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铁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民国24年（1935）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崔廷儒派乾县籍共产党员张庚良回乾恢复党的组织。张庚良，原名张瑞林，又名靖夷，铁佛乡太平岭村人。幼时入私塾，后就读于县第一高小。曾在张西昆部队当过文书。张西昆部队被收编遣散后在杨虎城的军官队学习，后在司令部当排长。民国24年（1935）秋，经上官克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接受任务后回到乾县，先发展了和他一起当过兵的王炳西等人为共产党员。接着临时省委又派乾县籍共产党员高绥夫回县开展活动。高绥夫是县城北大街人，当时在杨虎城部队当图书管理员。在张庚良、高绥夫的努力下，于民国25年（1936）初重新成立了中共乾县特别支部，张庚良任书记，高绥夫任委员，特支成立后先后发展苏明远、苏延寿、姬宗周、吕瑞芝为共产党员。

张庚良

中共乾县党组织恢复之后，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一方面用主要精力改造和利用地方非法武装团伙，借以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武装力量。

（一）发动铁佛寺保安队起义，建立“陕甘边抗日联军”

民国26年（1937）5月，中共临时省委派吕剑人回县做地方民团的工作，发展武装。这期间张西昆的余部张鳌娃、张科科等仍以民团的名义驻扎在铁佛寺，而张庚良和张西昆是叔伯弟兄，同是张鳌娃、张科科的本家叔父。吕剑人回县后，利用他和乾县保安大队队副李芝园的关系，顺利地让张庚良当上了铁佛寺保安队队长。吕剑人、张庚良等共产党员着手对这支“名团暗匪”的武装进行教育和改造。这时中共临时省委又派刘庚来铁佛寺保安队当兵，实际做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后来又陆续派李特生、张涛等人加入这支武装。吕剑人、刘庚主要做张鳌娃、张科科的工作，其他人分到班里当兵，通过交朋友、拜兄弟、教识字、学唱歌等办法整顿纪律，革除恶习。同时张庚良、刘庚在这支队伍里又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以身作则，这支队伍中奸淫掳掠为害百姓的匪行也大有收敛。铁佛寺成为中共乾县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基地。

吕剑人

民国25年（1936）10月初的一天，铁佛寺保安队探知东北军一个连要从西兰公路北上，便决定打伏击截获枪支弹药。但因情报不准伏击未成，第二天在公路旁打死一名掉队的散兵缴获一支冲锋枪，被永寿县保安大队抓去两名保安队员。张庚良、刘庚决定借此机会袭击永寿县政府。10月7日下午，铁佛寺保安队全体人员分几路出发，天黑后集结在与永寿交界的新店村北一个麦场里。张庚良、刘庚作了战斗部署和动员。由曾在永寿保安大队干过的雷振忠以送信为名，通过永寿县府厨师胡六，顺利地叫开了永寿县政府大门，保安队一拥而进，迅速包围了永寿县警卫队的住所，经过激战全歼了县府警卫队，抓住了永寿县长祁云石，枪杀了其妻刘氏及小女。祁云石抗拒押送，遂被打死。祁云石长女也在撤离途中被枪杀。保安队砸开了监狱的铁门，救出两名被捕的队员，释放了在押的犯人。这次袭击永寿县府共打死80余人，缴获长短枪80余支，还在永寿县城大街上贴了事先油印好的《告民众书》。保安队于第二天清晨撤离永寿县城，在乾县境内梁山乡坊里村休整。张庚良、刘庚正式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张庚良任司令员，刘庚任政委兼参谋长。下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由张鳌娃（雄甫）、张科科（勋烈）、房子奇分别任三个大队的大队长，祝永德任特务队队长。各大队再编中队分队。共300余人、十多匹战马。每人都配备枪支，特务队部分人还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当晚，这支队伍向西进发到扶风、麟游一带打游击。他们攻占了永寿县南端的店头镇，接着又攻占了相邻的扶风天度镇，击败了国民政府的几次“追剿”，所到之处打土豪分财物，张贴标语宣传抗日。铁佛寺保安队起义并袭击永寿县政府的举动，对于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形势下的中共陕北根据地是很大的声援和鼓舞。震动了陕西省当局。当时主陕的杨虎城，调来东北军独立十团，并指令永寿、麟游等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围剿”这支队伍。由于四面都是国民军的“追剿”，一个多月的游击和战斗，弹药得不到补充，也未能和上级及麟游县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支武装起义队伍陷于危难境地。同年11月初，第三大队大队长、永寿人房子奇率领永寿籍的队员擅自离开队伍，向东回到永寿常宁和礼泉南坊一带，不久就被永寿保安大队打散。房子奇等七人被当场打死，剩下的人马四处亡命。这时起义部队中一部分乾县籍的队员也要求回乾县。张庚良、刘庚决定返回乾县。但在途经永寿岳御寺时被国民军正规部队和麟游保安大队包围，寡不敌众，特务队长祝永德阵亡，队伍溃不成军。张庚良、刘庚为保存实力，决定分散隐蔽，就地埋藏枪支，或三五结伙或单独行动突围。陕甘边抗日联军遂告失败。此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张庚良、张涛去陕北中央党校学习，留刘庚、李特生在乾县重新恢复武装，但终因国民政府严密搜捕只好作罢。

