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铁救灾与赈济

民国17年（1928），按照国民政府《县组织法》要求，县公署改称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是年秋，杨韶接替李传德出任乾县县长。面对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灾荒，乾县国民政府开展了自救。开始成立了乾县救济院，接着成立了乾县救灾委员会和工赈委员会，由县政府总负责全县的救灾与赈济，两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救灾和以工代赈的具体事务。县长杨韶委任高逸民为救灾委员会领导人，王梦臣和上紫光为工赈委员会领导人。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都由县政府聘任，多数委员是县上的财主富绅和大商家。一些有影响的士绅、慈善团体负责人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为委员参加。民国18年（1929），陕西省政府成立了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持全省救灾赈济。主要采用平粜（以平价卖粮）、散粮、施粥、发放赈款等方式开展工作。乾县的救灾和工赈两个委员会也改为乾县赈务委员会。原救灾委员会领导人高逸民为赈务委员会领导，不久改选赵时安为领导人。

救灾和赈济所需的粮食和赈款，采取主动认股、劝捐和摊派相结合的办法，主要由县内的富户和商号募捐出资认股，每股50元。其他单位和个人自愿捐资和认股。在县府和赈务委员会的宣传动员下，多数富户和商号尚能恻隐灾民之苦，解囊认股。县城内商家大户“敬恒泰”主人吴若愚被聘为救灾委员会委员，一次就认了100股。筹集赈粮的另一种办法，是从全县城乡所有的粮食交易市场中，扣取买卖双方每斗一合即百分之一的粮食。这项粮食的扣取，统由经营粮食的商号代办。有时也采取招商投标承包的办法。县赈务委员会按旬派员向粮食商号查账计收。年馑时月，乾县的粮食市场自是十分红火，粮贩子从北部彬县、长武和甘肃等地贩运粮食到乾县，县上从中扣取不少救灾的赈粮。

县长杨韶正是在乾地灾情最重的时期主事乾县。可谓长县于灾难之时。杨韶，福建闽侯人。在乾任职一年多，民国18年（1929）离任。杨韶诙谐风趣，无官骄之气。他常独行于街头巷尾，了解百姓疾苦。面对天降大灾、民众啼饥号寒的情景，杨韶心忧如焚。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来描写当时乾县的灾情以及他的感怀。诗曰：“此地经年旱，食粮珠玉同。夏龙云出岫，炎日贯长空。赈恤财维竭，催科计已穷。居官无奈甚，憔悴感牢笼。”

杨韶反对乾人抽旱烟，经常带领着一群灾童，走上街头大声喊唱：“天旱不下雨，人人都疾苦；吸旱烟，气死老天!”他若见街头衣冠整齐富裕之人手持烟袋者，便将其烟袋没收，交给灾童向主人换馍吃。哪家店铺门前不清洁，即罚几个锅盔分给灾童。卖吃食的摊担妨碍道路者，他就招呼灾民抢拿。所以，饿肚子的孩童常常在县府门前探头探脑，杨韶一出县府，就有灾童簇拥，杨韶并不责怪，反引为乐事。

杨韶决定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建中山公园，救济灾民。他选定县政府两侧旧县衙马号及典史署的地方修建公园。亲自勘察规划，精心设计了三民塔、王权台、槐荫馆等建筑物以及园内花草树木，公园前还建造了一个池塘。杨韶亲自督导施工，每天做工赈的灾民约有五六百名壮年男子。每人每天领两角钱，可买一斤锅盔。这项工程历时五个月，建成后杨韶自撰一联勒石于公园大门，联曰：“留得园林千载在，任凭父老四时游”。杨韶用工赈的办法还改建了县政府等一些地方。前来要求做工的灾民越来越多，最多时竟达万余人，但赈款有限，杯水车薪。半年之后赈款断竭，以工代赈无以为继。不久杨韶也调离乾县，由汪之涣接任县长。工赈的办法未能继续实施。

灾荒期间另一位值得称道的县长是民国20年（1931）最后任职的邓守真。邓守真，字敬亭，合阳人，清末举人。《乾县新志》如此载述：邓守真“荒岁莅乾，百业凋敝。纸币价格低落，兵士持纸币换实币，致商户小贩均停业。公（邓守真）与该（驻军）长官再四磋商，约定中价。核其月饷，令由商会兑换。商户向商会分认，人心始安。”又云：“公爱护灾黎，甘愿受过，卒不能见谅于上峰，竟遭严谴，舆论惜之!”可知邓守真不顾自己仕途前程为民请命，受到乾地绅民的拥戴。

