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洲经验的批判性评估

有些人将西方文明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联系起来，他们假定国家统治社会，那些行使操纵国家之“舟”的特权的人是为社会掌舵的人，是控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人。因此，主权者是操纵国家的主人，因为他占据的职位与行使统治特权的最高权力有关。议会至上假定这样的特权是由议会行使的。从这一视角看，共产主义者渴望用国家强力去改变社会，达到人类的解放。法国革命所依靠的是一个类似的假定，法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一个主权代表，可以行使国家权力。然后国家会根除各省的传统和习俗，通过基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一部普遍法典，达到一种理性的秩序体系。自由世界的新国家要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形象来塑造，以便将殖民地的各民族转变成现代的发达的社会，将新国家与发展中的社会联系起来。这些假设可以用来作为有关怎样来看待欧洲历史的猜想，用它来设想，欧洲历史是怎样的。

不同于与神圣罗马帝国有关的帝国雄心，不同于与欧洲统治家族有关的王朝雄心，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它的标志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与路德和其他新教徒所提出的概念性挑战有关，这一挑战针对的是这样一个假定:罗马天主教会拥有专制权力，要对西方基督徒进行监护。他们提出的基本的挑战前提是:在基督教共同体中的个人对他们自己的救赎负责。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完成的。与但丁对书面本地语的发展的关注一致，他认为这种语言是由“每个人最必需的知识”构成的，“服务于普通人的谈话”。

《圣经》的翻译，对普通人的识字教育，以便每一个人都能阅读《圣经》，寻求他们自己的启蒙和拯救，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适合于宗教信仰的语言以及对宗教事务的治理，对日常生活和世俗事务的管理都有其意义。路德选择将他的挑战限制在针对精神权威，而不针对世俗权威。与茨温利(Zwingli)、卡尔文以及再洗礼不同教派有关的其他人，则致力于通过书面语言的知识所传达的启蒙，为普通人服务，他们的服务既适用于精神权威关系，也适合于世俗权威关系。宗教教导适用于日常生活，对于遵从再洗礼教和卡尔文教教导的共同体有着过分苛求的意义。如果启蒙要取得胜利，人们不再需要——用但丁的比喻说——“像盲人一样在公共领域中”徘徊，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成为“他们所不了解的疾病的牺牲品”〔1945(1835—1840)，1:231〕。

造成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的事已经在尼德兰的八年战争和法国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中经历过。观念对组织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得不通过剑的力量加以捍卫。自主治理的人们的共同体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学会避开帝国的野心家。一个自主治理的社会需要了解战争的艺术，了解如何通过作为民兵的武装的公民来保卫自己。瑞士历史学家阿道夫·加塞尔(Adolph Gasser)在《自由与民主的历史》(1939)中认为，自我武装——扛着武器——对建设民主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参见McPhee 1991(1984)〕。

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批获得承认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荷兰和瑞士。通过这一承认，它们成了政治实体，独立于与西班牙、法兰西和奥地利君主国有关的王位世袭要求权和连带关系之外。西班牙和奥地利君主国都与神圣罗马帝国有世袭关系，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监护也有世袭关系。对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提供解释，不能局限在国家统治社会的理论中。在欧洲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发生过更深刻的事情。这更多地与通过知识视野的扩大而导致的启蒙有关，而不是与通过国家来统治社会的人所行使的命令权力有关。路德的《圣经》的魅力，用书面本地语写作的大师级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表达了《圣经》和其他理智传统的教导，它们是使用德语(区别于荷兰语)的民族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这两种语言都属于日耳曼语系。在欧洲各民族发展书面本地语以确立民族身份方面，相似的模式比比皆是。

奇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关系的单一的主权者理论，将欧洲民族国家的本质特点不是与作为第一批新国家的荷兰和瑞士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法兰西和普鲁士君主国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荷兰的施塔特霍尔德(Stadtholder)的宫廷语言是中世纪法国北部方言(langue d’oil)。