（二）扩大党的组织，坚持发展武装力量

张庚良在陕北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周恩来接见了他。周恩来指出，乾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进行武装斗争意义十分重大。他指示张庚良仍回乾县，克服困难，把武装斗争开展下去。民国26年（1937）初，张庚良回到乾县。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一方面继续坚持改造和利用地方非法武装，建立中共武装力量。就在吕剑人、张庚良、刘庚领导铁佛寺保安队起义并建立陕甘边抗日联军期间，高绥夫、苏明远、苏延寿等共产党员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吴店党支部和冯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吴店党支部由尹月有担任支部书记，党员发展到21人。冯市党支部由苏智担任支部书记，苏智离开乾县后由苏延寿担任支部书记，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张庚良回县后又先后吸收了刘钦林等人入党，并于民国26年（1937）2月成立了城内社会党支部，苏明远担任党支部书记，苏延寿、刘钦林为委员。同时，中共乾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张庚良担任工委书记，高绥夫、王炳西为工委委员。下属3个基层支部，还临时负责武功、礼泉两县党的工作。全县党员发展到40多人。

这个时期，就全国看，虽然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形成，但国共摩擦却从未停止而且不断升级。中共乾县党组织仍然处于地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西兰路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路工委。张庚良任工委书记，委员有严克伦、高绥夫。张庚良仍兼任乾县工委书记。

张庚良继续抓武装。他南下武功县，利用关系在当地驻军中担任团副。张庚良利用这个职务，吸收张鳌娃、张科科等人入伍，秘密成立了“抗日爱国志士团”，由张科科担任中队长。到民国26年（1937）夏，这个组织已发展到80多人。后来张鳌娃私自带人逃离部队回到乾县，被地方势力打散。中共陕西省委介绍张科科去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部受训。经过教育动员，张科科愿意留在边区。第二年5月，张科科回乾县携带家属返回边区途经旬邑时，被旬邑县长李笑然抓捕。李笑然曾于民国26年（1937）任乾县县长，此时调任旬邑县不久。八路军旬邑办事处向该县政府交涉释放张科科未成，李笑然仍以张是土匪为由枪杀了张科科。张科科被枪杀后中共武装一独立营包围了旬邑县政府，双方发生激战。后中共武装奉命撤离。李笑然枪杀张科科在旬邑县时称“5·25”国共摩擦事件。民国27年（1938）6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张庚良离开乾县去杨虎城十七路军一七七师做党的工作。(www.daowen.com)