五年灾荒期间，乾县的县长更替如走马灯一般，竟有12人之多。这些人物在如此灾害频仍的年代，多数尚能维持时艰，勤于救灾赈济，但都是匆匆过客，无所建树。唯杨韶有口皆碑，邓守真志载传略，传颂至今。

灾情日益严重，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哀号。县政府决定分区设立施粥饭场（俗称“散舍饭”）。县赈务委员会统筹规划：在城内东街设施粥场，杨正固、王乐天、上官海、郑金德、王光亭等人负责；东乡王乐镇设施粥场，田培亭等人负责；南乡梁村镇设施粥场，胡文炳（虎臣）、郭自固等人负责；西乡临平镇设施粥场，吴务臣、高敷文负责；北乡地广人稀，且稍有收获，未设施粥场，但对灾民的赈款救济一视同仁。与此同时，在县城西街城隍庙设一灾民收容所，徐宝琛、唐署轩先后担任所长。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还有刘仁甫、张彦平、文英伯、刘致祥等。收容灾民300多人。其中一部分住在收容所，一日两餐，近处的灾民不住宿，每天来吃一顿饭，形同施粥场。城内柴市巷东头还设有义生善堂，收容灾民和儿童100多人，义生善堂由梁守典、胡虎臣负责，干事有梁锡周、黄子中。施粥场的管理严格有序。全县城乡分设的施粥场，分别划定施粥的范围和人数。灾民在粥场领饭，持有经过调查摸底确认后发给的饭票，每天只在午前施粥一次，并严格按饭票上的男女大小人口多少付给。大口三勺小口两勺，一丝不苟。施粥全是小米或各种面粉做成的稀粥。领粥的灾民多数是提粥回去再掺些野菜之类全家充饥。有的村堡距施粥场有十多里甚至更远，经常看见领粥的人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有的老人和孩子领粥，不小心跌倒在路上，罐破粥洒，灾民坐在地上一边痛哭一边用手掬起地上的稀粥吃或趴在地上口吸舌舔，凄惨之状不忍卒睹!

民国19年（1930），全县境域已是十村十荒，十室九空，靠本县地方筹集赈灾粮款难以为继。乾县赈务会不断向省上以及省外各地发出请赈呼吁，时任乾县赈务会负责人赵时安亲笔拟就《请赈呼吁》，向省上呈报。电文写道：乾地“牛马绝迹，鸡犬无闻，日无蓄鸡之米，夜无鼠盗之粮”。同时赈务会派人赴省报灾请赈。乾县的灾情终于引起了省赈务会特别是省外一些慈善机构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和重视。孝惠学社领导人唐慕芬、饶聘卿、饶光午，华北慈善联合会领导人朱庆澜、胡驭卿，宁波白衣大士寺住持安心头陀以及北平五台山佛教协会，都来陕直接到乾县查灾救灾。上述慈善团体及其他各地慈善团体和个人先后来乾救灾赈济20余次，带来巨额赈款以及棉衣和各种药物。孝惠学社一次捐款达4万银元，北平五台山佛教协会一次捐款3万多银元，其他慈善团体的赈款每次都有5000到1万之数。而省赈务会官方对乾县的赈灾拨款也有几次，每次仅几千元，赈粮也只有几千斤谷子或高粱。据《乾县新志》记载，全县五年饥馑期间各方赈济粮款数额如下：(www.daowen.com)

一、乾县赈务委员会：民国17年（1928）12月至18年（1929）7月用于工赈19850余元；民国17年（1928）12月到民国18年（1929）2月用于粥场10200余元；民国18年（1929）3月至民国19年（1930）6月用于5个收容所25350余元；用于劝督富户联村自救65800余元；劝令富户认股平崇9850余元；补助救济院2480余元。

二、陕西省赈务委员会：民国18年（1929）3月拨散子种款6000元；民国19年（1930）6月散麦种款5000元；民国19年（1930）3月开办农具贷款7000元；民国19年（1930）5月设粥场二处共20000元；民国20年（1931）3月拨贷5000元；民国22年（1933）设粥场10000元。

