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欧洲遗产:冰岛的独特社会特征的文化意义与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欧洲遗产:冰岛的独特社会特征的文化意义与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时间:2024-03-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我所熟知的社会中,具有自身的语言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具有相对自主的社会的相关特征并且达到了高度文明的最小的社会,是拥有25万人口的冰岛。但丁继而将那些可能构成书面意大利语的共同的本地语部分鉴别为是“一种特别突出的、最主要的、宫廷的和法庭上的本地语”(同上)。

欧洲遗产:冰岛的独特社会特征的文化意义与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三、欧洲的遗产

15世纪以后,随着从众多的欧洲语言的口头方言发展出了共同的书面本地语,下撒哈拉的非洲与欧洲在文化遗产上出现了很大的区别。这一发展是个艰难的转变,因为我认为所有方言都不可能是支撑文字文明的一个适当基础。无论如何,拥有书面本地语的社会可能具有非常大的范围。在我所熟知的社会中,具有自身的语言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具有相对自主的社会的相关特征并且达到了高度文明的最小的社会,是拥有25万人口的冰岛。可能还有其他例子。冰岛拥有物理上的岛国生活环境,处于北大西洋的荒凉之地,这有助于维护冰岛人民的自主性。不是每个拥有25万人口的人民都能维持其自身的大学戏剧歌剧和文学,以及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相关的艺术和技术。尽管现代挪威语、丹麦语和瑞典语在古挪威语和日耳曼语中具有共同的根基,现代挪威语比古挪威语更接近于丹麦语,而冰岛语是以古挪威语为基础的。我被告知,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可以使用自己相应的本国语,而在有意义地交流的层面上,仍然可以彼此理解。

到16和17世纪开始兴旺发达的西方,其先前的发展是在10和11世纪的上帝和平运动中,这个运动竭力用本地语来阐述土地法(Landsfriede),如《萨克森的明镜》(Sachsenspiege)(Berman 1983;特别参见第二章,“论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而它的前提又是基于这一方面的天主教信仰,它认为上帝的法律和上帝的和平可以带给与亚伯拉罕不同族的人民。罗马法的基本概念和上帝法的基本戒律——己所欲施于人——可以用来将土著民族的习惯法编成法典(Tierney 1992)。幸运的是,阿利盖利·但丁(Dante Alighieri)在14世纪的头一个10年,试图概括出应用于发展书面本地语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一种“最必需的知识”扩散给“每一个人”,并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照亮那些人的理解,他们在公共领域中像盲人一样徘徊,不确定他们的地标,希望用美妙的词汇的灵感,服务于普通人的言说”(1981,15)。

但丁开始于这样一个假定:“对任何科学,重要的不是去证明它,而是解释其主题。”他的主题是书面本地语的发展,本地语的意思被界定为“儿童从周围的人那里所学到的语言”。但丁断言,与儿童从养育他们的人那里所学到的语言不同层次的,是第二层次的语言,“罗马人称之为‘语法’”(同上)。儿童从周围人那里或者从他们母亲的语言中所学到的本地语,在发展归属和认同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对于在分散的生态环境中,确立与其文化居留地的本质方面有关的意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罗马人称之为语法的元语言(metalanguage)——第二层次的语言,使得文学艺术家能够既依靠本地语的知识,也依靠语法和语言学的元语言去获得适合于构造书面本地语的技能。这个“元语言”就是伊本·卡尔顿称之为“第二理智之物(secondary intelligibilia)”的东西。不同层次的成就彼此堆积起来。值得效法的成就为后代人确立了参照标准,反映出人们理解创造模式的努力。

对但丁来说,与渴望和值得效法的成就有关的规范性内涵,其关键也在于一种语言的逻辑,它意味着在工具意义上的使用。但丁写道:“语言是一个工具,它对于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正如马对于骑士的必要性一样。”最好的骑士为了骑士身份的机会和战斗,试图通过天性与养育的结合培养出最好的马匹。被当成书面语言来使用的本地语,必须适合互补的表达模式,适合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但正如但丁所注意到的,最好的语言必然与“那些具有学识和理智的人”联系在一起(1981,38)。知识和对知识的理智的运用与书面本地语的语言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丁将语言谱系(families of languages)与“家族(households)”联系在一起,区别了日耳曼语和罗马语,典型地就肯定词来说,日耳曼语中是yes、jo和ja,罗马语中是oui、oc以及si,完全对应了langue d’oil(中世纪法国北部方言)和langue d’oc(中世纪法国南部方言),除此之外,si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用法。据说,意大利有1000种方言。因此,但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和创造出一种本地语,使之成为一种书面语言的基础。他评估了意大利方言中本地语的不同的变种,得出结论:

成为意大利所特有的那些行为的最高标准的东西,并不是任何一个意大利城市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的城市所共有的;在这些现在可以算做是我们所寻求的本地语的因素中,它的线索存在于每一个城市中,它的老巢不在任何一个城市中(同上,34)。(www.daowen.com)

不同的本地方言的要素包含着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同的部分,在创造意大利本国语的过程中,对词源的寻找必须依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同的部分来加以塑造。

