烟。尽管我学会了抽香烟。但这却不能取悦于任何人，不能丝毫改变我悲惨的、毫无个性的地位。我渴望得到尊重，但却毫无效果。孩子们对彼此的缺陷是毫不宽容的。

前面我已说过，我在十二三岁以前每年都花一段时间在农场度过。我的农场生活是富有魅力的，难以忘怀的。我深深地怀念神秘大丛林的晨光和夕照，亲切的泥土气息以及五彩野花的馥郁芬芳；我怀念大雨初霁满树绿叶的悦目碧光，风扫黄叶的簌簌清响，啄木鸟殷勤劳作的“邦邦”声转向远方；野鸹在密林深处扑打翅膀，受惊的野兔回首一瞥闪电一般穿过辽阔的草场——我能清晰地回忆这一切，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并带给我愉快的思想。我怀念辽阔的草原，它的孤独和安详；肃穆的苍穹一只秃鹰在勇敢地翱翔，天穹在它矫健的双翼下显得永恒和苍茫。我怀念着上秋装的丛林，紫色的橡树，金黄的胡桃，枫树和械树绯红的亮光；我还能听到我们走过树下树叶在头顶婆娑的歌唱；我还看到隐藏在灌木丛中的一簇簇蓝色的野葡萄；我还回味着它们的酸甜和芳香。

赵守成译

我辞职不干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份差事。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说出来，我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指定我当贝类委员会的文书，却不许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容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我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也没干，闲闲散散，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乘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名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你猜他发多大的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分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才没有撤他。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知道我也在政府任职。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问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他个大屠杀。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屠杀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屠杀，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屠杀迅速，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结果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体格，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必须残酷镇压。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司，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子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限制了我一天的自由。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计较这件事，谈正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做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做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张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份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走了。这号人活像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自以为比谁都强。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建议。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我凡是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我打算做的事，用意都是为我们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会儿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得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为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我名片递给他，他念叨：“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

海军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率领整支舰队是在旅游，用他的话说，是在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公务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接到。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工作里的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是内阁成员。就好比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内大事，你不能参与；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妥帖，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这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www.daowen.com)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无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想知道，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无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三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六元钱一天在干活吗？你要真是这么以为，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我一顿，我蒙受迫害，被迫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了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单：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博士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作战部咨询50美元

海军部咨询50美元

财政部咨询50美元

内阁咨询免费

往返耶路撒冷旅费，途经埃及、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行程一万四千英里，每英里按二十美分计，共2，800美元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薪金，每天六美元，共六天：36美元

总计：2，986美元

除了文书薪金三十六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拿起笔来把我其他各项统统划掉，只在边上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我的官场生涯眼前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钩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来不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他们一举一动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那副神气——但他们是在工作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式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里去——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么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淘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一千八百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好几千好几千元钱来。可是，他不——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二千五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重写，可是你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你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待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他们等的时候，只给他们两千元一年。这可真惨——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会把他交给祖国，安排他在一个部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仗——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统统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差一半，就他们干的活儿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

董衡巽译

得知有人期望我在这里发表讲话，我就询问该发表哪一类的讲话。他们说应该是适合青年人听的——有教育意义的，有启发性的，或带忠告性质的讲话。很好啊。我心里早就有几桩事情，经常渴望着讲出来，好让青年人受受教育；因为那些事情只有在少不更事的早年时期才能牢固扎根，而且保持时间最久，价值也最大。所以，首先，我要对你们讲，青年朋友们，——我是怀着恳求的、督促的心情讲这话的——

要永远服从你们的父母，当他们在场的时候。归根到底，这是一条上策，因为要是你不服从，他们肯定要你非服从不可。大多数父母都认为自己比你知道得多，因此对这个迷信采取敷衍态度就比按你自己的正确判断行事所能获得的利益一般都要多些。

要尊敬你们的上司，如果有的话；还要尊敬陌生人，有时对待其他人也要这样。假如有人得罪了你，而你又拿不准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就别采取极端手段；只消看准时机，拿块砖头去还击他。这样做就足够了。假如你后来发觉他并非有意冒犯你，那就公开站出来，坦白承认你是错打了他；要像男子汉那样承认错误，并且说明你的本意并非如此。是啊，要永远避免使用暴力；在当今这个慈善和友爱的时代，采取暴力手段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把炸药留给下流粗俗的人去使用吧。

