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的遗产

西方文明的根是在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交汇处得到滋养的。埃及和波斯的古老帝国;以色列人的奇异的奥德赛般的旅程以及奠定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础的先知们;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伊斯兰教在从北非到西班牙到多瑙河源头的广大地区的突然兴盛;挪威人和蒙古人的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君主国的出现;之后的荷兰和法兰西共和国、不列颠帝国以及美国和苏维埃的权力集团的帝国冲击力——所有这些文化影响都既成为欧洲也成为非洲遗产的一部分。

在最近的五个世纪，所有晚近的帝国冲动都把其使命看成是来源于遵循与亚伯拉罕的上帝有关的教诲。这个遗产反映在伊斯兰教的祈祷中，它是在亚伯拉罕之地提出的:

你们说:“我们信

真主，我们所受的启示，

与亚伯拉罕，

易司马仪，以撒，雅各，

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

与摩西和耶稣所受赐的启示，

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启示;(www.daowen.com)

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

都不加以歧视，

我们只顺真主。”

(《古兰经》，第2章，V 136)

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立法者和先知的经典教诲有关的共同的理智遗产，它的根源存在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这些语言通过拉丁语书写体与不同的罗曼语和日耳曼语发生亲缘关系，通过拉丁语、希腊语和古斯拉夫语字母的书写体与斯拉夫语发生亲缘关系。在非洲的经历中，不同的帝国冲击力的侵入使之与阿拉伯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和荷兰语发生过紧密的联系。

对于共同的文化源泉，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不同的回应?我要在语言实用主义中寻求解释，我认为，语言和使用语言是人类(Homo sapiens)所特有的特征。我不认为语言和文化有着相同的复杂性，而是认为不同类型的语言体系对于人们的成就提供了不同的机会，设置了不同的界限。人的状况所特有的限度为所有社会展示了所要冒的风险。我认为在人类(Homo sapiens)中具有普遍性的是共同的基因禀赋。这意味着，人类当中的个体成员所能利用的认知特点和运动机能为人的能力设置了界限，这些能力就是使用语言体系中所固有的资源的能力，是根据语言组织知识的能力，是从事技艺的能力，这些技艺产生于运用语言、知识和其他从语言中所获得的技艺工具。通过学习如何运用我们作为人的资源，以试图理解他人，你我获得了通往这些潜能的路径。

下撒哈拉非洲的许多民族长久以来就可以接近欧洲的遗产。欧洲的帝国冲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失败，与此同时，相对欧洲所取得的成就，非洲社会在发展方面也遭到失败，这两方面需要加以同样的关注。两者对当今世界中观念与成就之间的关系都有其意义。在非洲的语境中，两者之间发生过互动。我们如何来解释差别?如果我们把15世纪看成大致的出发点，我们就有了大约5个到6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在这期间两者表现出了重大的差别。我先谈非洲，后谈欧洲，谈它们文化发展的不同模式。然后，我要对两者的互动模式做一些反思。最后，我试图得出一些结论，说明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对于人类文明在非洲的发展，能得到什么样的机会。我这样做，是为了对我从我的非洲同事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表示感谢，并且也是出于对今天的非洲人民所遭遇到的巨大的悲剧的关注。

欧洲和美洲也不能免于同样类型的悲剧，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悲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南斯拉夫人之间发生了。南斯拉夫曾经被看成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提供了对苏联所发生的伟大实验的一个替代。在政治秩序体系中，两者均不再存在。我注意到征兆，并预料相似的模式正在欧洲和美洲其他地方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