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被誉为美国文艺复兴领袖。

随着学园运动的发展，爱默生成了一位受人欢迎的演说家。学园运动始于19世纪20年代，是有组织的成人教育的一种早期形式。它将各种涉及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演说、辩论和讨论带入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各州的社区。该运动以亚里士多德给学生讲学的雅典学校命名，为诸如爱默生、亨利·大卫·梭罗、苏珊·比·安东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纳撒尼尔·霍桑等演说家提供了一个讲坛和收入来源。

爱默生的自然主义哲学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和广大的听众。他呼吁以内心自我、以直觉、以大自然作为生活和现实的指南，向那些秉承传统、权威和教条的人提出了挑战。对于个人主义者和不墨守成规的人，对于厌恶古训寻求内心真实的人来说，爱默生的言辞具有深邃的吸引力。美国每一代年轻人都重新发掘爱默生的思想。这篇散文是爱默生的最佳代表作，具有警句式的文字和热情洋溢的个人主义。该文最初发表在1841年爱默生的第一部散文集中。

前些日子我读了一位著名画家的诗作。这是些独特而且不落俗套的作品。在这种诗句中，不论其主题是什么，心灵总能听到某种告诫。诗句中所注入的感情比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更可贵。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凡是对你心灵来说是真实的，对所有其他人也是真实的——这就是天才。披露蛰伏在你内心的信念，它便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最内在的终将成为最外在的——我们最初的想法终将在上帝最后审判日的喇叭声中得到回应。尽管心灵的声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熟悉的，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最了不起的功绩是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他们论及的不是人们想到的，而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人应当学会的是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而不是诗人和伟人们的圣光。但是，人们却不假思索地抛弃自己的思想，就因为那是自己的思想。在每一部天才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抛弃了的那些思想；它们带着某种陌生的尊严回到我们这儿来。伟大的艺术作品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诲就是，要以最平和而又最执著的态度遵从内心自然而然产生的念头，即使与其相应的看法正甚嚣尘上。否则，明天某个人便将俨然以一位权威的口吻高谈那些同我们曾经想到、感受到的一模一样的想法，而我们却只好惭愧地从他人手中接受我们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妒忌是无知，模仿是自杀。不论好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属于他的那一份，广袤的世界里虽然充满了珍馐美味，但是只有从给予他去耕耘的那一片土地里，通过辛勤劳动收获的谷物才富有营养。寓于他体内的力量，实质上是新生的力量。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能干什么，而且他也只有在尝试之后才能知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桩事情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象，而其他的则不然。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记忆中的塑像并非全无先验的和谐。眼睛被置于某束光线将射到的地方，这样它才可能感知到那束光线。大胆让他直抒自己的全部信念吧。我们对自己总是遮遮掩掩，对我们每个人所代表的神圣意念感到羞愧。我们完全可以视这意念为与我们相称、而又有益的意念，所以，应当忠实地宣扬它。不过，上帝是不会向懦夫揭示他的杰作的，只有神圣的人，才能展示神圣的事物。当一个人将身心倾注到工作中，并且竭尽了全力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解脱和欢乐。否则，他将为自己的言行忐忑不安，得到的是没有解脱的解脱。在其间，他为自己的天赋所抛弃，没有灵感与他为友，没有发明，也没有希望。

相信你自己吧：每颗心都随着那弦跳动，接受上苍为你找到的位置——同代人组成的社会和世网。伟大的人物总是像孩子似的将自己托付给时代的精神，披露他们所感知到的上帝正在他们内心引起骚动，正假他们之手在运作，并驾驭着他们整个身心。我们是人，必须在我们最高尚的心灵中接受同样先验的命运。我们不能畏缩在墙旮旯里，不能像懦夫一样在革命关头逃脱；我们必须是赎罪者和捐助者，是虔诚的有志者，是全能上帝所造之物，让我们向着混沌乱世，向着黑暗冲锋吧……

这些话语当我们独处时可以听到，可是当我们迈进这世界时，话音就减弱了、听不到了。社会到处都是防患各社会成员成熟起来的阴谋。社会是一个股份公司。在这公司里，成员们为了让各个股东更好地保住自己的那份面包，同意放弃吃面包者的自由和文化。它最需要的美德是随众随俗，它厌恶的是自力更生，它钟爱的不是现实和创造者，而是名分和习俗。

任何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人，都必须是不落俗套的人。任何采集圣地棕搁叶的人，都不应当拘泥于名义上的善，而应当发掘善之本身。除了我们心灵的真诚之外，其他的一切归根结底都不是神圣的。解脱自己，皈依自我，也就必然得到世人的认可。记得，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位颇受人尊重的师长。他习惯不厌其烦地向我灌输宗教的古老教条。有一回，我禁不住回了他一句。听到我说，如果我完全靠内心的指点来生活，那么我拿那些神圣的传统干吗呢；我的这位朋友提出说：“可是，内心的冲动可能是低下的，而不是高尚的。”我回答说：“在我看来，却不是如此。不过，倘若我是魔鬼的孩子，那么我就要照魔鬼的指点来生活。”除了天性的法则之外，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法则是神圣的。好与坏，只不过是个名声而已，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将它从这人身上移到那人身上。唯一正确的，是顺从自身结构的事物；唯一错误的，是逆自身结构的事物。一个人面对反对意见，其举措应当像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有名无实的过眼烟云。使我惭愧的是，我们如此易于成为招牌、名分的俘虏，成为庞大的社团和毫无生气的习俗的俘虏。任何一个正派、谈吐优雅之士都比一位无懈可击的人更能影响我、左右我。我应当正直坦诚、生气勃勃，以各种方式直抒未加粉饰的真理……

