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处转向

多数暴政和民主专制如果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的话，民主社会的脆弱性就产生了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可能，不能等闲视之。摇摇欲坠的不仅是社会的制度方面，而且是构成了“他们的心灵特质”的“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理智的状况”〔Tocqueville 1945(1835—1840)，1:299〕。政治的危机由于文化的危机而更加复杂。这些就是需要对人类事务的更为一般的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和研究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威尔逊、罗斯福和尼克松所进行的范式的转换只是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官方语言和双重思想。两种版本都认定国家是为了一切人的共同福利的独一无二的联合体，而不是浮士德式的与恶的工具的交易。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它对人类认知的限度提出了挑战。

1．宪政选择

宪政选择的语境中存在着杠杆作用的关键点。如果局限于一部单一的宪法，以某种方式假定了主权者与人民之间的契约，那些潜在的可能性也不过是些幻想。依我的判断，这样一个概念纯粹是头脑的想象，不能满足经验可靠性和公开可重复性的标准。相反，托克维尔所指的结社的科学和艺术意味着，宪政选择的原则可以应用于一切持久的人类关系模式中。有关持久的人类关系的协议并不只是单纯的交换关系，而是广泛的承诺，最贴切地说是具有契约性质。也许用结社的科学和艺术的复数形式更为适当。因此权力的分配总是意味着可区别的和互补的方面，适合于结社关系的更一般的配置。权力的分离总是意味着权力的分享。不管什么立场，要保持其自主性，有能力行使否决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人民和公民来说也是如此。行使否决权的能力也具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除非可以通过解决矛盾的过程，来调解作为麻烦信号的冲突。

解决冲突的过程首先要寻求公正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它所产生的是对手之间的共识和知情的同意，他们试图在那些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中间重建共有的理解。因此法律的核心是有关衡平法学的原则，而不是刑法学，我完全承认在民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刑法学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过其地位却大致是边缘性的。因为这一理由，我认为刑法学的要求与寻求一种衡平的解决方案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不管是应用于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中的正当法律过程，还是应用于适合解决任何问题情境的正当的研究过程，公平在所有的正当过程中都有其地位。

必然存在一定的界限，问题不可能超出它之外在当前和中间的时间跨度中得到解决。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中东、高加索、巴尔干和中欧，这样的情况大约都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也盛行于不列颠群岛、北美、法国和西班牙。通过占优势的强力进行征服，通过长期存在的多数派别进行统治，必然会遭遇抵抗。英格兰人征服了爱尔兰，并通过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来统治它，但爱尔兰人不断地进行抵抗。受支配的人民会发现抵抗的办法。如果他们被打入“地下”，沉默的阴谋就会伴随着黑社会的创立。秘密的协调必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腐败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可能足够腐败，改革对它无济于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社会会变成腐化的民主体制，容易受到政变和民粹战士的攻击，由于无法进行宪政变革，它必然盛极而衰。如果不能够信任公民有权拥有武器，他们就不可能理解，政治权力的适当运用必然有其界限，如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进行适当的抵抗也有同样的界限一样。没有任何政府形式能够应付深刻的分歧。只有通过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的研究和对话，这样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缝缝补补的处理必然会漏洞百出。

2．结社关系的结构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首先是他或她自己的管理者，一切人类关系模式就都既包含着机会的潜能，又包含着危险的可能性。作出关系到他人的决策，对此承担责任，需要相当大的个人和本地知识的积累，它们是关于人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的知识。每个孩子都能了解做游戏意味着什么。要理解根据规则并且满足公平的标准，在生活中博弈意味着什么，个人必须要能理解，所有生活困境都要适应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组成部分的关系模式。习俗、规范和规则被认为是作为共同体的属性或特性而存在着，同时，它们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在人们彼此发生关联的方式中成为习惯。你我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总是连接起曾经的存在和可能的存在。我们不经思索、理所当然地对待习惯的一切，但心灵和思想的习惯总是植根于人们的道德和理智的传统中，除非这些传统已被遗忘。遗忘就是意识的丧失。

不管我们要做什么关系到他人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交流。借用霍布斯的权力概念来说，当我们用当前的手段去达到某个未来的具体利益时，通过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就将一种共同知识的背景集中到了一起，我们用这种共同知识作为资源来实现某种可能性。共同知识的更为苛求的概念假定，你知道我所知道的，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所共同知道的东西有着高度的了解。但实现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的手段中包含着涉及未来的因素，它们要求我们依靠和建立共同知识，作为结社关系的展开。进一步说，共同知识的所有部分都处于被制造、强化或挑战的过程中，它们也必须伴随着共有的理解，这意味着同意、并行不悖或共识。

