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持续的探索

如果我们把这些结论作为出发点，追求卓越就意味着我们要将研究日程扩展到不确定的未来。我自己将对社会基础性结构的理解放在首要的位置，它是由家庭、亲属、地方结社的其他模式和关系共同体组成的。它们是个人和社会的创造力的源泉，也是人类每一代新人所得到的人力和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源泉(Netting 1993;E．Ostrom 1990)。人类社会所有生产性的潜能的根源都在于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当人们学会在相互尊重的关系中与他人共同工作时，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还会放大。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有必要了解如何利用这些创造性潜能，并依靠它们，而不是把自己看做奴仆，只是遵守专制的政治主子的命令，依靠棍棒之类的强制力去统治他人。

反过来说，人类经验中的那些共同或不同的特点，是建构能够应用于所有人的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同样的研究原则也适用于从地方到全球的关系模式的结构和过程。所有各个方面都要根据其优点加以考虑。运作于宏观结构中的中央当局，不可能在微观方面管理好社会(Liu 1994)。

当我们着眼于未来的潜在可能来研究当代世界时，我们不可能忽视从过去人类成就的角度，批判性地估价我们自己的研究任务。此时贴着宗教标签而彼时贴着“哲学”标签的东西，必然会应用于有关创世和创造力的未知领域。无论我们是从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论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承认，这些都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戒律，关系到人们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行为，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确定生活的意义。儒家传统，吠陀、婆罗门和佛教传统，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古希腊哲学，渊源于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衡平法学，努力建立一种科学哲学的现代认识论，所有这一切信仰体系都为研究行为和生活意义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向。它们所替代的是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体系，以其中的惩罚威胁作为后盾的那样一种形式的法律理性。

追求卓越，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挑战: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塑造一种研究文化，它适合于承认产生于冲突情境中的创造性潜能。就如翁松燃(Byron S．J．Weng)对我说过的，所谓冲突的混乱状态，就像汉字中“危机”一词的字面含义所表明的，危险和机会总是相互补充的。学习如何通过双方的努力来澄清冲突的根源，发掘解决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包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提供导致冲突解决的新概念，从而缓和冲突，是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在研究文化中，学术与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融为一体，人的创造力在宇宙中占有了一席之地。(www.daowen.com)

东西方各族人民的观念都横跨欧亚大陆，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最近一千年里，亚洲的蒙古人对西方和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实施了霸权。蒙古人的祖先和后代是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的各族人民，他们把东方传统带到了西方。印度的吠陀如同挪威的蛮族一样，与植根于印欧语言区的西方文化联系到了一起。这些模式为商人和其他带着各自使命在东西方之间来回穿梭的使者所强化。希伯来的契约传统和儒家的孝道、互惠、启蒙以及独特的艺术传统或许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人民的自组织和自主治理的能力。人道对于天道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人类创造力与上帝造世之间的关系。

相互信任是自主治理的文明中塑造自由社会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广泛地依靠法律理性和刀剑的强制力量，就会置互信于危险境地。抛弃了信任，人们会变得缺乏自信，并开始相互劫掠，直到他们都为法律的绳索所约束，而到那时，法律也已经为暴力所粉碎了。权杖也传到那些控制大棒和刀剑的人的手中。我们能够通过创造和保持信任的纽带进行建设，而不是通过命令和控制的统治模式。创造和维持共识与相互信任，是使人类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纽带(Gambetta 1988;Williamson 1993)。通过分级惩罚(E．Ostrom 1990)所强化的可信的承诺(Williamson 1993)，可以被用来告诉那些倾向于搭便车的人，同行和邻居们在监视他们的表现。这种构造信任结构的途径，把对动用恶的工具来行善的依赖降至最低限度。

对于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来说，对孝道的摧毁可能是所有悲剧中之最大者。家庭生活(亲属关系)的活力把过去与现在有效地联系到一起，将现在与对将来的期望联系到一起，这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普遍方面，并且是所有现存的和将要出现的宇宙秩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所有地方的人，在所有的过去直到不确定的未来，对哺育后代没有作出安排，公共领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上帝的法律是表达天道的一种努力，为人类——灵长类中的狼——提供了和平的景象，作为获得值得效法的生活方式的手段。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并不是不变的。它们是易于驾驭的，只要那些植根于东方和西方文明中的人们愿意一起工作，一起追寻创造未来的共同基础。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不能宣称自己独握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