我必须做的是一切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别人想要我做的事。这条法则，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是同样艰巨困难的，它是伟大与低贱的整个区别。它将变得更加艰巨，如果你总是碰到一些自以为比你自己更懂得什么是你的责任的人。按照世人的观念在这世界上生活是件容易的事；按照你自己的观念，离群索居也不难；但若置身在世人之间，却能尽善尽美地怡然保持着个人独立性，却只有伟人才能办得到。

抵制在你看来已是毫无生气的习俗，是因为这些习俗耗尽你的精力。它消耗你的时光，隐翳你的性格。如果你上毫无生气的教堂，为毫无生气的圣经会捐款，投大党的票拥护或反对政府，摆餐桌同粗俗的管家没什么两样——那么在所有这些屏障下，我就很难准确看出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样做也将从你生活本身中耗去相应的精力。然而，如果你所做的是你所要做的事，那么我就能看出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做你自己的事，你也就从中增强了自身。一个人必须要想到，随众随俗无异于蒙住你的眼睛。假如我知道你属于哪个教派，我就能预见到你会使用的论据。我曾经听一位传教士宣称，他的讲稿和主题都取材自他的教会的某一规定。难道我不是早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即兴说一句话吗？……算了，大部分人都用这样或那样的手帕蒙住自己的眼睛，使自己依附于某个社团观点。保持这种一致性，迫使他们不仅仅在一些细节上弄虚作假，说一些假话，而是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弄虚作假。他们所有的真理都不太真。他们的二并不是真正的二，他们的四也不是真正的四：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使我们失望，而我们又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去纠正它。同时，自然却麻利地在我们身上套上我们所效忠的政党的囚犯号衣。我们都板着同样的面孔，摆着同样的架势，逐渐习得最有绅士风度而又愚蠢得像驴一样的表达方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种丢人的、并且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印记的经历。我指的是“傻乎乎的恭维”——我们浑身不自在地同一些人相处时，脸上便堆起这种假笑；我们就毫无兴趣的话题搭腔时，脸上便堆起这种微笑。其面部肌肉不是自然地运作，而是为一种低下的、处心积虑的抽搐所牵引，肌肉在面庞外围绷得紧紧的，给人一种最不愉快的感觉：一种受责备和警告的感觉。这种感觉，任何勇敢的年轻人都绝不会愿意体验第二次。

世人用不快来鞭挞不落俗套的人……对于一位坚强的深谙世事的人来说，容忍有教养的绅士们的愤怒不是件难事。他们的愤怒是正派得体，谨慎稳重的。因为他们本身就非常容易招来责难，所以他们胆小怕事。但是，若引起他们那女性特有的愤怒，其愤慨便有所升级；倘若无知和贫穷的人们被唆使，倘若处于社会底层的非理性的野蛮力量被怂恿狂吼发难，那就需要养成宽宏大量和宗教的习惯，像神一样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琐事。

另一个使我们不敢自信的恐惧是我们想要随众随俗。这是我们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的敬畏之情，因为在别人眼里，能够借以评判我们行为轨迹的依据，除了我们的所作所为之外别无他物，而我们又不愿意使他们失望。

但是，你为什么要往回看呢？为什么你老要抱着回忆的僵尸，唯恐说出与你曾经在这个或那个公开场合说的话有点儿矛盾的话来呢？倘若你说了些自相矛盾的话，那又怎么样呢？……

愚蠢地坚持随众随俗是心胸狭小的幽灵的表现，是低级的政客，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崇拜的对象。伟大的人物根本就不会随众随俗。他也许倒更关心自己落在墙上的影子。嘿！把好你的那张嘴！用包装线把双唇缝起来！否则，你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话，今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像放连珠炮一样；明天你想说什么，照样斩钉截铁地说什么，哪怕跟你今天说的一切都是相互矛盾的。哈哈！老妇人，你就嚷嚷去吧！你肯定会被人误解的！误解，恰恰是个傻瓜的字眼。被人误解就那么不好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每一位纯粹而又聪明、曾经生活过的人都曾被人误解过。要做个伟人，就一定会被人误解……

林铮译

许索信校

亨利·大卫·梭罗的祖先是法国人，从古恩西岛迁到美国来，他是他的家族里最后一个男性的后嗣。他的个性偶尔也显由这血统上得到的特性，很卓越地与一种非常强烈的撒克逊天才混合在一起。

他生在麻省康柯德镇，1817年7月12日诞生。他1837年在哈佛大学毕业，但是并没有在文学上有优异的成绩。他在文学上是一个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难得感谢大学给他的益处，也很看不起大学，然而他实在得益于大学不浅。他离开大学以后，就和他的哥哥一同在一个私立学校里教书，不久就脱离了。他父亲制造铅笔，亨利有一个时期也研究这行手艺，他相信他能够造出一种铅笔，比当时通用的更好。他完成他的实验之后，将他的作品展览给波士顿的化学家与艺术家看，取得他们的证书，保证它的优秀品质，与最好的伦敦出品相等，此后他就满足地回家去了。他的朋友们向他道贺，因为他现在辟出了一条致富之道。但是他回答说，他以后再也不制造铅笔了。“我为什么要制造铅笔呢？我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决不再做。”他重新继续他的漫长的散步与各种各样的研究，每天都对于自然界有些新的认识，不过他从未说到动物学或是植物学，因为他对于自然界的事实虽然好学不倦，对于专门科学与文字上的科学并没有好奇心。

在这时候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执行某种报酬丰厚的职务，当然他也不免要想到这同一个问题；他这种能够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独的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的——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庭与朋友们对他的天然的期望：唯其因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来没有踌躇。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不肯为了任何狭窄的技艺或是职业而放弃他在学问与行动上的大志，他的目标是一种更广博的使命，一种艺术，能使我们好好地生活。如果他蔑视而且公然反抗别人的意见，那只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信仰协调。他从来不懒惰或是任性，他需要钱的时候，情愿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赚钱——譬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种植，接枝，测量，或是别的短期工作——而不愿长期地受雇。他有吃苦耐劳的习惯，生活上的需要又很少，又精通森林里的知识，算术又非常好，他在世界上任何地域都可以谋生。他可以比别人费较少的工夫来供给他的需要。所以他可以保证有闲暇的时间。