行使与他人一道的权力意味着将他人的利益考虑在内的责任和意愿，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责任模式”。我们联合的努力如何发挥作用是有关彼此的相互感受的基础，是从我们彼此的联合中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是我们对基本假设——内心的信念——的信仰的基础，这种基本的信念构成了人类理性的基础，构成了生活的基础。这些偶发情况适用于一切人类关系模式。当植根于共同知识中的共有的理解、公认的责任模式以及相互信任，在与他人一道工作的环境中作为在结社关系模式中的自主的、合法的对等物发挥作用时，我认为民主社会的萌芽就建立起来了。信任一旦被打破，值得信赖的关系就不能维持——这个同语反复太经常地受到忽视。对于信任的重建来说，承认做错——悔改——是必需的。

我们在很多方面彼此不同。我们选择精心发展彼此的关系，以依靠彼此不同的能力。在做我们想做成的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处于构造共同知识、共享理解、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过程中，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伴随物。这些努力具有建设性的性质。它们所反映出的是将宪政选择的原理运用于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幼稚的承诺会忽视在解决问题的努力中，花时间去解释、去理解、去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如果建立人力和社会资本被混同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小化会有巨大的毁灭性的潜在可能。

作为一种选择，我们也可能试图去命令、隐藏我们的意图，制造错误的印象，欺骗他人，动摇他人的环境，造成怀疑、不信任和敌意。基于命令和控制他人的关系体系会危害自愿的结社关系，一个社会，如果任何轻率的言辞都可以被看成是严重的罪行，要受到仓促的惩罚，包括后脑勺上挨一颗子弹，思想的性质就不会导致自主治理的安排，除非是同他们自身的强制者形成阴谋同盟。秘密的、封闭的社会并不对公开的解决问题的研究模式开放。在相互信任能够建立起来以前，在秘密的、封闭的社会中从事改革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

自由的条件需要勇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自己的方式利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理解能力，以便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他人交往。倒霉的受害者不自由，在任何事业中都不能达到共同掌权，除非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些条件是使民主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因为人们在实践人的技艺时学会了如何与他人一道生活和工作。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开始能够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建设性的工作关系中与他人一道工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自主治理的民主社会才可能存在。

3．人类技艺之源之间的路径

如果人类社会被看成是反映了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的发源地，这些发源地可能会形成关系网络，其中社会是由那些人构造和重新构造的，他们既是社会的“物质”又是社会的“技工”，他们的“合约”和“契约”构成了多样的结社模式。这些结社模式累积起来就成了国民整体(commonwealth)，而它也不必是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的国民整体。跟随这样的图像，我们可以去寻找容易犯错误的人们在技艺—人造物关系中所追寻的路径，这些关系成了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信号，在这个有关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的猜想中，我们已经熟悉了它们。(www.daowen.com)

我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总在于一些关系模式被转化的方式，以创造一种由想象力所设想的新现实。想象的东西是某个未来的具体的可能性。如果要实现那个未来的具体可能性，人们必须依靠一些目前的手段，将世界上现存的事态——反映在人对那个事态的想象中——的发源地，转变成由想象所预期的某种人为的状态。以我的经验，所谓“归纳”不过是运用想象力，根据如果—那么的推理去罗列怎样—如果的猜测。是否能够根据现有的手段去实现某个未来的具体可能性，这对于人在进行选择方面的潜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技艺是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中的基本关系。它是观念与成就之间的关系的关键。

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深入到关系的不同层面中，它们在所达到的任何成就或所投入的使用中，将物质条件和技术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模式连接了起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研究圣安那分水岭的洪水控制时未署名的工程师们的反思(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1928)。洪水存在于干旱区域，似乎是天衣无缝的自然的网络可以加以改变，储存洪水，增加处于沙砾锥形地区的广阔的地面上的水的渗透，那里山上的溪流带着泥沙汇入山谷洪流。一位知晓地质学、水文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普遍原理的工程师，根据对当地情势的了解，开始设想另外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同时关系到经济上的机会，它们的实现要通过改变自然的水情和旱情，为储存水以及安排水流去创造一种人为的水情，以更好地服务于那些忙于追求不同机会的人们。与洪水有关的“问题”隐含着广泛的“或然性”，既包含危险也包含机会，它们与生活的多个层面发生撞击。