至少从16世纪开始，中世纪法国北部方言就被那些行使国家特权的人认定为是法兰西王国、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语言。然而在法国领土范围内以及在法兰西帝国内，中世纪法国南部方言(langue d’oc)以及其他语言传统在人们中间持续着。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情况?比起中央集权主权国家理论来，也许但丁有关创造书面本地语的理论，为我们所寻求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如果本地语是完全习惯的和熟悉的表达模式，能够胜任寻求不同方言中的共同的东西，其方式使得语言共同体中的成员获得启蒙、理性、尊重、公正和值得效法的成就，这样的语言可能会赢得人们的追随。它不可能被强加于人。相反，它会成为抵抗的传达手段和荣誉的徽章。

中央集权的国家理论本身就带有一个推论:存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和统一的法典。由于存在着多样性的生态条件，适合于人们之间在地点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我认为不可能存在一部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统一的有效法典。在此情况下，在人类社会中有助于良好的发展模式的条件有赖于地方行政或自主治理的原则，它们容纳多样性和互补性，而不是整齐划一。罗马法允许在当地的事务上存在地方性的变通。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君主国在地方事务上都依靠自我管理的原则。

在有着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中，就像在法国的领土范围内所发生的那样，有认识能力的、理性的个人对此会作出怎样的回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955(1856)，67〕中的解说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解释。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国法律制度是一种“严格的规则，但在运用方面即便不是松弛的，却是灵活的”，而且行政官员准备允许“一项法律被小心地翻转，如果这会使公共事务顺利运行的话”。托克维尔注意到，这样的环境是有些人用秘密、偏袒、腐败、密谋来避开法律要求的根源，是其他人对“他的国家的法律公开坦率的蔑视”的根源。强调统一的法典产生了腐败，导致对法律秩序的蔑视，丧失了基于道德标准的信任。(www.daowen.com)

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兰西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共和国、两个帝国和几个复辟的君主政体和众多的行政专制当局。在第四和第五共和国中，一届“政府”的平均任期不到一年。在“秘密的空气”中，“翻转”法律的一种适应性调节模式的，是那些服从法律的人，他们所用来交流的地方语言不同于国家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这样，尽管中央集权的国家坚持使用一种官方语言，也可能强化语言的多样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料，依靠不同的本地语的社区会持续下来。书面本地语强化了本土社区的活力。另外一种调适模式是，每个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保守秘密，削弱在其他结社关系中的联系，这产生了社会和文化的贫困，导致在共同的事业中吁请邻居和同事帮助方面的困难。

与使用官方语言的统治集团不睦的地方社区，它们的活力有赖于这样的制度安排设置，它足以维持语言、文化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样化的政权开始出现——一个代表了进行统治的小集团，其他的则由本土社区的生活构成，它们使用本地语去反映不同模式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这些关系在那些社区中作为生活方式发挥作用。在《西西里村庄中的政治权力》(Political Authority in a Sicilian Village，1984)中，菲力普·萨贝蒂(Filippo Sabetti)集中讨论了相比较于中央集权的意大利国家而言本地语社区的政权特点。黑手党——黑社会——的组建是为了保卫地方社区的安全。在范围广大的、彼此分离的黑手党组织中所弥漫的秘密空气，与在国家官僚机构中所弥漫的秘密空气极其类似。在为了生存所进行的不正当斗争中，两者开始彼此互补。

剑的力量永远不足以阻断有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人们拥有适应性潜能，进行“非正式的”、“法外的”或“非法的”调适。政客们在公共剧院的戏剧中进行戏剧演出，在事实上堆砌事实，移花接木，他们看不到普通人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参与日常生活事务。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着，但在法兰西的各个地方，都市人、邻里和村民的结社也存在着。我们需要理解，在法兰西社会中，在不同的话语社区的不同的生态和文化的偶然事件中，自治和相互依赖的模式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但丁的langue d’oil(中世纪法国北部方言)并非是法兰西普遍的和独一无二的语言。