早睡，早起——这样做是明智的。有些权威人士说要跟着太阳起床，有些说要跟着这个东西起床，还有些则说要跟着另外的东西起床。不过，百灵鸟却是你跟着起床的最好不过的东西了。人家知道你跟着百灵鸟同时起床，那你就会在人人心中获得最佳的声誉；假如你搞到一只不错的百灵鸟，施以正确的训练，那你很容易使它养成九点半起床的习惯，每天都如此——这完全不是诡计啊。

其次谈谈说谎的问题。关于说谎，你们务必十分小心；否则几乎一定给人抓住。一旦给人抓住，你在老好人和纯洁人的眼里就再不可能是以前那种人了。许多年轻人说了一次笨拙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话，因而终身受害不浅。这是由于训练不周而产生的粗心大意的结果。有些权威人士认为年轻人完全不该说谎。自然，这个意见强调得太过，无此必要。不过，我尽管还不能到达那种程度，但我坚持认为，而且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年轻人在运用这一伟大艺术时应该有所节制，直到通过实践和经验获得了自信、洒脱和精密这些唯一的保证后，才能使这种本领显得高雅和有利可图。耐心、勤奋、仔细注意细节——这是必要的条件；这样做，学习者到时自会精通；依靠这些，而且仅仅依靠这些，他就可以为将来飞黄腾达打下稳固的基础。想想看，在进行研究、思索、实践、实验中要经过多少枯燥乏味的岁月才能达到举世无双的古代大师的资质，而大师才有能力强迫世人接受这样一句崇高而响亮的格言：“真理是强大的，它必然胜利”——这是任何凡夫俗子不能达到的对事实最庄严的双重歪曲。因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乃至每个人的经验里都有许许多多见证，说明真理是不难加以扼杀的，而讲得好听的谎言却会永世不朽。波士顿有一座为麻醉药的发明人建立的纪念碑；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人根本并未发明麻醉药，而是偷窃了另外一个人的发明。这个真理强大吧？它必然胜利吧？啊不，听众们，纪念碑是用坚硬的材料制成的，但是它所讲的谎言却会比它本身多活一百万年。你应该把避免说笨拙的、脆弱的、有漏洞的谎话作为永不停止的研究题目。那样的谎言是不会真正永存的，恰如普通的真话一样。所以说，你不妨马上就说真话，说出来就没事了。脆弱的、愚蠢的、荒谬的谎言不能生存两年——除非它是对某个人的诽谤。诽谤当然是牢不可破的，但那并不是你的功劳。最后一句话：“早些开始练习这门亲切而优美的艺术——现在就开始吧。假如我以前开始得早些的话，现在已经学会怎样撒谎了。”

决不要粗心大意地摆弄武器。年轻人由于天真无邪、毫不留心地摆弄武器而造成的悲哀和痛苦不知有多少啊！我目前正住在一户农家消夏，仅在四天前，就在隔壁的农家里，有个奶奶，年事已高，满头白发，性情温和，是我们国家最可爱的人物之一，她正坐着做活，她的年轻孙子悄悄溜进来，把一只破旧生锈的老枪拿下来，这枪多年来无人碰过，想必并未装有子弹，那孙子便用枪瞄准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威胁说要开枪。她惊骇得尖叫着、恳求着朝对面房门跑去；可是在她经过孙子身边的时候，孙子把枪几乎正对准她的胸口，而且扣动了扳机！孙子早料到枪里没有子弹。他料得不错——枪里并没有子弹。因此没造成任何伤害。在这类事件中，这是我听说过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因此，反正一样，别去乱动没装子弹的老枪；它们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可靠、最致命的东西。对于枪你根本用不着费力气；你用不着什么支架；枪上也用不着任何瞄准器；你甚至用不着瞄准。全都用不着，你只消挑选一个亲戚，砰砰地放一阵枪，准把他击中的。

书的种类是很多的，但好书才是青年人阅读的那一种。记住这一点。好书是培养优秀人才的一种伟大的手段，一项无可估量的措施，一个不可言传的方法。因此，小心地选择你们的读物吧，青年朋友们；要十分小心；要限制自己仅仅阅读罗伯逊的《布道辞》、巴克斯特的《圣徒的憩息》、《天真汉出国旅行记》等等这一类的著作。

好啦，我已经讲得够多了。我给你们的这些教导，希望你们能铭记在心，并把它作为你们迈步行走的指南和你们理解事物的明灯。要根据这些训诲，用心地、刻苦地培养你的性格。不久以后，当你把性格培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惊奇而满意地发现你的性格跟其他任何人的性格是多么凑巧地相似，鲜明地一致啊。

