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洲的遗产

到15世纪末，我认为在那个时候的非洲文化中，绝大部分非洲人主要依靠无文字的、方言的交流模式。基于阿拉伯语言共同体的伊斯兰文化是主要的例外。更早的传统存在于绵延了几千年的埃及王朝中，在尼罗河流域的一些民族中间，在亚伯拉罕的后代中，他们活着以显示与上帝的约定，这体现在以色列(雅各)、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传统中。尼罗河和大峡谷的水路，穿越苏丹到大西洋海岸和穿越撒哈拉到苏丹的沙漠之路也就是交往之路。我不能想象这些传统对下撒哈拉的非洲地方文化不具备重要性。例如，努尔人的盟约神学与以色列人的盟约神学极为相似。

在下撒哈拉非洲，大部分的土著文化都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与定居农业有关，与一些重要的家畜饲养有关，辽阔的苏丹草原以及东部和南部的非洲高地哺育了它们。然而，舌蝇和其他寄生虫病的病源给使用“畜力”设定了限度，使人相应地有必要承担相同的任务。这些文化中的大部分获得了使用木头、纤维、纺织、石头、陶器、金属(包括铁)的技能。它们的文化成就体现在这一系列的技能中，这些技能标志着劳动的重要分工，它们在发展语言方面需要有实质性的自我意识，并且将知识由上一代人明确地传递给下一代人。这些劳动分工意味着共享的理解，与身份模式相伴随，在复杂的社会关系模式中，身份模式与在互补性的技巧方面的专业化有关。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人能否对其身份和生活方式形成足够的自我意识，以便能够在代际的基础上维持其连续性。伊斯兰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国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伊斯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统中存在着和平的可能性，它依赖于那些遵从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们中间存在的共同理解。然而，天主教君主国和伊斯兰都把武士看成是信仰的先锋。服从于精神上的监护是“合法”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由十字军骑士所领导的帝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关系曾经是并且继续是紧张的最重要的根源。西班牙的要求(the Spanish Requirements)^[1]认为，在征服南北美洲中士兵是先锋，要求人们服从教会的监护和天主教君主国的权威，以取代对各民族进行战争、奴役和种族屠杀(Todorov 1984)。伊斯兰也存在极为相似的情况。

任何民族都有话语共同体，它适用于组织日常生活，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由于这些在自发的共同关系中能够得到极大的强化，地方共同体的模式只能够从内部被有效地转化。如果这些关系没有被极大地强化，个人可能成功地转向一种新文化。无论如何，我们只能期待这一过程以代际为基础走出路来。旧的根基越深，其认同越强，这一过程越是缓慢。旧的一套的丧失，新的认同的失败，对于分散的个人可能产生认知上的无序和失望，在话语共同体中丧失文化认同。我们来探讨这样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在孤立的小生态环境中仍生活着处于石器时代的成年人，对他们来说，即便他们的基因禀赋并未给他们学习作为一名飞行员的技能设置任何生物学上的障碍，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他们也不可能实现从制作和使用石器到开波音747飞机之间的跨越。孩子在出生时就已经受到话语的哺育。对于那些用石头制作工具的猎人们来说，开波音747飞机与他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琐事并不一致，与他们的代际生活圈也不一致。

越过一些实质性的文化门槛的移民常常要依靠超越了好几代人的适应模式。语言、思维习惯、技能、定位、认同和渴望并非能够无限开放，以接受完全不同的文化遗产。不同形式的学识以习惯性的方式堆积在一起，它们并不那么容易就破灭或重新组合，以满足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的生活中的所有具体事件的要求。例如，获得和维持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芭蕾舞舞蹈家的技能，必然会排除对其他机会的追求，这些机会在获得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方面需要有与芭蕾舞差不多的投资。在沙皇俄国时代，在农奴解放之前，农奴的孩子们选择当芭蕾舞演员以跻身高贵的阶层，不再充当地里的劳力。我不会指望波音747的飞行员或者大学教授在获得猎手的技能方面足够成功，以至于比如说能在喀拉哈里沙漠中生存下来。(www.daowen.com)