有关问题情境的研究任务，是在构造发展模式中如何实现机会，同时对限制危险的方式保持敏感。怎样—如果(what—if)的假设性猜测需要与如果—那么的推理联系起来。将研究限制在理性的专业范围内，对与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想有关的研究范围强加了武断的限制，并且将自己锁定在逻辑推理的约束性中。那些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测和如果—那么的推理一样，对于人的理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演绎推理的过程不能超出“如果”条件起初的约定范围之外。人类理性的更大的范围需要考虑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想，以容纳创新的潜能。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测和如果—那么的推理互相构成至关重要的补充，而不是二元的对立面，它们使得人们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杠杆作用，在存在与变化的过程中，将作为记忆的过去与作为头脑的创造的未来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在于，通过将思维与行动相联系，将行动与所成就的东西相联系，学会如何将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

今天，南加州大城市地区的水的流动和储存的系统化的进程从科罗拉多盆地、墨诺盆地和欧文山谷以及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延伸下来，补充和改变了南加州海岸地区所有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盆的储存和流动。水通过沟渠和管道流动，每个出口都有阀门控制，把水提供给每一个用水者。大部分的出口汇入到贮水容器中，并且以后又带着废水汇入排水设备中，通过回收设备用于灌溉或有限的工业用途，重复利用，进入适合一般用途的地下水盆，最终汇入太平洋。整个系统是一个人为的结构，建造在自然居住地的物质条件中，它是人们居住的一个场所，通过多样化的、伴随着定价和征税“机制”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模式进行选择。所有这些关系模式都以语言规范的技术的黏合剂作为媒介。例如，货币是交换中介，它是一种计算单位，由印在纸上的符号固定地表达着。

权威关系的形成模式表现了知识、交流、思想、选择、理解以及行为的储存与流动，它们表达于具有储藏和流动性质的结构和过程中，需要以与利用水的流动和储藏性一样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它们。这样的潜能依赖于通过重新构造权威关系模式，在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的利益时运用观念，在被流动资源的改变所影响的人们中，构造正在出现的关系模式。

这些就是约翰·杜威在其《公共性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中所关注的关系模式。被改变了的水流和水的贮存的情态所影响的所有人，被所产生的结果所影响的所有人，即构成杜威所说的尚未成熟的公众——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尚未成熟的公众如何被带入共享理解的意识中去，这取决于在开放的公共领域中所存在的决策安排，取决于探索如何来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既有利益的意愿，取决于为新的改变了的关系模式的结构做准备的意愿。通过将公众提升到能够谈论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伟大社会的抽象层次，杜威开始了寻求“国家”的发现之旅，作为到达伟大共同体的一条道路。作为伟大共同体的表达，国家永远不可能唤起人们有意识地理解圣安那盆地的洪水和干旱问题。在圣安那的调查中，公众局限于那些生活于、靠近于圣安那分水岭的人们。为洪水控制或者水的保持“区域”划定界限，通过知识、信息和共享的理解的流动与贮存来工作，这些构成了这样一种公共事业，它与国家的发现之旅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假如杜威曾经仔细研究过《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正如我以前指出过的那样，他可能会谈论的是复数的“公共性及其问题”。这样的一种概念可能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有关通过行而知的教育有着更密切的关联。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ies)并非由对社会实行监护的单一的权力中心来组织。有认识能力的、有技能的以及能理解的人们通过与他人一起工作建设了伟大的社会，他们在组成与他人的前后一致的关系模式中通过协调冲突来达到冲突的解决。

通过掌握技艺—人造物关系，人们能够获得为开始自主治理所需要的技能，而技艺—人造物关系可以运用于生活的不同方面，包括有关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方面。他们可以获得技艺所特有的心灵和思想习惯。在面对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情况时，在合伙经营他们的资源中，任何技艺大师都能学会与其他技艺大师共同工作。这些是研究的文化得以出现的条件，其中冲突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机会，以阐明信息，列举论据，依靠创新的潜力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此来解决冲突。在努力与彼此的阐述作斗争的过程中，那些参与这样的讨论的人，同时也塑造出了共同知识、共享理解、公认的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要素，它们是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的组成部分。

