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思当代非洲的境况

阿非利加这个名称被用来指一片辽阔的大陆，它由极为多样的民族和语言共同体组成。有关黑人的特征(黑)的陈词滥调忽视了非洲民族在基因上的多样性，以及黑人在世界其他民族那里的存在。非洲大陆有三个大的河谷盆地以及众多较小的分水岭。尼罗河谷是其中之一，它是最古老和高贵的文明之所。非洲北岸是地中海，一个具有伟大的文化成就的地方，与早期腓尼基、埃及、希腊和罗马文明有关;与从那些与亚伯拉罕的上帝有关的人的教导中所诞生的文明有关，那些教导表达于早期直到君士坦丁堡时期的帝国基督教中，表达于伊斯兰教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君主国;地中海的文化成就还与英国、荷兰、法兰西帝国以及美国和苏维埃权力集团有关。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俄国的语言传统以及相应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伴随过这些帝国的推进。曾经被忽视的是非洲本土所具有的语言和文化的极大多样性，它们能从欧洲文明的本地民族学到些什么，关系到它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兴起。

通过持续数十年或几个世纪之久的战争模式的经验，欧洲民族学会了如何保卫自己。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开始理解到对其他民族宽容的重要性，以及努力取得值得效法的成就的重要性，他们渴望成为“欧洲人”，去分享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要素，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努力去扮演更具普遍性的角色。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在精神和世俗传统中，在知识分子和学者中所进行的有关观念领域的对话，以及帝国试图统治他人的斗争，都曾经同样地改变了世界。如果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可以建立在自主治理的能力之上，政治秩序的体系就没有必要与交换关系中的商业原则发生冲突，与获得解决问题能力的对话原则发生冲突，与同创世的先验秩序相一致的创造性模式发生冲突。

帝国体系中的互动模式太过经常地为那些自认为知道什么对他人更好的人所支配，不管他们是作为商人、传教士、帝国权力的代理人或善意的使者，都自认为要对他人进行监护。有些人自以为知道什么对非洲来说是最好的，他们认为无需了解非洲多样的环境状况、非洲的语言、成就和生活方式，就能对非洲的状况进行评估。那些来客既带来了善的祝福也带来了恶的咒语。黑尔格·谢尔克斯胡斯(Helge Kjekshus，1977)对巴西沙蚤和接踵而来的瘟疫提供了一个解释:瘟疫袭击了对它不熟悉的那部分人，由寄生虫传播给了那些不了解它们的受害者。人们可以学习;但学习需要时间，而早期遭受痛苦的受害者没有时间。美洲和非洲的人口都由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而大量减少。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后，墨西哥的人口减少了80%。在非洲，人畜都受到损害。具有类似的反效果的是那些自然的狂热分子，由于创设了巨大的自然保留地，他们无意间为采采蝇提供了有利的居留地，给人和牲畜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对于牧人也具有悲剧性的意义，牧人们本来已经学会通过焚烧采采蝇的栖息灌木而控制它们。

直到19世纪最后20年，欧洲对非洲乡村的霸权才得以稳固地建立起来。欧洲列强自身之间的争夺意味着它们与欧洲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总是斗争性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欧洲帝国纷纷垮台，在此之后，欧洲列强和美国的政策，是依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靠操纵国家机器的那些人去将非洲社会转变成现代发达社会，这些政策都遭到了失败。美国的隐秘帝国主义体系也不比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帝国秩序更加成功〔Copeland 1969;V．Ostrom，Feeny，and Picht 1993(1988)〕。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在其论《发展与文化》的讲演中，指出“脓疮”被“揭开”然后又被“嫁接”了(Soyinka and Kawada 1988，2)。对于专制主义的国家理论来说，这是个适当的比喻，它从欧洲的语境推论出来，然后又“被移植”到非洲的语境中。

只有联系到与使用知识有关的人的生产性能力，以及由语言所提供的多样性的能力，才能谈论人的潜能。能够成就什么取决于共享的学识，而它是由语言共同体中的成员在与彼此打交道时自然增加的。这适用于个人的生产性潜能，它们是在日常生活事件中、在共享的共同理解中起作用的。每个人对能利用的机会都有所察觉，他们对此的参与，由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所产生的共同知识和共享的理解所塑造。

国家机器越是压抑，缺乏节制和进行种族屠杀，本地的话语共同体就越具有活力。反抗压迫依靠秘密活动和作为报复的压迫。有活力的话语共同体依靠在生命的代代相传中维护某种关系共同体。秘密社会，加上能够保卫其“跑马场”的士兵社会作为补充，这表明存在反政府和影子政府。如果“帮派”在邻里和其他关系社群中盛行，这样的“事实”表明了一种政治现实，不能因为它依赖于“非正式”、“超法律”和“非法”这样的语言形式就忽视它。统治和反抗统治的努力本身可能就是不当的，足以成为悲剧，或者本身就足够有活力，难以加以改革。