上官克勤

民国27年（1938）10月，中共陕西省委通知时任汉中工委委员上官克勤回乾县组织新一届乾县工委。上官克勤任工委书记，祝寿山、苏明远、宋时珍任委员。祝寿山，又名祝明，乾县临平镇龙塘沟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明远，乾县阳峪镇冯市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在乾县民众教育馆当干事。宋时珍，原名宋建民，县城内小东巷人，1937年在西安师范上学时经陈元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的乾县工委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上。全县党员发展到80多人。建立了一批基层党支部：有临平地区、关头地区、梁山地区、让村地区和阳洪村党支部，在县城建立有敬业小学教师党支部和两个学生党支部及乾县中学党支部、乾县妇女党支部。同时，中共乾县工委按上级要求接收乾县驻军二五补训处的30多名共产党员组织关系。二五补训处地下党组织下设有军官训练队、学兵队、三团一营共三个党支部，还有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十多人。这个时期的中共乾县党组织已经遍布全县东南西北和县城。此外还设立了吴店、关头两个交通站，为出入陕甘宁边区增加了一条新的交通线。

民国28年（1939）8月，上官克勤随二五补训处开赴河南，9月，杜友林回乾县担任工委书记。宋时珍任组织部长，严秉直任宣传部长。杜友林，乾县铁佛乡太平岭人，在西安师范上学期间由陈元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杜友林回到乾县后的公开身份是敬业小学音乐教师。这个学校是中共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杜友林给学生教唱《救亡进行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排练了话剧《把敌人赶出境》，先后在中山公园、泰山庙、西门外庙会等地方演出。并和乾县中学等学校师生一起发起向抗日前线将士募捐慰劳金、慰劳品，为沦陷区难胞募捐衣物等活动。以杜友林为书记的中共乾县工委，一方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组建游击队，促进了乾县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

民国27年（1938）春，日寇向晋西北发动进攻，占领了与陕西潼关隔河相望的风陵渡，大炮日夜轰炸，形势十分危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重视武装工作，随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同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要求加紧在一切武装力量中开展工作，重点是做好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改造非法武装的工作。上官克勤、杜友林都把组建一支游击队伍作为重要任务。工委委员宋时珍打入县国民兵团任指导员，吕瑞芝任民团总务股长，王海平任军医。这些共产党员在国民兵团内交朋友、拜兄弟，秘密发展党员，伺机拉出一支武装。同时，工委委员祝寿山也分片动员组织了一批武装力量。中共乾县工委终于秘密成立了乾县游击队，由杜友林任队长，王玉良任副队长，下设5个中队，队员发展到80多人。民国28年（1939）以后，国共之间的摩擦和武装冲突更加频繁且不断升级。国民党在国统区积极反共，许多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民国29年（1940）5月发出指示，要求国统区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陕西省委批示国统区党组织停止活动，隐蔽起来。杜友林根据上级批示停止了活动，并要求党员隐蔽起来，他自己于民国30年（1941）离开乾县，中共乾县党组织进入睡眠状态。

民国32年（1943），正在河南杨虎城部队任连长的上官克勤按照中共关中地委批示回乾县恢复党的活动。上官克勤和在宝鸡养伤的共产党员王希武回到乾县后，召集严秉直、苏明远、吕瑞芝，宣布成立中共乾县临时工委，上官克勤任书记，公开身份是联保主任；王希武任组织部长，时任县保警队中队副。严秉直任宣传部长，时为小学教师，后任阳洪乡乡长。民国33年（1944）冬，中共乾县工委正式成立，上官克勤仍任书记。

