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山富市
(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 1924.3.3—)
出任第81届(1994.6.30—1996.1.11)内阁首相
村山富市(1924—)是继1947年片山哲之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社会党首相。这位“做梦也没想到当首相”的“平成仙人”,在55体制解体后这一政治变革的“乱世”,居然与老对手自民党变成搭档,成为日本政坛一年内第三个登上权力顶峰的“英雄”。他也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少有的一个“平民宰相”,以其贫寒的出生在“世袭议员”垄断相位的时代而显得卓尔不群;他也以其难得的历史良知,发表“村山谈话”,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1924年3月3日,村山富市出生于大分县别府湾边的一个小渔村,父亲村山百太郎以卖鱼养家糊口。兄弟姐妹11人,村山排行老六。在村山14岁时,父亲撒手人寰,剩下母亲含辛茹苦每天卖鱼,支撑着整个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幼小的村山,从小就随着大人出海捕鱼。高等小学毕业后,村山来到东京,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在东京市立商业学校上学,1943年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大学时村山积极参加学生哲学研究会“骏哲会”,担任委员长。社团活动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和组织能力,为其日后进入政界奠定了基础。二战末期的1944年,村山被动员到石川岛造船厂劳动,整天忙着往军舰上钉铆钉,搬运货物,随后被编入陆军。一天在熊本演习时,遇到美国飞机散发传单,捡起来一看是《波茨坦宣言》,觉得写得不错,他估计战争也该结束了吧。[1]
1946年村山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大分县。在民主革新的氛围中,家境贫寒的他,1947年加入了社会党,领导县渔村青年同盟的运动,立志创建一个能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因此,25岁时,村山就在众人的鼓动下去竞选大分市议员。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样子有点像反坦克火箭炮、大得吓人的喇叭筒,三四个人扛着去大街上演讲。而且,有个叫植木的朋友向他极力推荐了一个宣传的“好地方”,于是,村山就跑到一处浴池里开始了演讲:“大家知道,政治里面有太多的谎言,但现在我们大家都光着身子,没有任何掩饰,所以我们今天只说真话……”。据村山回忆,他讲是讲了,也不知道人家听了没有,每个人的表情都写满了诧异。终于讲完了准备好的话,回到柜台前向老爷爷致谢:“老爷爷,打搅您啦!我走啦。”刚想离开,却被老人叫住了。他指着女浴池的方向,冲着村山眨了眨眼睛:“这边还没讲呢……”。[2]
1955年,31岁的村山当选大分市议员,1963年当选大分县议员。村山并没什么雄心壮志,也没打算非要在政界出人头地,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他,激励其积极投身社会党的事业。1972年12月第33届众议院大选,在众人的劝说和推举下,村山出马竞选,以选区最高票当选众议员,带上了国会议员徽章。
成为众议员后,村山曾担任社会党社会劳动部会的会长,隶属众议院社会劳动委员会,十年如一日,一直默默无闻地专注于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年金方面的工作,实践着浅沼传授的“与大众同行,向大众学习”的信条,当地人称他为“年金的村山”。人品端正、和蔼可亲的村山,是社会党右派团体——“水曜会”的核心人物,也赢得了一些中间派和左派人物的信赖和支持。1991年,村山出任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制订了一个“废除密室中的国会对策政治,力争会议白天于两院之内举行的”原则,反对背后交易和权钱政治。围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国会内部斗争激烈,朝野政党意见不一。在1992年6月的“PKO国会”上,村山指挥社会党议员采用“牛步战术”强烈抵抗自民党的政策。最后虽然法案在社会党、社民联缺席的情况下,自民党强行通过,但村山的名字与“牛步战术”却为广大国民所熟知。
1993年7月众议院大选,自民党议席未过半数而下野,社会党议席也几乎减半,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处于38年来的最低点,成为真正的失败者。社会党内部矛盾激化,面临着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9月,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因选举失败引咎辞职。为了避免社会党分裂,抱着“前进是地狱,后退也是地狱,那么只能前进”的想法,村山富市出任第13任社会党委员长。在“55年体制”崩溃的情况下,细川护熙联合政权成立。村山作为联合执政中最大的执政党党首,在积极协调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立场,力求改变社会党内部不和、优柔寡断的形象同时,思考着如何维持联合政权,贯彻社会党的政策,以发挥社会党的主体性。然而,小泽等人积极倡导选举改革,旨在建立两大保守政党体制,并且主张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实现“普通国家”的战略。村山的主张与之存在明显分歧,反倒是与丧失政权后主张和平主义的自民党主流派的看法更趋一致。事实上,细川内阁中的村山是联合政权内的非主流派,相对保持着一个批判的立场。这实际上成为“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社会党决不允许如此随便地操纵政权,这样的行为只会加深国民对联合政权的不信任……”,1994年4月26日凌晨1点,面对记者们的麦克风,村山富市郑重地宣读了社会党脱离联合政权的决定。[3]面对新生党、日本新党、民社党等撇开社会党成立新会派“改新”的行为,一向处事慎重的村山,果敢决断,语惊四座,震惊了日本整个政坛。在细川护熙下台后,刚刚当选首相的羽田孜,转瞬间沦为少数党内阁,执政64天,成为战后第二个短命内阁。
