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技艺在生活教养中的作用

我把技艺—人造物关系看成是理解人类经验的一把钥匙。对这样的关系做批判性反思，需要我们思考人造物的意义。詹姆斯·布莱思(James Bryce)试图把握“事实(Facts)”〔1931(1921)，1:12〕，伍德罗·威尔逊试图“逃离理论，使自己执著于事实”〔1956(1885)，30〕，在试图理解人们成就了什么、没有成就什么时，他们都忽视了观念在规划和设计人们试图做些什么方面的作用。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中，无论人们试图成就什么，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观念与行为的关系的影响。

技艺—人造物关系迫使人们完成这样的任务，去反思我们从批判性的视角所看到的、所观察到的事态所可能具有的人为的性质。我们需要理解，人们如何回应有规则的有序关系，这反映了动机和行为的结构，它们在互动关系模式中产生出后果。追求在欺骗和自我欺骗掩护下的策略性机会会产生互动性后果。我们需要学会阅读在事件的进程中所隐含的策略主义的信号，同时认为被观察到的事态在性质上是人为的。在这些环境下，人为的事态会包括含糊的思想和有些人所追求的不利于他人的机会主义策略所导致的预料之外的后果。在确立概念的可靠性上需要仔细地留意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概念的可靠性的确立不是通过将词语印在纸面上，而是通过行为。权宜之计的机会主义和口是心非能够破坏任何实验性努力的完整性。被误解的观念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实施，以实现想要的后果。

墨西哥私有化接受审查

20世纪90年代伊始，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高塔利(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是个英雄，他的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规划被认为是拉丁美洲其余地方的楷模。这个地区热情地拥抱着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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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不想太深地卷入私有化交易，因为在阴影重重的协议中可能牵涉许多当前的政治家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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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获得国有公司的人一样，这些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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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猛烈的和诽谤性的政治压力，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新的细节，没有人能保证，他们今天说的话与他们明天说的话之间有任何关系。

〔安德鲁·唐宁，环球邮报，(Andrew Downie，The Globe and Mail)，1996年7月31日〕(www.daowen.com)

而且，为了试图理解从动机影响策略选择的方式中所产生的互动的模式，需要仔细留意相关效应领域的范围和广度。试图改变与风险有关的成本必然会改变在人们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动机和互动模式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保险配置都容易涉及“道德风险”。改变与风险相关的成本会改变动机影响策略选择的方式。通过基金来应对风险，分摊负担，这创造出新的公有物，它们容易受到策略性的机会主义者的掠夺。金融业使资产可以转化为债务，债务可以转化为资产，这给那些能够操纵账户和会计系统的金融家提供了巨大的酬劳。有些人有机会通过改变与所失及所得有关的财政安排来剥削他人，这不可避免地要改变互动的模式。金融操纵改变了操作性的企业结构，即企业家、股东、工人、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与家庭、邻里和社区有着互动的纽带。名义上的金融收益可能有着重大的社会成本。

存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为某个社会病设计的政治和法律救济所造成的负担可能超出了所获得的收益。例如，附属性(subsidearity)概念的提出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决策应当在能够应对问题情境的最小单位的语境下作出。对于建构自主治理的社会来说，这一原则是有效的;但我们要考虑什么样的法律补救是适当的。我能够想象无效的原则(a principle of nullification)作为一个替代，或者作为宪法审查的一个补充。然而存在一个临界点，这样一个补救的成本会大大超过其收益。当投机的策略支配法律职业的追求，以牺牲法律理解为代价赢得案子，这样的情况就可能愈加复杂。在记者、公共行政管理者、学者和教师中，也可能有相似的反常情况存在。当政治和法律上的补救成了道德、认识论、本体论思考的替代品，民主社会就不再富有活力。

反思人为(artifactual)的意义，反思人的技艺在人类社会秩序构造中的作用，需要我们严肃地思考技艺在生活教养中的作用。^[5]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关注(1)一个地点;(2)为人们所居住、放牧和垦殖，维护良好;(3)垦殖、建设和建构的活动。在对和平、知识、自由、正义和福祉的追求中，我们已经走过完整的圆圈。如果要避免成为自我欺骗的源头，避免对他人的欺骗助纣为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使用在生活教养中的资源，它们要求我们诚实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当我们反思知识在生活教养中的作用时，我们有潜力使用我们所学会的以及从他人的学识中推论出来的东西，去培育我们与他人一起的生活。

阿什比的必要的多样性原则，霍布斯的权力概念，拉赫曼的资本构成原则以及伊本·卡尔顿的文化科学概念给我们展示的是互补的努力、技艺—人造物关系以及人类事务的人为性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挑战，要将异质性的因素以互补的方式集中到一起，而不丧失将至关重要的价值保留在界限内的能力。需要用多样性去回应多样性，同时去实现那些价值，它们有可能成为普遍的公益物品。这些条件反过来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加以满足，这个社会具有拉斯韦尔所指出的那些属性，包括自我责任、自愿、权力分散、可论争性和平衡。我们正在开始理解在民主社会中的生活教养意味着什么。“好政府”会使人们得到解脱，免于费心的思考和生活的烦恼，热心于这样的“好政府”是对民主文明之活力的威胁。

【注释】

[1]见第二章拉斯韦尔部分的脚注。——译注

[2]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actual，人为的科学，这个词是作者生造的，意思大约是包括一切与人有关的科学，因此，这里“科学”用的是复数。——译注

[3]纽约州的坦幕尼协会(Tammany Ring)，是纽约的民主党组织，控制该州的选举;加州的科尔尼主义(Kearneyism)是19世纪70年代加州的白人工人组织，代表人物是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他们主张排斥华人劳工。——译注

[4]The Nation这个词在此应指法兰西民族，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而不是指国家。——译注

[5]生活教养，cultivation of life，也就是生活的培育、养育，cultivation有垦殖、培育的意思，同时和文化(culture)有着同样的词根，其意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