非洲民族所面对的一个基本挑战是这样的问题:要发展出书面本地语，对他们自己的文化成就建立起足够的信心，以思考别人所能提供的东西的价值。依据但丁的阐述，只有不同语言中的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深深理解本地语共同“家族”中的不同方言，在对共有的身份感的捕捉中，表达出范围较广的本地语社群中的共同的东西。在创立书面本地语以及与将要出现的语言共同体有关的认同感的过程中，有必要正确评价历史的悲剧、奋斗和成就以及认同的情感。对其他民族的文字和理智成就的理解也是如此，要结合着这样的渴望，它反映出对启蒙(光明)、合理性(主要性)、尊敬(尊严)和公正(礼让)的追求。与启蒙、合理性、尊敬和公正有关的渴望，如果这些代表了人们普遍具有的渴望的话，是与书面本地语有关的本土社群中所盛行的秩序模式转变的基础。当年青一代在技艺的艺术中学会表达自己时，在创作值得效法的作品时具有这种水平的大师级的艺术家技巧，值得任何依靠书面文字作为人类文明之镜的人加以注意。

欧洲的上帝和平运动是由传教士组织的，教会具有这样的使命感，通过同本土普通法的合作来致力于确立上帝的法律，确立适用于基督教战士的“合法的”战争规则。这些努力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羸弱联系在一起的，有人将它概括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但丁和其他人的工作是在上帝和平运动后的几代人——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之后出现的。非洲民族的书面本地语的发展，只能通过大师级艺术家进行，他们能够创作出文学杰作，以追求启蒙、合理性、尊敬和公正作为中介，在值得效法的文学当中表达非洲民族的情感和渴望。非洲值得效法的文学成就为其他民族提供了更好地理解非洲文化和文明的机会。这些任务不可能由下述这样的人完成:自以为由自己来统治社会的国家头脑，将粗略的抽象作为偶像的知识分子，通过吟诵鼓舞士气的短语而使人精神陶醉的魔术师。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把“非洲文化生产者的命运”描述成受到了“两面夹击”，其接踵而至的痛苦首先与欧洲帝国主义有关，其次与毁坏本地文化成就的非洲新兴国家的掠夺有关。他所谓的文化生产者就是致力于文化成就建设的大师级艺术家。他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像他自己那样的文化生产者所面对的任务的性质:

我们一直在说文化不是部分。它通常也不是部分之和，而是一种总和，一种综合。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有时候使人不满足于其定义。两个橘子、三把锄头、四个传统的治病术士、两个路旁的机械和五个饰以珠子的王冠，难道任何人真的能够将这些东西相加?我们知道，答案肯定不是十六。但它们所固有的和公开的生产过程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的活的文化的洞见。例如，挖掘上述物品的遗迹——包括医治者和机械的骨架，我们可以推论出、重新勾勒出一个那个社会用来再生产自身、维持自己和完善生活的原则的框架。我们从它的文化产品和实用产品中获得其文化残留物，上面附着着它的理智生活的表达、它的世俗和宗教的存在形态的表达。没有什么能够被排除在外。甚至畸形的东西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实际上，特别是畸形的东西不能被排除在外。我们在说的是，经过多年以后，这些客观的产品以及与之有内在联系的活动——生产橘子、治疗者、锄头、带珠子的王冠等等的活动，将与其同时代的存在的方方面面一起浸润到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它们越来越多地沉淀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基础，只有通过一场剧烈的、异常的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或者在规模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才能根除它(1988，2)。

对一个民族实施的剧烈的、异常的、外科手术式的行动就是种族屠杀;大屠杀就是在规模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动。两者非洲民族都经历过，在那些操纵国家所有的暴力工具的人的手上，他们自认为可以用这些工具来统治社会。(www.daowen.com)

人们并不仅仅计算像沙粒或者脱离了意义的词语那样的人造物。人们运用观念、学识获得所成就的东西，由此他们开始理解生活中的互补性，辨别出其生活方式中的行为如何作为“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起作用，社会心理基于一种默契的理解，它来自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的生活。发展是依靠人们的生产性潜能获得的，人们在语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以增强其启蒙、自由和生产能力。

索因卡选择用英文来表达他的杰作，他理解这样一种情况，英语是将尼日利亚的多样的文化和语言社群联系到一起的必要的中介。这意味着，实现但丁的使命，创造出书面本地语，以促进在每个居住地、村庄和社区的文化生产者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与儿童的养育者之间的纽带对于人的成就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对现代文明来说，书面本地语是必要的。