6月25日,羽田孜内阁辞职,为了争夺政权,朝野政党展开了又一轮攻防战。执政的联合政权希望社会党抛弃前嫌,重建联合政府。村山本人最初考虑,只是让羽田名义上辞职,进而建立一个社会党拥有更大发言权的非自民党政权。与自民党合作,那是下策。然而,临近国会会期结束的前一天,即6月28日,急于重返政权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对村山表示:“只有您出来组阁,才能解救目前的政治危机”。如同十个月前细川护熙的日本新党一样,村山领导的社会党的去向,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当然,社会党内重新加入联合政权的呼声也很高,而自民党内海部俊树、中曾根等人也不同意让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出任首相。最后,在联合政权说服海部俊树竞选首相的情况下,联合政权与社会党的协商也就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了。
于是,日本当代政治史上又上演了一幕颇有戏剧性的政治大戏。自民党多年来的老对手社会党,如今变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而曾是本党总裁的海部俊树,却“临阵投敌”成为竞争首相的强劲“敌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因此,自民党总裁接待室里历代总裁的照片中,海部俊树的照片从此被撤掉了。6月29日晚8点,参众两院同时开始投票选举首相。在参议院,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推荐的村山,以148票的多数票当选。而在众议院第一轮投票中,村山富市241票,海部俊树220票,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15票,河野洋平5票,还有23个无效票,各方都没有达到超过半数的253票。其中,社会党有8人投了海部的票,比小泽等人估计的少了1票,但自民党造反的议员却少得多。依照规定,前两名进行第二轮投票角逐,第一轮投了弃权票的16名社会党议员有3人还是把票投给了村山,结果村山获得261票,海部得了214票,村山险胜,成为日本第81届内阁首相。
村山当选首相实乃“天命”,自民党的大员龟井静香、野中广务等如是说。因为这戏剧性的政治变幻,就是当事的政治家也觉得云山雾罩,难以看清。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参加下一届选举,准备回家伺候老伴的村山,没想到却当上了首相,他自叹:“连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实在是太出乎意料。……说不定真有我必须完成的使命……。”[4]6月30日,村山富市内阁成立。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三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取代了非自民党的羽田联合内阁,自民党下野十个月后重返政权,社会党则时隔47年,第二次可以说也是最后一次上台执政,一举摘掉了“万年在野党”的帽子。按照各党议席的比例,村山内阁成员分别为:自民党13名,社会党5名,先驱新党2名。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任副总理兼外相,先驱新党代表武村正义任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任通产大臣,社会党五十岚广三任官房长官。对此,舆论界的评价是“社会党的招牌,自民党的瓤子”。
村山内阁的诞生,朝野震惊,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一对近四十年的政治宿敌、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政党竟然组成了联合政权,不禁让人们跌破了眼镜。包括小泽一郎这位“政治操盘能手”亦严厉批判这是“野合政权”、“野合政治”。殊不知或许他更清楚,实际上正是他自己亲手撮合了这对“野鸳鸯”,是他将社会党排挤出联合政权,促成了社会党与自民党的结合,也可以说这是小泽一郎政治谋略失算的直接结果。“自社联姻”除了社会党对新生党小泽一郎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手法不满的直接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55年体制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党自身实力的逐渐衰败以及社会党本身的右倾化,社会党实际上在性质上发生着不断蜕变,冷战体制的结束,意识形态斗争的淡化,自民党的下台以及新兴保守政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党政策转变的进程。因此,在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可以说社会党和自民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尽管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种种分歧或矛盾。
在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建立八个月就分道扬镳的情况下,不少观察家也给村山联合政权贴上了“短命政权”、“选举管理内阁”等的标签。然而,“长眉长者”村山,积极发挥善于协调的能力,推行“民主、透明度高”的政治运营,巩固了三党联合政权的基础,也赢得了国民的信赖和支持。