他对于测量有一种天然的技巧，由于他的数学知识，并且他有一种习惯，总想探知他认为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广，山的高度，与他最爱的几个峰顶的天际的距离——再加上他对于康柯德附近地域知道得非常详细，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个土地测量员。对于他，这职业有一个优点：它不断地将他领到新的幽僻的地方，能够帮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这工作中的技巧与计算的精确，很快地赢得人们的赞许，他从来不愁找不到事做。

他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关于土地测量的那些难题，但是他每天被较严重的问题困扰着——他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他质问每一种风俗习惯，他想把他的一切行为都安放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他是一个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样多的东西。他没有学习任何职业；他没有结过婚；他独自一人居住；他从来不去教堂；他从来不选举；他拒绝向政府付税；他不吃肉，他不喝酒，他从来没吸过烟；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从来不使用捕机或是枪。他宁愿做思想上与肉体上的独身汉——为他自己着想，这无疑的是聪明的选择。他没有致富的才能，他知道怎样能够贫穷而绝对不污秽或是粗鄙。也许他逐渐采取了他这种生活方式，而事先自己也不大知道，但是事后他智慧地赞成这种生活。“我常常想到，”他在他的札记里写着，“如果我富敌王侯，我的目标一定也还是一样，我的手段也是基本上相同的。”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没有欲望，没有热情，对于精美的琐碎东西没有嗜好。精致的房屋，衣服，有高级修养的人们的态度与谈话，他都不欣赏，他宁可要一个好印第安人，他认为这些优雅的品质妨碍谈话，他希望在最简单的立场上与他的友伴会见。他拒绝参加晚宴，因为那种场合，每一个人都妨碍另一个人，他遇见那些人，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益处。他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晚餐价昂而自傲；我因为我的晚餐价廉而自傲。”在餐桌上有人问他爱吃哪一样菜，他回答，“离我最近的一碗。”他不喜欢酒的滋味，终身没有一样恶习惯。他说，“我模糊地记得我未成年的时候吸干百合花梗做的烟，似乎有点快感。这样东西我那时候通常总预备着一些。我从来没吸过比这更有害的东西。”

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并且自给自足——这也是一种富有。他旅行起来，除了有时候要穿过一带与他当前的目标，无关紧要的地区，那才利用铁路以外，他经常步行几百英里，避免住旅馆，在农人与渔人家里付费住宿，认为这比较便宜，而且在他觉得比较愉快，同时也因为在那里他比较容易获得他所要的人，打听他所要知道的事。

他脾气里有一种军人的性质，不能被屈服，永远是丈夫气的，干练的，而很少温柔的时候，仿佛他只有在与人对敌的时候才觉得自身的存在。他要有人家说谎言，让他来拆穿；要人家做错事，让他来嘲笑；也可以说他需要稍稍有一种胜利的感觉，需要打一通鼓，方才能充分运用他的能力。要他说一个“不”字，是轻而易举的事；事实是，他觉得说“不”比说“是”容易得多。他听到一个建议的时候，他的第一种本能就是要驳倒它，因为他对于我们日常的思想的限制觉得不耐烦。当然这习惯未免使朋友们对他的友爱稍稍冷淡下来；虽然他的同伴最后总会相信他没有任何恶意，也没有说谎，然而他这习惯确是妨害谈话。所以他虽然是这样纯洁无邪的一个人，他竟没有一个平等的友伴与他要好。他有一个朋友说，“我爱亨利，但是我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

然而他虽然是隐士与禁欲主义者，他真正的喜欢同情，他热心地稚气地投身到他所喜爱的年轻人的集团中，他喜欢叙述他在田野间与河边的经验，那形形色色无数的故事，给他们作为消遣——也只有他能供给他们这样好的娱乐：他永远愿意领导他们去采浆果野餐，或是去寻找栗子与葡萄。有一天亨利谈到一篇演说，他说凡是听众爱听的都是坏的。我说，“谁不愿意写出一篇任何人都能读的作品，像《鲁滨逊飘流记》如果看见自己的文字不是充实的，缺少一种人人都喜欢的正确的物质主义的处理方法，谁不感觉惋惜亨利当然反对，夸耀着那些只有少数人欣赏的较好的演说。”但是在晚餐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知道他要在文学讲座演说，她很伶俐地问他，他的演说辞可是一个很好的有兴趣的故事，像她爱听的那种，还是她不感兴趣的那种老套的哲学性的东西。亨利转过脸来对着她，思考着，我可以看出他在那里努力使自己相信他有些材料可以配她和她兄弟的胃口——如果那篇演说于他们适宜，他们预备睡得晚些，去听演讲。