但丁继而将那些可能构成书面意大利语的共同的本地语部分鉴别为是“一种特别突出的、最主要的、宫廷的和法庭上的本地语”(同上)。这些限定词——特别突出的、最主要的、宫廷的和法庭上的——是遴选(选择)的标准和准则。特别突出的(illustrious)与阐明(illuminate)的权力有关;最主要的(cardinal)与排序有关,大概同思想的理性排序有关;宫廷的(courtly)与在皇宫中所使用的语言有关,大约是一种敬语;法庭上的(curial)与根据法律和正义所平衡的范围有关。在没有皇家宫殿的情况下,但丁用“宫廷”来指整个王国的共同家园,以及这一领域的一切部分的主权统治者,它就适当地存在于“一切对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东西当中”,其中“任何个人的财产都不应当有一席之地”(同上35)。对但丁来说,这样的一种共同性,超出了不同方言的共同的部分,是被“美妙的词语的灵感”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如果这些被应用于自主治理的民主社会,适合于关系共同体中的盟约关系的语言会是一种“宫廷”语言——一种尊敬的语言。但丁作为语言技艺的大师级艺术家,常常被视为是由现代意大利语所构成的文学的表达者。

彼得·盖尔(Pieter Geyl)在两卷本的有关1550—1650年间的荷兰史〔1988(1932),1989(1936)〕的著作中,说明了与荷兰语的发展有关的共同模式,它们产生于“下日耳曼”方言的变种,它们的发音是在辩论会(Chambers of Rhetoric)中、在举行“盛大土地节日”时、在本地语的诗歌和戏剧的庆典中获得的,混合着与拉丁和希腊源泉有关的人文传统、再洗礼教派和卡尔文教派的宗教传统、《圣经》和希伯来的资源,本地语在乡村的法庭中的使用,与总督们在“皇家宫廷”中的使用形成对比。在拉丁语中,Belgium(比利时)这个词意味着尼德兰——低洼之地。条顿民族的政治渴望在一个反叛中发出声音,它在荷兰以及今天被称做“尼德兰”的北部相关省份得到继承,其他仍然留在帝国统治中的地区与此形成对比,它们后来与西班牙和法兰西君主国有关。瓦龙人成了说法语(法国北部方言)的人,佛兰德人说了荷兰语。低地(尼德兰)的17个省成为两个民主国家——比利时和荷兰。与话语共同体有关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身份和渴望仍然是低地民族的基本生活事实,低地是由莱茵河三角洲、马斯河、斯凯尔特河组成的,它们都在接近英吉利海峡的相同海域汇入大海

在书面本地语的发展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与马丁·路德有关,他是一位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僧侣,是位细致的《圣经》研究者,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萨克森的宫廷语言。在塑造萨克森的法律语言也就是在《萨克森的明镜》中所使用的语言时,路德还依赖于更早的传统。路德翻译了《圣经》,包括《新约》,他的灵感是这样一个信念:个人要对获得他们自己的救赎负责,而《圣经》的教导提供了到达救赎的路径。作为《圣经》的翻译者,路德承担着穿越不同文化门槛的重要任务,它们自身就植根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境域之中。他的努力表现为一个伟大的文学成就,《圣经》成了德语中的文学杰作。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语言成了萨克森宫廷中“高贵的德语”,与此对应的是条顿语的“低贱的德语”,但对读者来说,它所点亮的,是一种书面的本地语。

英语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模式。大卫·丹尼尔(David Daniel)在有关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传记中提出,廷代尔对《圣经》的翻译在现代英语的发展中有着类似的作用。詹姆斯国王(King James)御准的译本中的很大部分都依赖廷代尔的更早的译本。廷代尔在牛津所做的语法、神学、逻辑和修辞的工作受到爱拉斯谟的极大影响,爱拉斯谟将《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这促使廷代尔热情地要使圣书的知识可以到达“一个耕田的少年”那里(Daniel,1994,1)。那些致力于跨出本地方言的魔术圈、进入到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术传统中的人,他们面临着将古代文明的伟大教导翻译成书面本地语的任务,以照亮——用但丁的比喻来说——“那些在公共领域像盲人一样徘徊的人”的生活。

每一种书面本地语都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它是由人们的共同体构造出来的,被他们所使用。我们能否将适用于书面本地语的发展原则概括为是扩展“每个人最必需的一种知识”,如但丁所想做的那样?这样的发展并不是在人群中自发地产生的,通过其自然的行为,像狮子、熊或狼那样。不管是在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廷代尔和莎士比亚德国的路德和歌德这样的例子中,还是在尼德兰的与辩论会、土地狂欢节、学会、宗教庆典和法庭有关的更为普遍的技艺中,作为书面本地语的制作者,语言大师们在塑造杰作方面的高水平的艺术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依我的判断,作为欧洲文明兴起时的语言和文化的生产者,依靠笔的力量的那些人比那些挥动剑的人要重要得多。超出日常话语共同体的方言的高层次的语言开始等同于书面本地语。当人们开始说书面当地语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理智成就反映在人们的语言中,反映在用语言获得知识和理性使用知识的方式中,人们渴望去做的一切,他们在人类社会中所成就的一切,都需要对知识加以理智地运用,作为创造性的努力,这在上帝的创世中有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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