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非洲与欧洲经验之比较

作为生物圈中的一个物种，人类(Homo sapiens)已经发展出了杰出的能力，去塑造物质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生活条件。任何地方的人都具有一种基因上的禀赋，使这些杰出的才能能表现出来。知识是人的才能的最重要的源泉——是一切其他建设性潜能得以建立的一个基础。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生物性潜能。那么，为什么在人们现实地得到的能力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例如，有人曾经认为，新几内亚的金亚(Kim－Yal)最后一批石斧制作者“在解剖学上已经是现代人，和今天的任何人一样，具有同样复杂的语言和文化体系”，并且“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教会(这些)现代狩猎者如何开动和降落一架波音747客机”(Toth，Clark，and Ligabue 1992，93)。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语言与人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走得非常深，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复杂性，成人要克服很大困难才能利用多个语言系统的资源。生活本身需要获得技巧去应对模糊的或未知类型的问题情境，对于创造研究的文化来说，应付这样的复杂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随着语言的发展，字母被用来以书写或印刷的形式表示本地语的发音，这使得对共同语言的研究和运用的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仅仅依靠口头词汇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成就。通过口头长篇传奇，通过一代一代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的叙述者，一些无文字的文化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然而书面语言可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精雕细琢，这为人的成就开启了新的可能性。(www.daowen.com)

书面本地语(literate vernacular language)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在一个阐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适当的框架中得到阐述。我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植根于口头以及书面的本地语与知识的获得、使用和传播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出现的方式创造出了人类社会中最深刻的张力与冲突。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在人类社会中构造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一些方面来源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彼此发生关联的方式。还有其他的问题产生于有关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如何被构造的基本假定和动机结构，产生于从这些秩序模式中所产生的结果。

我所探索的问题与推动文明进步的文化条件有关，我的探索带有很大的猜想性。我所说的作为非洲遗产的东西体现在后继的帝国冒险中，这所有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失败了。遵循欧洲民族国家的概念，试图在非洲创建国家，这一努力也表现为重大的失败〔Davidson 1992;Sawyer 1992;Wunsch and Olowu 1995(1990)〕。正如阿米卡尔·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1973)所建议的，如果必要，“回到源头”，从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经验中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猜想:它们使我们能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状况，获得更有效地应对我们的现实的更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