使生活充满意义的语言、知识体系以及叙述和礼仪是在有身份认同的关系共同体中被设计出来的，这些关系共同体确立了人类关系中的规则性、责任性和信任的模式。这些身份被提升为意识层次有一定的困难，需要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与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习的人进行交流。这样的过程在生命的代际圈中持续着。任何这样的过程在边际上都要对接受新学识开放，对转变的过程开放，转变的过程受到代际生命圈为作出选择所开启的机会的影响，这些选择关乎如何应对从生活的日常和季节变换中所产生的生计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生活方式上一日之间甚至是一代人之间会达到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转变，除非是发狂才可能有这样的看法。学习的潜能是巨大的，但日常生活的通常轨迹的周期性深深植根于代际生命圈中，它们对于人的心理和文化的发展中累积的部分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获得公共性，计划什么，想做什么，取决于其他人所进行的协调一致的活动的互补性。统治者可以计划，甚至可以命令、指示和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确立公认的生活方式方面，法令被当成行为的基础。统治者方面的“意志”的行使对于生命的代际循环来说是脆弱的，如同任何人的创新都不容易对人类文化成就有所开创、有所贡献一样。在人类文化的任何潜在的增量成为公认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前，行使集体决策特权的人要依靠其他人所采取的行动。因此，需要在代际的语境中去看待政治秩序的构造，其中有可能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所计划的动议总是有赖于其他人的回应。认为统治者统治，而其他人永远恭顺和服从，这是巨大的幻觉。人具有理解能力，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根据某个系列的可能的替代选择采取行动，它们不可能为统治者的命令所阻止。

我认为非洲社会的特点是存在大量乡土文化，它们继续由亲缘结构和其他的相关关系结构构成，是在村庄和关系共同体的模式中体现出来的。这些乡土文化扩散开来，成为彼此交流、共有理解和商业的更广泛的模式。努尔人的盟约传统、是非观念、他们在土地与水方面与亲属和家畜之间的联系、他们的村庄和畜牧营的组成、他们对冲突的表达、他们协调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式，以及他们保卫自己的方式，都表达于代际生命圈的不同的生活情景中，与曼丁哥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Duany 1992，Magassa 1992)。对于阿萨蒂人、豪萨人、伊博人、考夫亚尔人、马萨伊人、蒂夫文人、图阿雷格人、约鲁巴人和非洲许多其他民族来说，^[2]我们可以期待他们适用于相似的假定。这些非洲民族中，有很多人口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和瑞士。非洲土著帝国的兴衰以战争的胜负为标志，它们适应了这样的组织模式，这些组织模式确立了相互适应、调和各种倾向和约束条件，使不同社群的人们可以应对彼此生命历程中所面临的问题(Ayittey 1991，Davidson 1992)。许多这样的模式保存了下来，经历了挑战，包括伊斯兰教、不同的欧洲帝国和随后进行的创建非洲民族国家的努力，幸存下来。

随着主要欧洲帝国在非洲的崩溃，存在着强烈的预期，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创建会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它们是由新的非洲精英所塑造的，它们依靠科学和技术中的现代理智传统去创立类似于欧洲传统的新民族。本土文化被等同于“部落文化”;部落文化被认为是进步的阻碍，是要加以根除的。国家只有通过极端的压制和种族屠杀才能有意识地根除文化。那些成为消除部落文化的同伙的人迟早会发现自己成了种族屠杀的同伙。

那些可能在非洲文明的兴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必须以非洲人民的成就为基础来进行建设，非洲人民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本土的话语共同体中，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发挥作用。从其他民族的经验中学到些什么是可能的;建设性的创新的任务主要落在这样的人身上，他们知晓其他文化中其他民族的成就，能够发现以解释性的叙述重新思考非洲经验的方式，并将它们传递给后代。非洲社会的未来不是由国家的头头脑脑们创建的，他们试图依靠他人使用枪和俱乐部去塑造与非洲国家相关联的现代社会。为了探讨那些关注非洲文明之塑造的人所面临的挑战的类型，有必要批判性地评估与欧洲文明在最近的500年中所发生的转变有关的欧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