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西方交汇中的难题

然而，有着这些契约传统的西方社会，由于没有珍视西方文明的基础而遭遇了严峻的危机。人们太过容易地拒绝宗教，认为每一代人都是自己的命运的主人，依靠所谓“政府”来关怀所有人的福利。民主选举的模式意味着官员走马灯似的轮流坐庄。那些当选的人非常容易自认为得到了人民的授权，无视前人的成就，以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民”的名义行使统治特权，机会主义地关心眼前利益。学者们太容易分享大众的短时间热情，太容易迷恋大众选出来的代表。几乎没有人努力去更深地领悟造物的意义，认真地理解政治上的花言巧语，承担与造物过程相当的人类技艺和创造艺术的责任。每一代新人都没有能够让自己了解过去。每一组新选任的官员都忽视了过去的教训，忘掉了反思过去的责任，而是运用闪光的通则和响亮的口号去争取选票，组织联盟去享受胜利果实，赢得下一次选举的胜利(Crozier 1984;Jencks 1992; Magnet 1993;Murray 1984;Slater 1991)。只要这成了普遍的情况，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个严峻的危险，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公共政策上，而忽视了从过去所能学到的东西，他们服务于政治主子，而这些主子们忽略创造的需求和责任、主要依靠被威胁惩罚所强化的强制性的法律理性。

在这些情况下，求助政府来关怀大家的福利对于文明本身来说是致命的。当政府成了一般的养父母，代替了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的父亲，孝道和契约的家庭的联系就被摧毁了。年轻的一代显示出彼此劫掠的倾向，其方式比狮子、熊和狼所能达到的要聪明得多，也更具有毁灭性。

儒家文明所遇到的难题有所不同。与儒家学说有关的礼教规则强烈地引导人们避免冲突。《论语》记载了学者间不同层次的对话，这些学者之间既互相尊重，又互相挑战。孟子和其他儒者的学说并没有表现出要谄媚孔子。然而，儒家社会的第一批学者对文化原则的研究，并没有扩展到探讨出与正当法律程序有关的正当的研究程序。(www.daowen.com)

在儒家文明中，礼教规则强调和为贵，这抑制了创造性潜能的发展和创造性潜能在日常生活困境中的应用。依靠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威权体制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改革办法。例如，孙中山努力吸收反映在约翰·杜威学说中的西方思想传统，这一努力遭到了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挑战，也遭到了来自外部的挑战——日本妄图成为亚洲帝国。在我看来，利用内在于儒家传统中的自主组织能力来实现改革，有赖于获得一种广泛的研究文化，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时，通过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来作为对付冲突和解决冲突的一种手段。儒家文明的伟大导师的学说和与上帝抗争的雅各的隐喻并非相互排斥。上帝的法律与天道(the Way of Heaven)也不见得是相互排斥的。我认为东方和西方的相遇是可能的。但是这些努力更多地需要依靠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 1988)所提到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国家首脑们。

东西方相遇中的难题依然会深入地走下去。东方更关注生命历程中的历时变化，关注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阶段的成就如何与未来阶段的可能的成就发生关联。相反，西方却依靠个人的自主性来设计普遍的原则，并把它应用于所有人，而不考虑作为人类社会关系构成部分的共同知识、共同的理解、责任模式以及相互信任。

康德的绝对命令:以这样的方式行动，其中人的行为规则要被看成是一条普遍的法则，在圣经教义的基本戒律中有其基础，但也有转变为幼稚的全球主义的危险。在要求国家提供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要求普遍人权，是一种荒唐的语言欺骗。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寻求问题解决模式时所提出的挑战和竞争，对于东西方的交汇，是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