更为主要的是,村山在以往的基础上对社会党的基本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7月召开的第130届临时国会上,村山首相抛弃了一些社会党坚持了约半个世纪的基本理念,阐述了社会党的新主张。他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及质询答辩中表明“日美安全体制是必要的”,改变了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主张,提出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称其是“日美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5]这个发言赢得了自民党议员们的热烈掌声,而跃跃欲试、欲在社会党与自民党政策分歧上准备大做文章的新生党等在野党,却像是没有靶子的拳击手,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据村山回忆,社会党政策的改变也是个“苦涩的抉择”,虽经过党内多次讨论,但仍然是“痛苦、苦闷,辗转反侧无数个不眠之夜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高喊着‘反对安保条约’的口号,在首相官邸门前静坐请愿,现而今却不得不经自己的手亲自否定曾经满腔热血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6]
同时,村山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拥有一个最小规模的、以专守防卫为目的的自卫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仅仅几个月前在细川内阁担任政治改革大臣的前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在国会答辩时还仍然主张:“作为细川内阁成员,我认为自卫队合法,但作为社会党委员长则认为自卫队违宪。”同时,村山放弃了“非武装中立论”,“认为当今随着国际冷战体制的崩溃,其政策性的作用已经完成。”[7]此外,村山还承认“日章旗”和《君之代》是日本国旗、国歌,认可了核电站的设置,同意了提高消费税等。然而,这些政策都是此前社会党一直反对的。同年9月3日召开的第61届社会党大会上,通过了改变政策的决议案。村山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与旧的社会党的诀别,等于彻底为“保守革新对立”的55年体制打上了休止符。
面对自民党时代遗留下的各种问题,村山仔细分析了新政权的特点,决定从那些“非本内阁便无法解决”的问题入手。原先因为社会党和自民党对立而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两党联合下可以讨论解决了,使得一些政策体现了社会党的色彩。1994年12月,在《原子弹医疗法》和《原子弹受害者特别处置法》的基础上,追加“特别葬祭支付金”条款,通过了《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就长期悬而未决的水俣病问题,政府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患者团体、相关企业和国家三方达成协议,向受害者支付了赔偿,实现了和解。
村山当选首相后,带着一个手提箱、一套被褥和两套西服,一个人搬进首相官邸(妻子身体不好,住在老家大分),旋即穿梭般地展开日本外交。几天后的1994年7月6日,村山穿着刚刚赶制的一套新西服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由于缺乏外交经验,70岁的村山精神紧张,加上旅途劳顿,竟然因腹泻脱水,缺席全体首脑会议,不得不让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代劳。此前举行的日美两国首脑会议,则消除了美国对村山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政权”的戒心,美国认为村山是“一位与我们预测完全不同的人”,“是值得对话的内阁。”翌年1月11日,村山如约访美,与克林顿进行了首脑会谈,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美协调关系”,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及安全合作。双方约定同年11月克林顿访日时,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结果因9月发生冲绳美军强暴日本少女事件,在反美的抗议浪潮中,克林顿借故取消了访日计划。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临近,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开展亚洲外交,成为村山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村山费了一番心思,力求通过反省历史问题,构筑与亚洲各国的友好信赖关系,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解。7月23日,村山访问韩国,与金泳三总统举行会谈,首先村山低头致歉:“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予以反省,真诚地表示歉意。”
一个月后的8月23日,村山首相又踏上了“谢罪与面向未来的亚洲之旅”,先后访问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在加强经济合作,密切双边关系的同时,表示了道歉和反省的意思。特别是8月28日,村山不顾国内反对势力的压力,坚持在新加坡前往参观“血债之塔”,即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华人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鞠躬默哀,前后两次。村山成为第一个参拜该纪念碑,并“向战争中死于日本人刀下的死难者献花”的日本首相。事前,日本外务省没有将参观纪念碑列入日程,闻讯村山要去参观,外务次官特意赶到首相官邸说:“希望不要去参观,村山总理去的话,以后到访的首相都得去”,村山则坚持道:“这件事不用你管。我想去,所以就去。不想去的人,就别去。请你别操多余的心。”[8]