他的言行都是真理，他天生如此，永远为了这原因而陷入种种戏剧化的局面中。在任何情形下，一切旁观者都很想知道亨利将要持什么态度，将要说什么话；他并不使人失望，每逢一个急变总运用一种别致的判断力。在1845年他为自己造了一座小木房子，在华尔墩塘的岸上，在那里住了两年，度着劳动与学习的生活。这行为，在他是出于天性，于他也很适宜。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责备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别人不相像的程度，比行动上更甚。他利用完了这孤独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在1847年，他不赞成公款的某些开支，就拒绝向他的城市付税，被关到监狱里。一个朋友替他纳了税，他被释放了。第二年他又被恐吓着，可能遇到同样的麻烦。但是，因为他的朋友不顾他的抗议，仍旧替他纳了税，我想他停止抵抗了。无论什么反抗或是嘲笑，他都不拿它当回事。他冷冷地充分地说出他的意见，并不假装相信它也是大家共同的意见。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坚持相反的意见，那也没有关系。有一次他到大学图书馆去借书，图书馆员拒绝借给他。梭罗去见校长，校长告诉他那里的规则与习俗，准许居留的毕业生借书，此外还有当牧师的校友，还有些住在大学周围半径十英里以内的人，也有借书的权利。梭罗向校长解释，说铁路已经破坏了老的距离的比例——依照校长这些规则里的条件，这图书馆是无用的——连校长也是无用的，他从大学得到的唯一的益处就是它的图书馆——目前他不但急需这几本书，而且他要许多书；他告诉校长，他（梭罗）比图书馆员更适于管理这些书。总之，那校长发现那位请愿者咄咄逼人，而那些规则似乎变得那么可笑，他终于给了他一种特权，而在他手里，那特权从此就变成无限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比梭罗更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对他的国家与国内情形的喜爱是真诚的，而他对于英国与欧洲的礼仪与嗜好具有一种反感，几乎到了蔑视的程度。他不耐烦地听着从伦敦社会中搜集来的新闻或是隽语；虽然他很想保持礼貌，这些轶事使他感到疲倦。那些人全都彼此模仿着，而且是模仿一个小模型。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得距离彼此越远越好，每人独自做一个人？他所寻求的是精力最旺盛的天性；他想到奥利根去，不是到伦敦去。“在大不列颠的每一部分，”他在他日记里写着，“都发现罗马人的遗迹，他们的骨灰瓮，他们的营盘，他们的道路，他们的房屋。但是新英格兰至少不是建基于任何罗马的废墟上。我们用不着将我们的房屋的基础造在一个前期的文明的灰炉上。”

但是他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赞成废除奴隶制，废除关税，几乎赞成废除政府——不用说，他当然不但在实际政治中找不到代表，而且他几乎是同样地反对每一种改革者。然而他向“反奴隶制度党”表示他始终如一的敬意。他对一个后来认识的人特别有好感。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拥护约翰·勃朗，他就向康柯德大部分的人家分送通知书，说他将在星期日晚上在一个公众场所演讲，讲题是约翰·勃朗的情况与个性，邀请一切人都来听。共和党委员会，废除奴隶制度委员会，差人带话给他说时机尚未成熟，不宜于这样做。他回答，“我派人来并不是为了要求你们的忠告，而是为了宣布我要演讲。”那演讲厅时间很早就坐满了各党各派的人，大家全都恭敬地听着他恳切地赞美那英雄；许多人都非常感到同情，自己也觉得诧异。

据说普洛梯纳斯觉得他的身体是可耻的，大概他这种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身体不听指挥，他没有应付这物质世界的技巧，抽象的理智性的人往往如此。但是梭罗生就一个最适合最有用的身体。他身材不高，很坚实，浅色的皮肤，健壮的严肃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在晚年他脸上留着胡须，于他很相宜。他的五官都敏锐，他体格结实，能够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是强壮敏捷的。而他的身体与精神配合得非常好，他能够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量得还准些。他说他夜里在树林中寻找路径，用脚比用眼睛强。他能够用眼睛估计一棵树的高度，非常准确；他能够像一个牲畜贩子一样地估计一条牛或是一只猪的重量。一只盒子里装着许多的散置着的铅笔，他可以迅速地用手将铅笔一把一把抓出来，每次恰正抓出一打之数。他善于游泳，赛跑，溜冰，划船，在从早至晚的长途步行中，大概能够压倒任何乡民。而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比我们臆度的这些还要精妙。他说他的腿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他要走的。照例他路走得越长，所写的作品也更长。如果把他关在家里，他就完全不写了。

他有一种坚强的常识，就像斯葛特所写的浪漫故事中那织工的女儿罗丝·佛兰莫克称赞她父亲的话，说他像一根尺，它量麻布与尿布，也照样能量花毡与织锦缎。他永远有一种新策略。我植林的时候，买了一斗橡树子，他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好的，他开始检验它们，拣出好的。但是他发现这要费很多的时间，他说，“我想你如果把它们都放在水里，好的会沉下去。”我们试验了之后，果然如此。他能够计划一个花园或是房屋或是马厩；他一定能够领导一个“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给人贤明的忠告。

他为目前而生活，并没有许多累赘的回忆使他感到苦痛。如果他昨天向你提出一种新的建议，他今天也会向你提出另一个，同样地富于革命性。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一切有条不紊的人都珍视自己的时间，他也是如此；他仿佛是全城唯一的有闲阶级；任何远足旅行，只要它看上去可能很愉快，他都愿意参加；他永远愿意参加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他的谨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从不影响到他尖刻的观察力，无论什么新局面它都能应付。他说，“你可以在铁路旁边睡觉，而从来不被吵醒：大自然很知道什么声音是值得注意的，它已经决定了不去听那火车的汽笛声。而一切事物都尊敬虔诚的心灵，从来不会有什么东西打断我们心境的神往。”他注意到他屡次遇到这种事情：从远方收到一种稀有的植物之后，他不久就会在他自己常去的地方找到同样的植物。有一种好运气，只有精于赌博的人才碰得到，他就常常交到这种好运。有一天，他与一个陌生人一同走着，那人问他在哪里可以找到印第安箭镞，他回答，“处处都有”弯下腰去，就立刻从地下拾起一个。在华盛顿山上，在特克门的山谷里，梭罗跌了一跤，跌得很重，一只脚扭了筋。正当他在那里爬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一种稀有的菊科植物的叶子。

