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若干结论

20世纪90年代对卓越的追求提出了超出我们任何人想象的更大的挑战。我的结论是:

(1)专制体制，过去数千年来帝国推动力中富有活力的部分，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来说，不是适当的治理体制。

(2)官僚体制依靠一个统一的命令与控制体系，它运用的是墨守法规和强制性惩罚的准则，不可能被用来实现人类社会中守法的、可靠的、互利的关系。(www.daowen.com)

(3)不可能有一部单一的、全面的、统一的强制实施的法典，对于全体人类是如此，甚至对于规模较小的政治实体来说，也是如此。

(4)人类文明的持久的创造性潜能与自我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关系模式有关，这种模式是由共同的理解所塑造的，它考虑到了已知生态和文化环境中的具体时空特点，建立在公正、正义、互利和互信的准则的基础之上。

这些结论反映出当代世界中存在的深刻的思想紧张。全球性的向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转向强化了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与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后者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国家理论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这两个理论都碰到了来自生态研究方向的挑战，它开始通过设计适合于极为多样化的公有物治理的制度，来寻求避免公有物悲剧。在谈论治理和管理与公共池塘资源及设施、公益物品及服务有关的政治经济的那些方面时，市场经济的抽象逻辑需要将集体组织的问题考虑在内，公共池塘资源等与人们的关系共同体有关，它们随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我们需要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反映了西方方式和亚洲方式的差异。各国首脑或者他们的使者之间所进行的肤浅的沟通，不可能讨论这些分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上帝创世有关的创造性、与天道有关的人道(Tao 1990)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