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简单方法简单，包含两层意思：研究方法力求简单；尽可能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的做法概括得简单易懂。1、研究方法力求简单本书的范例是根据制造能力、产业示范作用、财务绩效三项标准精选出来的。但是，应该特别指出，对于经营，我是不相信什么实证方法的。人应该主宰数字，而不是被数字主宰。对于经营，想象力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研究想象力？想象力是用行动来表现的，只有观察一系列的行动，才能透视想象力的轮廓。因此，本书使用归纳法研究问题。

（1）用事实说话。首先，把规律找出来，研究“怎么样”的问题。有些现象从不同角度被纪录过，但是，这些纪录都不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大量出现的吗？是反复出现的吗？是某种“规律”的东西吗？而本书的案例是着眼于“规律”的。先观察什么是普遍的、反复出现的现象，然后，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规律”。最后，选定一个事例作为代表。比如，“仿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家用电器、消费电子，到高技术产品，都有仿造的影子，这应该就是一个“规律”吧，但本书只集中在摩托车行业来考察仿造现象。其次，研究规律是怎么形成的，即“怎么做”的问题。还是一样：先看普遍的现象，然后再看典范公司是怎么做的。把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得出自然的结论。而不是相反，一上来就讲什么理论，让事实迁就理论。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方法时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非常遗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用归纳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脱离实际。(www.daowen.com)

（2）极少使用术语。本书对各种专业术语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的。我认为，过多的专业术语会远离读者。通俗易懂是真正有力的传播工具，有些外国公司到是很通这里面的门道。比如一些外国电脑公司编写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浅得要让人发笑。那样的东西让人看着轻松，不费力，贴近大众。毛泽东批评过教育界的“偏题，难题，怪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手段，是在实际中毫无用处，脱离实际的东西。

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教育界的“偏题，难题，怪题”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思想混乱，脱离实际的东西。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出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传统，不断地向下层的人民摆出一副自己不得了，自己有本事，有学问的样子，通过这种办法来让下层人民产生自卑感，好自动地拜倒在他们面前。为了做到这一点，刻意创造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可能在两个或者多个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但是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却是希望下层的普通人民听到，而且听不懂，产生敬畏心理，觉得那读书人就是有学问，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这里面可能并没有什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拿语言来吓唬人。本书的力争把话说很白，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和副词。2、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的经营方法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的做法是不是高深莫测？不，不是的。恰恰相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是以简单取胜的。比如联想只用了“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九个字，概括了它从决策到执行的特点。作者还有一个用意，为更多的企业减轻精神压力。带动它们在向典范公司学习时，更加自信；鼓励它们发出“他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的声音。简单的东西有一个副作用，因为听起来不那么高深莫测，容易被忽视。但是，说到底，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是靠干出来的，而不是靠说出来的。再简单有效的东西，离开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也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