他健旺的常识，再加上壮健的手，锐利的观察力与坚强的意志，依旧不能解释他简单而秘密的生活中照熠着的优越性。我必须加上这重要的事实：他具有一种优秀的智慧，一种极少人特有的智慧，使他能够将物质世界看作一种工具与象征。诗人们有时候也有同样的发现，这种感觉偶然也给予他们一种间歇性的光明，作为他们作品的装饰，然而在他，这却是一种永不休息的洞察力；他或许有些缺点或是性情上的障碍，可能投下暗影，然而他永远服从那神圣的启示。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说，“我一切的艺术都属于另一个世界；我的铅笔不画别的；我的折刀不刻别的；我并不仅只将另一个世界当作一个工具。”这是他的灵感，他的天才，控制着他的意见，谈话，学习，工作，与生命过程。这使他目光锐利，善于判断人。他一眼看到一个人，就能估量这人，虽然他对于某些文化的优美的特质毫不注意，他很能够说出那人的重要性与品质。他的谈话常常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天才，这就是造成那印象的原因。

他只要看一眼，就能明了当前的事件，看出与他谈话的人们的有限的贫乏的个性，什么都瞒不过他那双可怕的眼睛。我屡次见到敏感的青年在一刹那间就倾心于他，相信这正是他们所寻找的人，一切人中唯有他能够告诉他们应当做些什么事。他自己对他们的态度从来不是友善的，而是高傲的，教训式的，藐视他们渺小的习尚；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肯——或是完全不肯——与他们交往，答应到他们家里去，或是甚至于让他们到他家里来。“他可肯和他们一同散步？”“他不知道。在他看来，没有一样东西比他的散步更重要的；他不能将他的散步浪费在客人身上。”有地位的人请他去游览，但是他拒绝了。钦佩他的朋友要出钱供给他到黄石河上去游历一到西印度群岛——到南美洲。但是，他虽然是经过最严肃的考虑才拒绝的，他的态度使人想起那纨袴子布勒穆尔，在一阵骤雨中，有一个绅士邀请他乘他的马车，布勒穆尔回答，“但是我坐了你的马车，你坐到哪里去呢？”——梭罗的友伴们并且可以记得他那谴责性的沉默、那种锐利的，不可抗拒的言辞，击碎对方的一切抗辩。

梭罗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因而使一切识字的美国人与海外的人都熟知它们，对它们感到兴趣。他生在河岸上，也死在那里；那条河，从它的发源处直到它与迈利麦克河交流的地方，他都完全熟悉。他在夏季与冬季观察了它许多年，日夜每一小时都观察过它。麻省委派的水利委员最近去测量，而他几年前早已由他私人的实验得到同样的结果。河床里，河岸上，或是河上的空气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各种鱼类，它们产卵，它们的巢，它们的态度，它们的食物；一年一次在某一个夜晚在空中纷飞着的鲋蝇，被鱼类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水浅处的圆锥形的一堆堆小石头，小鱼的庞大的巢，有时候一只货车都装它不下；常到溪上来的鸟，苍鹭，野鸭，冠鸭，歋，鹗；岸上的蛇，麝香鼠，水獭，山鼠，与狐狸；在河岸上的龟鳖，蛤蟆，蟾蜍与蟋蟀——他全都熟悉，就像它们是城里的居民，同类的生物；所以人们如果单独叙述这些生物中的某一种，尤其是说出它的尺寸大小，或是展览它的骨骼，或是将一只松鼠或一只鸟的标本浸在酒精里，他都觉得荒诞可笑，或是认为这是一种暴行。他喜欢描写那条河的作风，将它说成一个法定的生物，而他的叙述总是非常精确，永远以他观察到的事实作为根据。他对于这一个地段的池塘也和这条河一样地熟悉。

别人调查这些，最重要的工具是显微镜与酒精，而他有一种工具，对于他还更重要——那本来是一种兴致，他自己纵容自己，渐渐为这思想所支配，就连在最严肃的场合也表演出这种思想，那就是：赞美他自己的城市与近郊，说它是最宜于观察自然界的地点。他说麻省的植物几乎包括美国的一切重要植物——大部分的橡树，大部分的杨树，最好的松树，梣树，枫树，山毛榉，各种坚果树。他向一个朋友借了一本凯恩所著的《冰带旅行》，把书还给那人的时候，说“书中记录的大部分的现象，在康柯德都可以观察到”。他仿佛有一点妒忌北极，因为它那里日出与日落同时发生，六个月后才有五分钟的白昼：那是一件伟大的事实，他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现。他有一次散步，找到红雪，他告诉我预料有一天还会在本地找到睡莲花。他总替土生的植物辩护，他承认他宁愿要莠草，不要外国输入的植物，正如他喜欢印第安人而不喜欢文明人；他很愉快地注意到他邻人的豆架比自己的长得快。

“你看这些莠草，”他说，“有一百万个农人整个的春天夏天锄它，然而它仍旧占优势，现在正在一切田径，牧场，田野与花园上胜利地生了出来——它们这样精力旺盛。我们而且用卑贱的名字去侮辱它——例如‘猪草’，‘苦艾’，‘鸡草’，‘鲋花’。”他说，“它们也有雅致的名字——长生草，繁缕，扶移，雁来红……诸如此类。”

他喜欢无论说到什么都要参照他本乡的地段，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熟悉地球上别的地域或是低估了别的地域，而是戏谑地表示他深信一切地方都没有分别，对于一个人最适宜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点。他有一次这样表示过，“你脚下踏着这点土，你如果不觉得它比这世界上（或是任何世界上）任何别的土更甜润，那我就认为你这人毫无希望了。”

他用来征服科学上的一切阻碍的另一工具，就是忍耐。他知道怎样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成为他身下那块石头的一部分，一直等到那些躲避他的鱼鸟爬虫又都回来继续做它们惯常做的事，甚至于由于好奇心，会到他跟前来凝视他。