能够应用于探索和使用知识的条件，要通过专业技艺家的一致同意的条件来加以满足。在公开的交换经济中，贸易的条件要通过知情的参与者的相互的协议来加以满足。为公平的游戏设立规则，要通过知情的游戏参与者的一致同意来进行，他们把按照大家都同意的规则来玩游戏，看成是游戏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有关共同知识、共享理解、责任模式的共识已经在这样的一种程度上占据上风，以至于关系共同体中的参与者之间信任占据了上风，共同体的条件也就得到了满足。这些是必要的“贮存”，用以补充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所特有的信息和知识“流”。迪米特里·莫尔加切夫(Dimitry Morgachev)，一位只上过三年学的俄国农民，在一篇名为《我的生活》的回忆录中，认识到了基本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注意到:

……生活中的秩序，不仅是家庭中的而且包括社会中的秩序，只有当人们是诚实的，当他们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即对生活的良好和合理的理解，当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内心的信念)时，才可能存在。然后一些困难的事情，甚至不可能的事情都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生活的时代，人们没有共同的哲学。旧的哲学已经过时，不再有任何力量，但还没有任何新哲学被塑造成形。这就产生了生活中所有的磨难和混乱，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看到它们。(Edgerton 1993，179)

在建立适用于知识体系(贮存)的共通性方面，那些关注观念的人有非常严肃的工作要做。这样的研究需要敏锐地意识到，在建构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相适合的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时，普遍性如何与特殊性联系起来。只有通过学会与他人一起工作，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才能塑造与自治社会中的研究文化相适合的哲学。哲学并不局限于纸面上的词汇。为创造生活方式而设计出概念性的成分，就是公共哲学被构造的方式(Lippmann 1955)。

一些人掠夺另一些人，这样的机会总是存在的。在全体一致同意的条件下，一些人有动机去维持特殊的利益。无论何时，一旦这成了权宜之计，为其他的决策规则，包括多数投票规则而放松一致同意的条件，就为一些人利用这样的情况去掠夺和剥削他人创造了机会。人们很容易受到欺骗，相信其他人要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去维护作为自治的关系共同体构成成分的共识的标准。然后，人们就会发现，契约性的关系结构已经为控制和命令的体制所取代。过分强调合法性，可能将生活状况转变为追求例外和偏袒，而这最终会导致生活的腐化、道德的放弃，每个人都处于受到法律条文约束的奴役状态，丧失自主治理的生活方式。

在自主治理的社会中，作为对战争的替代，与服从一个对它的臣民行使监护和挥动刀剑的主权者相比，和平的道路涉及完全不同的机会、任务和风险。和平的道路总是需要花时间去批判性地反思生活的不同方面，去探索与不同的选择模式有关的意义，这些选择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可以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得到它们。所有人类社会都是认识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与认同(亲密的团体精神关系)的情感和感情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通过道德秩序的法则而结合在一起，它们是人类社会的关系共同体的构成成分。权力的分享要求权力的分散。自我责任的条件关键在于当一个人的立场(自主性、完整性)受到威胁时，可以有争论。制约和平衡的体制是可争论性所必需的。可争论性是说明信息、澄清论证、寻求创新以解决冲突所必需的。

拉斯韦尔把权力概念当成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我对此的批判是，这个概念切断了人们对适用于民主社会的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的思考。在民主社会，公民关注的核心需要更为广泛，他们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秩序的构建，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秩序。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将狭义的经济推理运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与效用最大化有关的自利概念忽视了规范研究的问题，它对于构造有规则的有序关系具有根本的意义。霍布斯把人的权力概念看成是用他的当前的手段去实现某种未来的具体利益，这提供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分析核心，它考虑到了任何问题性情境的相互补充的方面。

在一致同意的关系中，行使与他人一道的权力就会发生，因为每个公民都是在科学的“公共领域(republics)”、商业的“公共领域”、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这些领域是结社关系的相互补充的方面。在自主治理的社会中，和平的道路需要反思，既要反思人们已经到了何处，反思人们有关从前到过何处的叙述，也要反思在这条道路上下一步怎样走。我们人永远不知道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在多样化的结社关系共同体和模式中，在追求值得去做的事情时，我们需要学会熟悉〔at home(eco/oikos) with〕他人。正义和福祉的普遍与公益的性质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与他人结社时都有机会对公益作出贡献。我们需要理解，为了实现这样的潜能，要如何去配置生活中观念的、关系的和物质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