三、全国各慈善团体义赈：孝惠学社民国18年（1929）至民国21年（1932）五次赈款83000元；北平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民国19年（1930）为收容所赈款5000元，创立义生善堂，散急赈款3000元；北平五台山佛教协会民国19年（1930）赈粮折款30000余元，为收容所赈款3000元；华北慈善联合会民国19年（1930）为施药掩尸散款9000余元；汉口同愿实济会民国19年（1930）为散急赈款1860元；宁波白衣大士寺主持安心头陀民国22年（1933）散急赈款10000元，耕牛贷款7000元，棉货及赎农具款3000元，并设赈务基金会，后归平民工厂收支。

另外，本县范紫东民国21年（1932）3月为王乐镇粥场赈款3000元。

全县共计赈款344330元。

县赈务会负责对来自各方赈灾粮款的分配发放和管理。制定有严格而细致的实施办法。民国19年（1930）底，乾县赈务委员会奉令改组，赵时安、高逸民和在县政府任职的任承审、李定志、李茂斋、雷绍轩等七人为委员，赵时安、高逸民为常务委员。赈务会内设总务、筹赈、调查、放赈四股。赵时安兼任总务股主任，高逸民兼任筹赈股主任。调查股和放赈股分别由王乐天和上紫光担任主任。赈务会有16名工作人员。两个月后高逸民被免职，从此赵时安为赈务会唯一领导人。四个股的工作有分有合，实地调查摸底由赈务会一齐动手共同完成。各慈善团体和官方每次来乾放赈，首先由县赈务会提出灾情资料送审，按灾情严重程度划分灾区次第。然后由县赈务会派员会同省上及放赈慈善团体人员带上赈票和所查灾区灾民底册，分赴灾区挨家挨户实地查实。对于确应赈济的灾民，由外来放赈人员首肯后在赈票上盖章后发给灾民。赈票设领单和存根两联，骑缝编写号码，盖有县赈务会印章。赈票上必须填写灾民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和一家男女大小人口并注明病残者。为了防止灾民和工作人员作弊，有的慈善团体还在赈票上加记暗号。孝惠学社在其赈票上分别加盖有“极、激、福、赉、子、孙、盛”七个字的单字印章。每个字表明放赈的不同数额。如赈票上盖有“极”字，灾民可领四块银元，若盖有“盛”字，则领一块银元。在每次查灾发放赈票完成后，由县赈务会在全县乡镇出示布告，通知灾民分区领取赈票，届时持赈票去指定地点领取粮款。在放赈场所，设有验票、标写应领数额、唱票、收票付粮款四个席位。每逢放赈之日，县城和放赈各处，灾民云集，形同古会。有卖糜子馍、高粱馍及其他粗杂食品的即被争买净尽。上级以及外来义赈人员和县赈务会委员、县府有关机关代表也到现场监督放赈，还有警察维持秩序。放赈也有若干具体规定，如远道灾民和老弱病残者优先；一般不允许代领，确需代领者须经审查批准并具保人；及时查处丢失、被盗赈票和瞒哄领赈的现象等等。每次放赈结束，由县赈务会和放赈的慈善单位以及上级来人将收回的赈票与存根核对无误后由放赈单位带走，县赈务会只保存一套表册。

民国22年（1933）、23年（1934）大灾荒过去，但五年灾荒造成的灾后恢复生产和民众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经县赈务会奔走呼吁，省赈务委员会在乾县城内西大街设立“农业工具收当贷款处”，保护灾民农耕具，恢复灾后生产。宁波白衣大士寺安心头陀在县城内尖楼子设孙傅二公祠和赈务基金会，帮助灾民贷款购买耕牛300多头，二公祠还给灾民发放了不少棉衣。

五年灾荒期间，冯玉祥主政陕西，不但赋税未减，而且军粮兵差支应浩繁。而放赈救灾，数量却极其有限，不足救灾救命于万一，且层层克扣，而贪污舞弊中饱私囊者司空见惯，倒是省外若干慈善社团务实义赈，对乾县救灾有较明显效果。至于赈灾粮款在全县的具体发放，由于县赈务会工作人员尚能体恤民情，恪尽职守，制定具体严格的实施办法，认真细致地执行，加之上级及各慈善社团的实地审查监督，饥肠辘辘的灾民众目睽睽，并未出现明显漏洞和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