与他一同散步是一件愉快的事，也是一种特权。他像一只狐狸或是鸟一样地彻底知道这地方，也像它们一样，有他自己的小路，可以自由通过。他可以看出雪中或是地上的每一道足迹，知道哪一种生物在他之前走过这条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向导员必须绝对服从，而这是非常值得的。他挟着一本旧乐谱，可以把植物压在书里；他口袋里带着他的日记簿与铅笔，一只小望远镜预备看鸟，一只显微镜，大型的折刀，麻线。他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坚固的皮鞋，坚牢的灰色裤子，可以冒险通过矮橡树与牛尾菜，也可以爬到树上去找鹰巢或是松鼠巢。他徒步涉过池塘去找水生植物，他强壮的腿也是他盔甲中重要的一部。我所说的那一天，他去找龙胆花，看见它在那宽阔的池塘对过，他检验那小花以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把日记簿掏出来，读出一切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植物的名字，他记录这些，就像一个银行家记录他的票据几时到期。兰花要到明天才开花。他想他如果从昏睡中醒来，在这沼泽里，他可以从植物上看出是几月几日，不会算错在两天之外。红尾鸟到处飞着；不久那优美的蜡嘴鸟也出现了，它那鲜艳的猩红色非常刺眼，“使一个冒失地看它的人不得不拭眼睛”，它的声音优美清脆，梭罗将它比作一只医好了沙哑喉咙的鷽。不久他听到一种啼声，他称那种鸟为“夜鸣鸟”，他始终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鸟，寻找了它十二年，每次他又看见它，它总是正在向一棵树或是矮丛中钻去，再也找不到它；只有这种鸟白昼与夜间同样地歌唱。我告诉他要当心，万一找到了它，把它记录下来，生命也许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他看的了。他说，“你半生一直寻找着而找不到的东西，有一天你会和它觌面相逢，得窥全豹。你寻它像寻梦一样，而你一找到它，就成了它的俘虏。”

他对于花或鸟的兴趣蕴藏在他心灵深处，与大自然有关——而他从来不去试着给大自然的意义下定义。他不肯把他观察所得的回忆录贡献给自然史学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将那描写单独拆下来，与我脑子里别的与它有关的东西分开，在我看来，它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与价值：而他们并不要那些附属的东西。”他的观察力仿佛表示他在五官之外还有别的知觉。他看起东西来就像用显微镜一样，听起声音来就像用聚声筒一样，而他的记忆力简直就是他所有的见闻的一本摄影记录。然而没有人比他更知道这一点：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实给你心灵的印象，或是对于你心灵的影响。每一件事实都光荣地躺在他心灵里，代表整个结构的井井有条与美丽。

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承认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条猎犬或是一头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是一个残忍的猎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约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学与鱼类学，用这温和的方式打猎。他与动物接近，使人想起汤麦斯·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话。”蛇盘在他腿上；鱼游到他手中，他把它们从水里拿出来；他抓住山拨鼠的尾巴，把它从洞里拉出来；他保护狐狸不被猎人伤害。我们这自然学家绝对慷慨；他什么都不瞒人：他肯带你到苍鹭常去的地方，甚至于他最珍视的植物学的沼泽那里——也许他知道你永远不再会找到那地方，然而无论如何，他是愿意冒这个险的。

从来没有任何大学要给他一张文凭，或是要请他去做教授；没有一个学院请他做它的特约撰述员，它的考察家，或是仅只做它的一个会员。也许这些饱学的团体怕被他讽刺。然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深知大自然的秘密与天才；这种知识的综合，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广大更严正。因为他毫不尊敬任何人任何团体的意见，而只向真理本身致敬；他每逢发现一个学者有重视礼貌的倾向，就不信任这人了。他本城的居民起初只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后来渐渐地尊敬钦佩他，雇他测量的农民很快地就发现他稀有的精确与技巧，他熟知他们的田地，树木，鸟类，印第安人的遗迹与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使他能够告诉他们许多事，关于他们的农场，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所以他们开始有点觉得仿佛梭罗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他们的田地。他们也觉得他的个性的优越性，这使他对于一切说话都有分量。

康柯德有许多印第安人的遗物——箭镞，石凿，杵，与陶器的碎片；在河岸上，大堆的蚌壳与灰是一种标志，表示那是野蛮人常去的地点。这些，与每一件与印第安人有关的事，在他眼中都是重要的。他到缅因州去游历，主要是为了爱印第安人。他可以看到他们制造树皮独木舟，同时还可以一试身手，在湍流上操舟。关于怎样制造石箭镞极想研究；他临终的时候还嘱咐一个动身到落矶山去的青年，叫他找一个知道怎样制造石箭镞的印第安人：“为了学到这个，值得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次。”偶尔有一小队潘诺布斯葛忒印第安人到康柯德来，夏天在河岸上搭起帐篷，住几个星期。他总要和他们之间最好的一些人结交。他最后一次到缅因州游历，老城的一个聪敏的印第安人，名叫约瑟·波利斯，做他的向导做了好几个星期，他从这人那里得到很大的满足。

他也同样地对每一件天然的事实都感到兴趣。他深入的观察力在整个的自然界中都发现同样的法律，据我所知，没有另一个天才能像他这样迅速从一个单独的事实上推知普遍的定律。他不是只知道研究某一种部门学问的腐儒。他张开了眼睛接受美，耳朵随时接受音乐。他不是仅只在稀有的情形下才找到美与音乐，而是无论到哪里都找到。他认为最好的音乐是在单独的曲调中；他在电报线的嗡嗡声中也发现诗意的暗示。

