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铁安定的四乡与繁荣的县城

历时268年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晚清”或“清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般指光宣两朝，甚至追至咸同年代。出于对民国叙述的需要，我们对“清末”的时限界定在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以后。这个时期，在国家层面，软弱腐败，丧权辱国。维新和革命以及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清王朝风雨飘摇。然而，地处西北的陕西乾县，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北京，也远离沿海和大城市，交通落后，消息闭塞，却显得安定平静。

乾县自古以来为三秦要地，绾毂秦陇，兵家必争。历史上每有时局动荡，就会引起战乱和社会不安。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仍。五年一小旱，二十五六年必遇一大旱，每遇大旱，便成大灾。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九年（1903），关中连续三年大旱，乾县灾情尤为严重。“道馑相望，死者无数”^[1]。光绪三十年（1904）后，灾荒度过，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一直到民国17年（1928），乾县地面尚无大灾。而从清同治年间左宗棠剿抚回民在乾县驻扎重兵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这段时间，乾县也无大的战事和匪患。可以说，在清王朝最后这七八年里，乾州是一个既无兵燹匪患也无灾荒的太平年月。

这个时期的乾州，划为四乡24里。以县城为中心，东乡7里，南乡6里，西乡5里，北乡6里。每里设有里长，有关社会管治和一切田赋差役，都以里为单位办理。在乡间，一个或几个家族聚集形成的村堡是长久稳定的社会单元。全县约有680多个村堡星罗棋布在四乡24里。“东西南三乡，其地平旷，可艺五谷”，北乡则“冈阜崎岖，瘠薄尤甚”。乾县人“人性刚方，俗尚俭朴”“男勤稼穑，女事桑麻，勤织纺”^[2]。在这无兵无灾的年代，乾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贫穷而安宁的生活。

西北大道上的主要运输工具。人和马都歇息在途中的驿站——车马店里。

境内的交通和通讯十分落后。通讯手段是置驿设铺。全县共设有9铺，信息靠驿马传递。驿站直接由知州兼管。一条官道和几条大路，都是黄土铺就。官道东接礼泉，可到西安；北入永寿，直达甘肃平凉，后来成为西兰大路。这条官道两旁早年为左宗棠驻乾时栽的杨官柳，高大整齐，绿荫夹道，只可惜庚子年灾荒，被盗伐殆尽，到光绪三十年（1904）后已不见当年景致。官道以北有一条支路，可由礼泉沿官道入乾县东三十里铺出官道向西北到杨庄，经陆陌村向北过铁佛寺、冯市至新店出境，抵永寿监军合入官道。在县城以东经杨庄至西王村入礼泉，是乾县去泾阳、三原的一条捷径。商旅常走此路，兵匪也可由此路绕过县城。县东南有经薛录镇一条通向兴平的道路。西南乡可过阡道镇通武功。县城以西过临平通扶风，而东北、西北则崎岖无大路，城乡走动，皆由曲径小路来往。

乾县城北通往兰州的官道。路两侧都是陡直的土崖，乾人称这种道路叫“胡同”。

乾地置县从秦孝公始，自唐以来就有古城。乾县县城，从元开始即为州城。明时重建，明清重修增筑至清末格局未变。“城作龟形，北为其首。通六门，唯大东门有郭有关厢”。六门各有名称：东门称“紫阳”，西门称“跃清”，南门称“新泰”，北门称“储胥”，小东门称“好畤”，小西门称“率西”。至光绪年间，城高三丈二尺，周长十一里。六门都筑有瓮城。城门为桢卷式，城门之上筑有城楼。城内南北两个十字七条大街。其余小街小巷纵横其间，所谓“九楼八涝池，七十二个半巷子”。城内南十字突兀而起，四面街巷从高到低向外延伸，如龟盖形状。北门向外伸出，使龟城头爪毕现，北奉乾陵。城内两个十字周围，青堂瓦舍，闾阎鳞集，经明清重建重修的祠堂庙宇牌坊建造精美，宫观玲珑，遍布大街小巷。诸如城隍庙、关帝庙、文庙、高庙、兴国寺、崇圣祠、文昌宫、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节义祠、文明书院祠、狄梁公祠、杨文宪公祠、窦氏双烈女祠、元帝庙、三官庙、八腊庙、马王庙等等。这些庙祠自有城乡各色人等随时供奉，香火旺盛。

乾州城东门，以其雄伟厚重的姿态迎接辛亥革命的到来(www.daowen.com)

由于连年风调雨顺和社会的安定，农业复苏，城乡集市贸易手工作坊得以恢复和发展，县城内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正街和东、西、南、北几条大街及诸多街巷的店铺商号挨家接户、鳞次栉比，各类各行总计达300余家，可谓乾县商业的全盛时代。