作为在领土上连接在一起的空间，法国是由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民组成的，作为生活的现实，这些传统在几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中生存了下来。我并不怀疑，法国官僚机构致力于相信法国人的理性，作为法国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法国高级研究学校促进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僚和职业精英的形成。结果，尽管在政府中心，政治稳定仍是一个问题，但法国人依然成就了一种杰出的文明。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批判性地评估，在时间和空间中多样性地表达出来的法国人的调适性，如何既激发起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张力，又成为其他建设性和开明的潜能的障碍物。

从名义上说，英国人依靠普通法传统，与欧洲大陆的法典法传统不同，这可能意味着，普通法法学可以避免那种不可能存在的、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统一的法典。当法律应用于人类行为时，在其展开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总是有关未来的预期和预期的成就。参照过去的先例并不能解决问题。谁有权去修正、修改和更改使用的规则?这个问题越来越根据议会至上的教条加以解决，根据这个教条，下院的领袖同时行使枢密顾问官的王家特权，作为具有法律权威的议会规程(Orders-in-Council)的作者参与法律的修订。这样的下院，在其内阁负责和官方秘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s)的教条下，已经剥夺了自己质询枢密顾问官和官僚机构成员的行为的权力。超越权限的教条被以法国的方式加以认可，因此如果没有明确地得到国家当局的授权，任何具有公共性质的事情都不能做。地方“自主治理”是由议会通过议会规程所制定的规则指导的，遵循19世纪和20世纪的地方政府改革措施，而不是由公民们在有关治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上所确立的市政章程来推进。

英格兰的普通法传统与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普通法传统，在历史根源上很少相关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苏格兰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它产生于在创建联合王国时通过《嗣位法》(the Acts of Settlement)所达到的解决方案。不列颠在解决所谓爱尔兰问题上的失败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北爱尔兰仍然处在僵持状态。那些写作有关议会责任的美国评论家认为英国有着负责和有效的政党政府，他们忽视了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问题上长达数世纪的僵持不下。

我认为，每一个欧洲国家以及美洲半球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异常情况，它们表达为文化上的多样性，它们对主权即民族国家的假定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加拿大的魁北克文化和美国的非洲裔文化是两个明显的例证。剑，并不能提供解决办法。在欧洲，由于书面本地语，权力的行使理所当然地有了较高的成就，不过这一点在更大的对话共同体中仍然是可以争论的。人们在宗教、智识、商业和经济事务上的结社超越了语言共同体和国家的边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建立对欧洲的帝国统治的少数几次努力在惊人的短时期内以失败而告终。由语言多样性所塑造的、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似乎已经获得了强化的适应能力，去面对挥舞着剑的力量的政治实体内部以及超出其领土疆域之外的多种问题。然而，没有战争——如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和法国的宗教战争等，就不会得到这些。非洲的一些战争具有相似的规模。人们获得了保卫自己的多种多样的能力。瑞士是一个拥有武装的公民的政治实体，他们能够在多样的关系共同体中保卫自己。自从拿破仑认为应当去侵略瑞士以后就再没有了征服者。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瑞士的协调的作用》〔La Place de la Concorde Suisse，1991(1984)〕对瑞士的军事建构提供了一个见闻广博的解释:瑞士的军事建构是一支由超过60万民兵组成的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中担当的角色是公民而非公民士兵。

国家统治社会的欧洲经验在思考那个经验的意义时遭遇到模棱两可的困境。作为中央集权和单一政权的特点，国家与专制主义的结合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俄国、西班牙或南斯拉夫并不能经受得住批判性的审查。每一个国家都有多样化的语言共同体，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模式。在非洲语境中，这叫做“部落文化”。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在欧洲出现，其重要性最好地表现在瑞士和以比利时、荷兰为代表的低地中。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在取得多样性中的互补性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政治科学，它能使我们深入到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世界的内部，这种关系反映出人们怎样培育他们所能获得的机会，怎样谋生，而不是通过对主权民族国家的思想上的虚构来遮蔽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