他的诗有好有坏；无疑地，他缺乏一种抒情的能力与文字技巧，但是他在他性灵的知觉上有诗的泉源。他是一个好的读者与批评家，他对于诗的判断是基本性的。任何作品中有没有诗的元素，是瞒不过他的；他渴望得到诗的元素，这使他不注意浮面的美，也许还藐视它。他会撇开许多细致的韵节，而在一本书里可以看出每一段或是每一行活的诗；他也善于在散文中找出同样的诗意的魅力。他太爱精神上的美，所以相形之下，对于一切实际上写出来的诗都没有多大敬意。他钦佩易斯契勒斯与萍达；但是，有一次有人在那里赞美他们，他却说易斯契勒斯与别的希腊诗人描写爱坡罗与奥菲斯，从来没有一段真的诗，或者可以说没有好的诗。“他们不应当一味缠绵悱恻，连木石都被感动了；而应当向诸神唱出那样一首赞美诗，唱得他们脑子里旧的思想统统排斥出来，新的吸收进去。”他自己的诗章往往是粗陋有缺点的。金子还不是纯金，而是粗糙的，有许多渣滓。百里香与玛菊伦花还没有酿成蜜。但是他如果缺少抒情的精美与技巧上的优点，如果他没有诗人的气质，他从不缺乏那启发诗歌的思想，这表示他的天才胜过他的才能。他知道幻想的价值，它能够提高人生，安慰人生；他喜欢每一个思想都化为一种象征。你所说的事实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它的印象有价值。因为这缘故，他的仪表是诗意的，永远惹起别人的好奇心，要想更进一层知道他心灵的秘密。他在许多事上都是有保留的，有些事物，在他自己看来依旧是神圣的，他不愿让俗眼看到，他很会将他的经验罩上一层诗意的纱幕。凡是读到《华尔敦》这本书的人，都曾记得他怎样用一种神话的格式记录他的失望——

我很久以前失去一条猎犬，一匹栗色的马与一只斑鸠，至今仍旧在找寻它们。我向许多游历的人说到它们，描写它们的足迹，怎样唤它们，它们就会应声而至。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那猎犬的吠声，与马蹄声，甚至于曾经看到那斑鸠在云中消失；他们也急于要寻回它们，就像是他们自己失去的一样。

他的谜语是值得读的。我说老实话，有时候我不懂他的词句，然而那词句仍旧是恰当的。他的真理这样丰富，他犯不着去堆砌空洞的字句。他题为《同情》的一首诗显露禁欲主义的重重钢甲下的温情，与它激发的理智的技巧。他古典式的诗“烟”使人想起西蒙尼地斯，而比西蒙尼地斯的任何一首诗都好。他的传记就在他的诗里。他惯常的思想使他所有的诗都成为赞美诗，颂扬一切原因的原因，颂扬将生命赋予他并且控制他的精神的圣灵——(www.daowen.com)

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

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现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

尤其是在这宗教性的诗里——

其实现在就是我诞生的时辰，

也只有现在是我的壮年；

我决不怀疑那默默无言的爱情，

那不是我的身价或我的贫乏所买得来，

我年轻它向我追求，老了它还向我追求，

它领导我，把我带到今天这夜间。

虽然他的作品里说到教会与牧师有时候语气很暴躁，他是一个稀有的温柔的绝对信奉宗教的人，无论在动作或是思想上，他都绝对不会亵渎上帝。当然，他独创一格的思想与生活使他孤立，与社会上的宗教形式隔离。我们不必批评他这一点，也不必认为遗憾。亚里士多德早已解释过，说，“一个人的德性超过他那城市中其他的公民，他就不复是那城市的一部分了。他们的法律不是为他而设的，因为他对于他自己就是一种法律。”

梭罗是最真挚的；先知们深信道德的定律，他圣洁的生活可以证明他们这种信仰是有根据的。他的生活是一种肯定的经验，我们无法忽视它。他说的话都是真理，他可以作最深奥最严格的谈话；他能医治任何灵魂的创伤；他是一个友人，他不但知道友谊的秘密，而且有几个人几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将他奉为先知，知道他那性灵与伟大的心的深奥的价值。他认为没有宗教或是某种信仰，永远做不出任何伟大的事；他认为那些偏执的宗派信徒也应当牢记这一点。

当然他的美德有时候太趋极端。他要求一切人都绝对诚实，毫不通融，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这是他那种严肃的态度的起因，而这严肃的态度使他非常孤独，他虽然是自愿做隐士，却并不想孤独到这一个地步。他自己是绝对正直的，他对别人也要求得一样多。他憎嫌罪恶，无论什么荣华富贵也不能掩盖罪恶。庄严的富有的人们如果有欺骗的行为，也最容易被他看出来，就像他看见乞丐行骗一样，他对他们也同样地感到鄙夷。他以这样一种危险性的坦白态度处事，钦佩他的人称他为“那可怕的梭罗”，仿佛他静默的时候也在说话，走开之后也还在场。我想他的理想太严格了，它甚至干涉他的行动，使他不能够在人间得到足够的友情，这是不健康的。

一个现实主义者总惯于发现事物与它们的外表相反，这使他有一种倾向，总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他那种敌意成了一种习惯，这习惯毁伤了他早期的作品的外貌——那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手法，就连他后来的作品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作风，以一个完全相反的字眼或思想来代替那通常的字眼或思想。他赞美荒山与冬天的树林，说它们有一种家庭气氛，发现冰雪是闷热的，称赞荒野，说它像罗马与巴黎。“它这样干燥，你简直可以叫它潮湿。”

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眼前的一个物件或是几个综合的物件，他要在那里面看出一切自然界的定律。有些人没有哲学家的观察力，看不出一切事物的一致性；在他们眼光中，他这种倾向当然是可笑的。在他看来，根本无所谓大小。池塘是一个小海洋；大西洋是一个大的华尔敦池塘。每一件小事实，他都引证宇宙的定律。虽然他的原意是要公正，他似乎有一种思想萦绕于心，以为当代的科学自命它是完美的，而他刚正发现那些有名的科学家忽略了某一点，没有鉴别某一种植物种类，没有描写它的种子，或是数它的花萼。我们这样回答他，“那就是说，那些傻瓜不是生在康柯德；但是谁说他们是生在这里的？他们太不幸了，生在伦敦，或是巴黎，或是罗马；但是，可怜，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他们很吃亏，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康柯德附近的培次门池塘，或是九亩角，或是贝琪。史多沼泽，而且，上天派你到这世界上来，不就是为了加上这点观察？”