1995年5月2—6日,村山富市应邀访华。选择这个特殊的年份访华,应该说也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5月3日上午,村山与李鹏总理举行了会谈,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村山说:“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对此日本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愿以二战结束50周年为新的起点,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决不当军事大国,并以中日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9]下午,村山首相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一行驱车卢沟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最后提笔留言:“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这一题词赢得了在场两国人士的热烈掌声。村山也成为第一个访问抗战纪念馆的日本首相,有着特殊意义,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为了表示对过去战争的人道反省,促进与亚洲邻国的和解,村山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1994年村山内阁决定出资1000亿日元,制订了一项长达十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以促进历史方面的研究,推进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各种交流。此外,为了解决慰安妇问题,1995年7月,村山政权以官房长官五十岚广三为中心组成了官方管理的民间捐款团体“亚洲妇女和平基金”。
村山的目的是希望借二战结束50周年之机,与过去划清界限,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真正地“回归”亚洲。然而,日本政界的一些势力“逆流涌动”,没有勇气和信心承认侵略,始终不愿面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1994年8月12日,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内阁会议商讨来年日本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应有何举动的问题后对记者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那场战争”,“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亚洲大多数国家因此摆脱了欧洲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教育也普及了”等等。8月14日,樱井新任职45天后引咎辞职。同年10月24日,通产相桥本龙太郎在众议院税制特别委员会会议上答辩时,否认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1995年8月9日,文部大臣岛村宜伸炮制出“是否是侵略战争,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谬论。(www.daowen.com)
村山力主推动的国会“非战决议”,遭到执政党自民党213名议员成立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1994年12月成立)的阻挠,新进党的部分议员也表示反对,结果联合执政三党拟定了一个态度暧昧、避重就轻的妥协方案。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在新进党缺席抵制、还有部分自民党和社会党议员未出席的情况下,以刚够法定半数通过了“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即通称的“非战决议”。其核心要点是“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10]村山本人反省的本意,不能否认,可是这个“非战决议”的出台,反倒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日本反省的诚意,招致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批评,认为“日本失去了一个对侵略和殖民统治谢罪的最好机会”。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发表了关于战后50年的谈话,他指出:“我国过去不远的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为将来不再犯错误,虔诚地接受这些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时对因这段历史而受害的国内外所有牺牲者深表哀悼。”[11]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在正式声明中承认日本侵略,并表示道歉,是战后以来日本首相对战争和历史问题最明确的表态,成为以后历届日本内阁所遵照的认识“标准”。
同日,村山在东京书面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重申了“村山谈话”的精神,郑重表示:“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12]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在战后50周年之际,国内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村山陷入上任以来最大的危机。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是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72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日本战后50年来所遭遇的最大一场灾难。大地震暴露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体制方面的诸多问题,村山政府被指责救援不力。3月20日,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日本国内朝野恐慌,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在日本尚属首次。一连串的事件打破了日本“安全国家”的神话,搞得村山疲于应付,不安的气氛弥漫于整个日本列岛。