沙铭瑶译

1887年9月8日于哈特福

亲爱的先生：

这回终于轮到你了，你也是“不揣冒昧”。你是第1365号。当1364位比你更和气、更高明的人（包括作者本人）已经尝试过把《汤姆·索耶》改编成剧本而宣告失败之后，你想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呢？亲爱的先生，那是一部不能改编为剧本的书，你还不如去改编任何一首别的赞美诗呢。《汤姆·索耶》就是一首赞美诗，以散文形式写成，以便使它具有一点世俗气味。

你第三句话前面为何闪闪烁烁、疑云密布呢？别担心。你这出戏观众准会喝彩，首次公演就得喝倒彩。它们都是如此——1364个剧本。第1365个也不例外。我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想到知难而退这个简单的办法。唉，如果我们稍能借鉴于前车之覆，本来可以少吃多少苦头啊。珍惜这点启示吧。

你真客气，还请我去送葬。算了吧，这样的葬礼，我参加过上千次了。我看见过《汤姆·索耶》的遗骸缠在形形色色的戏剧裹尸布里。你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你打算要给我出expence（如果萨斯奎哈那的拼法是这样的话），这话当真吗？你知不知道我出门时，每英里的车马费是100元吗？你知不知道到萨斯奎哈那有432英里路程吗？你手头如果方便的话，能否预先把43200元汇给我，让我一路上数着玩呢？因为对一个神经质的人来说，坐火车没有点儿散发着铜臭的玩意儿数数，借以消磨时间的话，实在是怪无聊的。

亲爱的、大方的第1365号，现在据我了解，你是想把《汤姆·索耶》改编为剧本，然后为了对我表示恭敬，把我的名字印在节目单上，要我充当这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子的父亲。先生，你可知道这种恭维人的办法以前曾经葬送过不少人吗？且听我道来。

二十四年前，我是个出奇的美男子，而今你还可以透过时间的缝隙看到我当年的风采。我那时竟英俊到如此地步：只要我一露面，人们便会像着了魔似的，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就连那些毫无生气的东西（诸如火车头、区里的邮车等）都要停下来向我行注目礼。在旧金山阴雨连绵的季节里，人们常把我错当成好天气。有一次，我在索诺拉一带旅行，午间停一个小时打尖，一则歇歇马，二则我自己也要休息休息。全镇的人都跑出来看我。一个匹尤特族的印第安妇人用我的名字给她的婴儿起名——这种自发的敬意使我非常高兴。

人们还以其他方式向我表示敬意，最后，索诺拉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也来了，邀聘我为该校“德育”及“教条人文学”教授。我当即欣然应聘就职。然而，我的名字已招印第安人喜爱，他们好心得要命，不断拿我的名字给他们的婴孩取名。我曾经设法制止这种做法，印第安人却不懂我为什么要反对这样一种显而易见是表示敬意的举动。后来，事情发展得越来越厉害，传得越来越广，闹得尴尬至极。校方忍受了一两年；不过，为了学校的名声，他们觉得应该加以制止，尽管同事们对我都深表同情。

校长亲自对我说：“我感到万分抱歉，但凡有一线希望，我还是会顶住的；不过，你也看到了眼下的情况：现在已有312名，还有14个区没有报来。这件事使你名扬四方，却也为你招来了大麻烦，并且还引起了很多议论。我相信我绝没有言过其实。有一部分议论是为你开脱的，有一部分（来自一些离学校较远、只看到统计数字而不明真相的资助人）却很刺耳，有些甚至非常尖锐。已经有9个家长叫他们的子弟退学了。近几个月来，随着户口统计数字的不断增长，学校董事会愈来愈感到不安。不瞒你说，他们已不止一次提到是否应该更换一位‘德育’教授。昨天的《亚尔塔》报上那篇措辞粗鲁而辛辣的社论（题为《让那个耍德育把戏的歇一歇吧》）把事情闹成了危机。董事会把责令你辞职这个不愉快的差使交给了我。”

亲爱的第1365号，我知道你对我完全是一番美意，但这件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请不要拿我的名字给你的印第安人起名了。你真诚的。

黄继忠译

（1900年新年祝词）

19世纪致20世纪的祝词，马克·吐温速记：

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托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归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中充满了卑污，口袋里塞满了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镜子千万要藏起来。

李文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