抗战已处于最后阶段，处在国统区抗战后方的中共乾县党组织，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壮大武装力量，组织和发动学潮，扩大影响。乾县的非法武装既多又杂，十分活跃。所谓非法武装，在民众眼里就是土匪。有的是国民政府当局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委以地方民团职务，实则名团暗匪；有的三五成群，忽聚忽散，时而打富济贫，时而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中共乾县工委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对其教育改造，为己所用。民国34年（1945）春，上官克勤通过李俊杰动员陈玉林组建武装。李俊杰，县城内上家巷人，为人豪爽，是上官克勤培养吸收的共产党员。陈玉林，乳名川娃，1911年出生在铁佛乡土桥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民国18年年馑期间，陈玉林曾在张西昆手下当兵。在部队里，他表现出过人的勇猛和胆略，被弟兄们称为神枪手。他曾任陕西保安二团团长李瑶卿的警卫队队长，在陕甘边抗日联军任中队长，是张庚良发展的共产党员。陈玉林决心在工委的领导下拉起一支武装。他去永寿动员李瑶卿的弟弟李治堂刨出了埋藏的1挺机枪、5把短枪、10支长枪，又从外地搞到1把短枪。李俊杰从王照南、李志明处搞到2把短枪，组织起20多人的乾县武工队。陈玉林任队长，在乾县北部一带活动。同时陈玉林、王希武动员任志和回注泔发展武装。任志和，乾县注泔乡人，曾任注泔四保保长多年，因不愿受土匪王尊娃欺压，拉起一杆人马与王尊娃抗衡，被王尊娃打散后逃到西安谋生。在王希武的动员下，任志和回到注泔，召集过去的四五个保丁，又从王尊娃那里拉出了七八人，很快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队伍，编为乾县武工队二中队，任志和任队长。任志和遂被工委吸收为共产党员。他带领的这支队伍一改过去的流寇习气，活跃在乾县东北和永寿、礼泉交界一带。同时，乾县工委又通过策动，把峰阳地区吴生财一杆人马拉入了乾县武工队。吴生财，峰阳镇人，出身贫苦，曾为王尊娃手下。机智勇敢，人称“狠头”。后来他自己拉起杆子，成为峰阳地区的草头王。他手下七八个人，不但个个枪法很准，而且胆大彪悍。这支武装力量被编入乾县武工队第三中队，吴生财任中队长，不久也被吸收为共产党员。乾县武工队有了任志和、吴生财两股武装之后发展到60多人，力量大大加强。这期间，中共乾县工委又设法把共产党员赵乾修安插在县政府保警队，赵乾修很快在保警队当上了分队长，并发展了几名保警队员成为共产党员。同时在县自卫队也安插了共产党员吕瑞芝、杨乐仁，杨乐仁当上了分队长。县自卫队也成为中共组织可以利用的一支武装力量。

（三）发动和组织学潮

这是中共乾县工委在抗战时期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民国27年（1938）10月，中共乾县工委委员兼县城党支部书记苏明远和从西安民先队回县的青年学生王彦亭、屈天行等人发动了一次驱逐黉小校长王茂亭的活动。黉小的前身是乾县第一高小。王茂亭原本是黉小教员，县政府委任其为黉小校长，引起师生不满。深秋的一天，在苏明远、王彦亭、屈天行等人发动和策划下，黉小500多名学生由学生金希文、马文晔、杨文展等人带领举行罢课，他们冲进县政府，围住时任县长王静涵，要求驱逐王茂亭。而县政府坚持委任王茂亭出任校长，学生们更加冲动。金希文、马文晔、杨文展、张海、宋益民等20多名学生把王茂亭从房子里揪出来扔进已是薄冰封面的涝池。这一行为激怒了县政府。几日后王茂亭由县政府派警察护送进校。王茂亭恼羞成怒，开除了金希文等7名学生，抓了17名学生。黉小师生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更加高涨，黄新斋、景聘之等教员愤而辞职，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全县舆论哗然。之后，县政府调走王茂亭，被开除和被抓的学生陆续回校上课，学潮始告结束。民国28年（1939），田屏轩接替王静涵任乾县县长。民国29年（1940），续俭接任县长。

民国30年（1941）3月5日，县上举行欢送壮丁大会，同时让逃避壮丁的8名青年站在台下示众。时任县长续俭讲话时斥责“逃避兵役可耻该杀”，激起与会群众不满。敬业小学校长刘郁卿主动登台演讲，揭露抨击县兵役科抓丁卖丁贪赃枉法的种种行为。刘郁卿激昂地讲道：“逃避兵役的人该杀，贪污壮丁款的人更应该杀!”到会群众报以热烈掌声。事后县政府逮捕了刘郁卿。校长被捕，敬小师生和社会各界为之哗然。中共乾县工委决定由共产党员、敬小教师张光庭出面，组织敬小师生并联络乾中、女校学生800余人，整队上街游行，印发《为刘郁卿校长被捕事件告全县各界书》，冲进县政府，要求释放校长。这次学潮正值抗日艰苦时期，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中共党组织主张顾全大局，不宜扩大事态。后经敬小董事长刘文伯、省教育厅长王捷三等人斡旋，续俭让步，刘郁卿在国民党CC派阎闻喜担保下得以释放。中共组织决定张光庭离开乾县去凤翔师范任教。敬小陷入沉寂之中。民国30年（1941），续俭解职，王涤涛接任县长至民国31年（1942）年底。