沸沸扬扬的舆论未及平息,9月4日,就发生了美国海军士兵强暴冲绳少女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冲绳人民的愤怒,迅速波及整个日本列岛,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自1960年“反安保”运动以来所未曾有过,日本反美的情绪达到了三十余年来的高潮。原本日美双方准备在1995年11月通过首脑会谈发表“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关系,结果该计划不得不一推再推。同时,美军在冲绳驻军的部分用地手续将于1996年4月到期,需要更新,而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拒绝在美军用地手续上签字,1995年12月7日,村山首相不得不根据《地方自治法》,违心地向日本最高法院起诉大田,要求法院督促其“履行公务”。首相状告地方官,日本历史上未有先例。
而更令村山挠头的是,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由此暴露的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巨额呆账及坏账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国内舆论的矛头纷纷指向村山内阁,要求明确金融机构以及行政当局的责任。
面对纷繁的政务,村山颇感力不从心。关键问题是,新进党成立后,沦为众议院第三大党的社会党的委员长村山,不仅要与联合政权内第一大执政党自民党协调政策,以对付政权外新进党等在野党的攻击,而且作为委员长,必须面对党内走向分裂的局面,在两大保守政党的夹缝中求生存。1995年5月,原社会党委员长山花贞夫离开社会党,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村山一度曾表示辞职由第一大党自民党来组阁,但先驱新党党首武村正义反对,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也希望他继续执政。最终,在社会党即将举行改组时,1996年1月5日,村山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发表辞职声明,561天的首相生涯划上句号。1月19日,日本社会党正式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村山富市出任首任党首。在同年众议院大选中,社民党仅仅获得了15个议席,可以说55年体制下一直平均保持上百议席的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至此已经是名实俱无了。
村山政权的任期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但仍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可以说其帮助自民党在短期内重返政权,避免了自民党的进一步分裂。村山领导的社会党,因加入联合政权,也摘掉了“万年在野党”的帽子;然而村山在政策上的大转弯,使得社会党失去原来的本色,迅速走向了分裂衰败,标志着有着50年光荣护宪传统的“战后社会党”的消亡,也标志着以“保守、革新对立”为特征的55年体制的终结。
内阁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说,村山是历届内阁中解决悬案最多的朴实无华之人;社会党有人说他是毁掉社会党的“罪人”;也有人说他是日本的“卖国贼”。有的不辩自明,有的可留待历史评说。
【注释】
[1]金森和行:《村山富市谈天命的561天》,KKBestsellers1996年,第149页。
[2]村山富市著,王雅丹译:《我的奋斗历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124—125页。
[3]村山富市著,王雅丹译:《我的奋斗历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4]村山富市著,王雅丹译:《我的奋斗历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
[5]金森和行:《村山富市谈天命的561天》,KKBestsellers1996年,第168页。1994年7月20日第130届国会众议院会议,日本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http://kokkai.ndl.go.jp/
[6]村山富市著,王雅丹译:《我的奋斗历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101、103页。
[7]1994年7月21日第130届国会参议院大会,日本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http://kokkai.ndl.go.jp/
[8]金森和行:《村山富市谈天命的561天》,KKBestsellers1996年,第113页。宋成有主编:《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9]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18—919页。
[10]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24页。
[1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33—934页。
[1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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