折磨非洲民族的最坏的悲剧，就是认定普通人没有能力应对非洲大陆上的生活状况，并认可对来自“北方”的人的依赖，他们带来了金钱、武器和现代技术。“贫穷”的状况并不必然会贬低身份。早期基督徒把物质生活上的贫穷看成是获得精神自由的美德。许多再洗礼教派，包括阿门派(Amish)、哈特派(Hutterites)以及门诺派(Mennonites)教徒，都遵循一种简朴的生活，我认为很难将它看成是贫困的。当人们认可了依附的状况，依靠国家当局去满足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福利要求时，就发生了与基督教徒的贫穷的简朴生活有关的巨大悲剧。依靠外援可能将非洲转变为等同于美国的一块具有大陆规模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许多非洲人掌握熟练的语言艺术，理解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他们必然要面对敌对的政权的问题，会遭受监禁(拘留)和流放，索因卡称之为“内部脑部消耗(Internal Brain Drain)”(同上，8)。他们需要同事们的帮助，他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曾经面对过类似的问题。对话是极端重要的，对话就是愿意与他人一道工作，认识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明天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必要的基础。但“今天”和“明天”要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来衡量，这反映了生命的代际循环，反映了生活在文化的进化和文明的兴起中的表达。国家首脑之间进行的北南对话是一种仪式性的演出形式，它回避问题而不是发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索因卡所谓的文化生产力。

我的感觉是，能够很好地说服法律和公共行政专业的学者采纳阿米卡尔·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的回到源头的建议，开始理解习惯法和村社管理模式对非洲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习惯法和村社管理没有必要完全与古代的方式联系起来。它们可以根据他人的经验加以改变，那些人通过学习与他人一道行使权力，已经学会通过自主治理的安排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共同问题。由共同知识、共享的理解、有效的社会责任模式以及相互信任所代表的理智工具，只有在相互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体中，通过解决问题和解决冲突的协商才能加以塑造。这些生活特质不会自然地发生，而是必须将它们制造出来。

反过来，非洲民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转变方式，将在伊斯兰教祈祷文中包含的先知的先见之明在亚伯拉罕之地提供出来。马尔蒙德·穆罕默德·塔哈(Malmond Mohamed Taha)的《伊斯兰的第二预言》〔The Second Message of Islam，1987(1967)〕，以及他建立伊斯兰的共和兄弟会的努力是朝着那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塔哈被苏丹的国家当局杀害，但对于那些知晓书面本地语的人来说，这并没有使塔哈的信息陷入沉默。先知穆罕默德所提出的祈祷文承认，通过许多先知的教诲，存在共同体存在于在亚伯拉罕的上帝中。伊斯兰教面临着挑战，将先知的教诲运用于共和的生活方式中，而不是假定，早期哈里发政权的专制统治是唯一的方式。非洲人需要找到与先知的祈祷文相一致的解决办法，许多声称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一般的芸芸众生可能已经遗忘了它，但“非洲文化的生产者”中的其他人却可能接近它。

人类社会中口头和书面的词汇的力量，语言在生活的母体中的作用，是在构成人类社会的人们中间精心制作纽带的手段。我们不能假定，一切语言体系和文化彼此相等。人们的文化成就各有不同。这些不同植根于语言用法的母体中，其他语言使用者也能利用这些文化成就，他们具有使用语言的技能和知识，能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中进行交流和发挥作用，当他们彼此进行交流和发生关联时，能够采取行动，去实现人们想要成就的事情。在本章对非洲和欧洲的经验进行比较时，我就试图这样做，我所依靠的是我与非洲和欧洲学者进行交流的经验，他们过去是并且现在也是我的同事。

【注释】

[1]西班牙的要求，the Spanish Requirements，是西班牙王室1513年颁布的一个宣言，宣布对作为新世界的占领和对当地人民的征服是正当的，其理由在于，美洲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当地土著，当地土著不是基督徒，是野蛮人。——译注

[2]努尔人，the Nuer，苏丹境内和埃塞俄比亚边界上的尼罗特人牧民;曼丁哥人，the Mande，西非黑人，包括马林凯人等;阿散蒂人，the Ashanti，非洲西部阿善堤地区的人;豪萨人，the Hausa，居住在尼日利亚北部及尼日尔南部的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成员;伊博人，the Ibo，居住在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民族;考夫亚尔人，the Kofyar，是尼日利亚中部的一个部族;马萨伊人，the Maasai，生活于肯尼亚南部和坦桑尼亚北部沿东非大裂谷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半游牧民族;蒂夫文人，the Tiv，生活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一个西非部族;阿雷格人，the Tureg，生活于阿尔及利亚南部，利比亚西南部，马里以及尼日尔的一个部族;约鲁巴人，the Yuruba，生活于西南尼日利亚和贝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