他的天才如果仅只是沉思性的，他是适于这种生活的；但是他这样精力旺盛，又有实际的能力，他仿佛天生应当创造大事业，应当发号施令；他失去了他稀有的行动力，我觉得非常遗憾，因此我不得不认为他没有壮志是他的一个缺点。他因为缺少壮志，他不为整个的美国设计一切，而做了一个采浆果远足队的首领。

但是这些弱点，不论是真的还是浮面上的，都很快地消失在这样健康智慧的一个性灵的不断的生长中，以它的新胜利涂没它的失败。他对于大自然的研究是他永远的光荣，使他的友人们充满了好奇心，想从他的观点看这世界，听他的冒险故事。他的故事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兴趣。

他一方面嘲笑世俗的文雅习惯，然而他自己也有许多文雅的习惯。他怕听他自己的脚步声，沙砾轧轧作响；所以他从来不是自愿在路上走，而喜欢在草上，山上，树林中行走。他的知觉是敏锐的，他说晚上每一个住宅都发出恶气，像一个屠场一样。他喜欢苜蓿纯洁的香味。他对于某些植物特别有好感，尤其是睡莲；次之，就是龙胆，常春藤，永生花，与一棵菩提树，每年七月中旬它开花的时候他总去看它。他认为凭着香气比凭视觉来审查更为玄妙——更玄妙，也更可靠。当然，香气揭露了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捉摸不到的东西。他凭香味可以嗅出俗气来。他喜欢回声，说它几乎是他所听到的唯一的同类的声音。他酷爱大自然，在大自然中独处感到非常快乐，甚至于使他嫉视城市，城市的教化与谋略将人类与他们的住宅改变得不成模样。斧头永远在那里破坏他的树林。他说，“幸而他们不能把云砍下来。”“那蓝色的背景上用这纤维质的白色颜料画出各种形状。”

我从他未发表的原稿上摘出几句话来，附在这里，不但可以作为他的思想与感情的纪录，而且也是为了它们的描写能力与文艺价值——

有些“情况证据”是非常有力的，譬如有时候你在牛奶里发现一条鲟鱼。

鲢鱼是一种柔软的鱼，滋味像煮熟的皮纸加上盐。

年轻人收集材料，预备造一座桥通到月亮上，或是也许在地球上造一座宫殿或庙宇，而最后那中年人决定用这些材料造一间木屋。

健康的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比吃糖还甜。

我搁上一些长青树枝，那腴美辛辣的爆炸声在耳朵里听来，有芥末的感觉，又像是无数联队的枪炮声。枯树爱火。

蓝鸟把天驮在它背上。

鷽在绿色的枝叶中飞过，仿佛它会使树叶着火。

长生不老的水，连表面都是活的。

火是最不讨厌的第三者。

羊齿草纯是叶子，大自然制造它，是为了要给我们看它能造出多么好的叶子。

没有一种树有像山毛样那样美丽的树干，那样漂亮的脚背。

那淡水蚌，埋在我们黑暗的河底的泥里，它壳上美丽的虹彩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那婴儿的鞋子是另一个小孩的旧鞋，那真是一个艰苦的时代了。

我们什么都不必怕，只怕恐怖。相形之下，上帝或者宁取无神论。

你能够忘记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稍稍需要一点思想，用它作为全世界的庙祝，照管庙宇中的一切宝贵的物件。

我们没有经过品性上的播种时期，怎么能预期思想上有收获？

有期望而镇静处之，不动声色，只有这种人，我们能够将宝贵的礼物付托在他们手里。

我要求被熔化。金属品在火中熔化，你只能要求它对火温柔。它不能对任何别的东西温柔。植物学者知道有一种花——我们那种夏季植物，叫做“永生花”的，与它同是“菊科”——生在提乐尔山上的危崖上，几乎连羚羊都不敢上去，猎人被它的美引诱着，又被他的爱情引诱着（因为瑞士姑娘们非常珍视这种花），爬上去采它，有时候被人发现他跌死在山脚下，手里拿着这朵花。植物学家叫薄雪草，但是瑞士人叫它Edelweiss，它的意义就是“纯洁”。我觉得梭罗仿佛一生都希望能采到这植物，它理应是他的。他进行的研究，规模非常大，需要有极长的寿命才能完成，所以我们完全没想到他会忽然逝世。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离开了，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侪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应当和最高贵的灵魂做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学完了这世界上一切的才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张爱玲译

〔作品简析〕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是爱默生的追随者与朋友。爱默生最初在1862年5月9日梭罗的葬礼上致了一篇较短的悼词，后来在同年8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字上有所扩充，此文不同于一般的追思故友的文章，它富于理性的思辨，但同样刻画出一位特立独行之士的思想与性格。

译者张爱玲是我国有名的女作家。她1952年去香港，为与美国新闻处有关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译了一些美国文学作品，其中篇幅最大的是本文所选自的《爱默森文集》。

原书编者麦克·范道伦在“编辑者言”中对《棱罗》一文有一段说明文字，现抄录如下：

他（指爱默生）对于棱罗的一篇素描，那神韵使人无法模仿；这一篇大部分是从他的日记中摘出的，爱默生在日记中描写他和那比他年轻些的朋友的多次散步，那友人是一个自然学家，同时也是个哲学家；然而它也是根据回忆写出的，同时也出于真挚的感情——他在棱罗的墓前感觉到大地失去了一个独特的心灵。他知道怎样用梭罗自己的话来表现他。怎样引用别人的语句，这是一种艺术，而从来没有人将这一点像爱默生在这里表示得这样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