民国32年（1943），王定邦接任县长。中共组织在乾县简易师范发动了驱逐校长何守之的学潮。何守之，乾县薛录镇高墙村人，北平大学毕业，首任简师校长。这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城市工作部工作的张光庭遵照省委批示，和在西安、兰州等地上学的乾籍学生吴鸿翰、祝宽、王彦亭等人回到乾县发动学生运动。张光庭、吴鸿翰等人回到乾县后，在中共乾县工委的支持和协助下，与在该校任教的乾县工委宣传部长严秉直，教师宋教仁、白靖中、王昌国，教务主任朱揆九等人联合，以学生张海等人为骨干串联发动，他们以揭露何守之以私利聘任不称职教师、侵吞学校资财、扣发师范生助学金为由，发起驱逐何守之的请愿游行。民国32年（1943）9月13日，正值中秋，简师3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他们高呼口号，张贴大幅标语，散发《驱何宣言》传单。游行队伍直奔县政府请愿。由张海、鲁宗彦、宋志杰、梁秉璋等十多名学生代表向县长王定邦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立即发放助学金；二是解聘不称职教师，另请高素质教师；三是撤换校长何守之。游行结束后，参加游行的师生立即将何守之赶出校外。学生们手持砖头瓦块守住校门，连续几天何守之无法进校。县政府被迫作出让步，遂聘请从成都大学回家养病的王彦亭代理校长。王彦亭靠近中共组织，进校后聘任吴鸿翰、祝宽、王忠佐等人任教员。但县政府并未撤销何守之校长职务，学校仍在混乱之中。学潮组织者遂派张海等七名学生赴省教育厅，拦住厅长王捷三小车请愿。乾县简师学潮在关中各县引起强烈震动。陕西省教育厅认为背后有共产党活动，表示坚决不能撤换校长，并派督学辛俊明来乾县查处这一事件。辛俊明来乾后，数十名学生跪倒在地陈述何守之种种劣迹。辛俊明及县长王定邦则训斥学生滋事生非，强令学生回校复课。学生也形成两派，争论不休甚至诉诸武力，学校再度陷入混乱。数日之后，县长王定邦率国民自卫队持枪护送何守之进校，并在城墙上架起一挺机枪威慑。王定邦和辛俊明召集师生大会宣布这次事件为非法活动，逮捕了教导主任朱揆九和张海、梁秉璋、李秀、鲁宗彦、刘玉山等七名学生，当众打了梁秉璋二十大板。解聘了严秉直、白靖中、王彦亭和祝宽等教师。一个星期后，被捕学生取保释放，学校开除了张海等15名学生，给黄振铎等60名学生留校察看处分。学潮被当局平息，但简师的学生运动并未就此罢休。上官克勤、严秉直等共产党人继续奔走呼号，坚持斗争。他们一方面联络县上一些知名人士包括国民党乾县党部书记殷志兴（镇亳）以及十名乡（镇）长联名上书，一方面继续联络学生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简师学潮。省教育厅和县政府迫于各方压力，终于撤换了何守之，派李作人任校长，朱揆九也被保释出来。历时四个月之久的简师学潮遂告平息。学潮平息后，省当局派专人来乾调查，逮捕了陈元方、殷建忠、牛耀侠等共产党人。中共组织指示学潮骨干人物离开乾县，王彦亭回到成都大学，张海转学到西安师范，祝宽、吴鸿翰上了大学，张光庭利用县上士绅之间的矛盾使当局摸不着底细，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