当铺，乾县城内有4家，分布在东、西、南、北四大街上。当铺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与钱庄、票号一起号称我国金融史上“三姊妹”。这类行业不买不卖，有资本的人以这种方式谋取钱财，同时也能为一般老百姓救急解难。清末有当铺，多在大中城市和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县城，乾城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这四家当铺主要以抵押衣物用品、金银首饰以及农具为业务。不论士农工商，城里乡下，如遇救急无法周转时，就拿衣物用品或金银首饰或铁器农具等物件去抵当。当铺是高柜台，站柜台的店员或掌柜针对要当的东西与柜台外面的物主讨价还价，折旧压值。成交后收物付银或付钞票，所付银钱按月计息。一般每两银或每串钱二分利息。物主可按期限持当票和本息赎回原物。如果两年不赎，即为“出当”，不能再赎，当铺有权出售过期未赎的物件。当时有句俗话曰“当半当半”，当铺出售这类物品可赚取很大的利润。这四家当铺除过一般典当之外，还兼囤粮贩粟，囤积居奇，操纵市场，获取利润。

钱粮行20家。分布在东、南、西三大街以及正街上。也是运用资本，放贷生息。同时还代完皇粮国税，从中牟利。钱粮行的铺面之外都吊挂着一块木制的招牌，上面绘制金色的制钱图案。表面上专做以制钱兑银或以银换制钱从出入差价中获利的生意，实际上主要做放债生息的事业。放债的对象主要是乡下农民和城镇小商贩。每年年关和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春荒时月，农民家中缺粮或者遇有婚丧嫁娶无力举办，便去县城钱粮行借贷。借麦子每斗加三合（音gě，十合为一升），借银借钱每月三分利息（3％）。还贷期限一般都约定在夏收之后本息清还。另外，每到春季地丁粮开征，农民若无力纳粮，城里钱粮行趁机下乡包揽，代农民完税，仍按三分利息计算。当年夏收后钱粮行便派人下乡逐户收麦清账，无力偿还者可延至第二年夏收，全息转本，本又生息，子母滚算。这种欠账是“子孙账”，父借子还，永不豁免。穷苦农民常年劳作，几无隔夜之粟，钱粮行寸田不耕，却满仓满囤。时城内富户吴敬则的钱粮行“敬恒泰”以及敬字各号每年收粮都在三五百石以上。

京货铺子五六家开设于正街，经营百货。杂货铺子十四五家开设于南北十字和街道冲要地方。药铺七八家，散布于各街及四大城门附近。铁货铺六七家开设于正街。这几类行业的经营比较灵活，可以现钱交易，也可赊欠，夏收后还账。赊欠时只写清货名和数目，不写货价，到清账时再加算利息。农民如用麦子还账，用一加二的大斗收装，多收多取已是惯例，毫不为怪。

有13家粮店集中于北大街。粮店不同于钱粮行，粮店领贴包办，是中介的性质。除集日有粮市交易粮食外，平常卖粮买粮都在粮店交易。粮店从买卖双方扣除佣金，同时成交过斗时对买粮者抛洒合子，对卖粮者收取蒲罗底剩余粮食。粮店中有资本的，根据行情贱收贵卖，囤粮取利。

小东街有十几家花布行也很兴盛。乾县妇女勤于织纺，但多不种棉，便有人做从泾阳三原贩卖棉花的生意。在花布店以棉花换布向外地推销，花布店又用棉花换来四乡妇女自织的棉布。此外，有十多家饭馆和五六家茶馆开设于南北十字以及州衙门前。还有几家肉店油店。盐店只有一家，官营专卖。只是城内书铺仅有一家，设于东大街，卖些木版印刷的老书，书架常被尘封，生意极为萧条。读书人之少，可推想而知。

在以上商业之外，城内手工作坊也十分兴盛。木匠铺、铁匠铺、白铁匠、银匠、绳麻匠、编席匠、竹器匠、皮匠、笼箩匠、油漆匠、裱糊匠、绱鞋匠、裁缝铺、理发匠、各种小炉匠以及醋坊、糖坊、黄酒坊等等约100多家散布各街各巷，用心经营。此外，县城及四乡集镇设有集日。县城每逢“二五八”集会，东大街有牛马驴骡大牲畜交易市场，南大街设猪羊市，其他如柴市、炭市、草市也都有固定地点。每逢集日，四乡民众或者进城或者去镇，或买或卖，也有利用集市会亲会友，说是了非，下馆吃饭，一番热闹景象。而在北大街，却是土墙围院的民居，泰半为墟，周围是大片农田，和乡下村堡一般模样。

乾县城内北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