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泽喜一

(宮澤喜一Miyazawa Kiichi　1919.10.8—2007.6.28)

出任第78届(1991.11.5—1993.8.9)内阁首相

宫泽喜一(1919—2007)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派政治家”，被誉为“经济政策通”、“外交通”、“国际通”、“战后政治的活字典”等等，为官从政达60余年，跨越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21世纪初的多半个世纪，一直活跃于日本政治的中枢地带，参与日本内外最高决策的行列，见证了日本战后政治变化和日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是一位资深才高、大器晚成的“精英型首相”。他72岁就任首相，仅次于币原喜重郎(73岁)，是战后年龄最高当选首相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也是自民党一党优势体制下的最后一位首相，还是战后第一个在出任首相后又入阁担当大臣的重量级人物。

宫泽喜一诞生和成长于一个名位显赫的政治家家庭。1919年10月8日，宫泽出生于东京，原籍为广岛县沼隈郡金江村(现福山市金江町)。祖父务农，家境窘迫，其父宫泽裕发愤苦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娶“立宪政友会”巨头小川平吉的次女小川琴为妻。外祖父小川平吉是日本近代的著名政治家，曾任“政友会”干事长、“国势院”总裁、加藤高明内阁的司法大臣和田中义一内阁的铁道大臣等职。在外祖父小川的关照下，其父宫泽裕当选为帝国议会众议员，先后担任了递信大臣望月圭介的秘书官和铁道大臣松野鹤平麾下的铁道省政务次官，战后遭到“整肃”，参选失败后，就任了大东文化大学理事兼政治学系教授。宫泽的四舅小川平四郎，即小川平吉的四子是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现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二舅小川平二也是国会议员，曾官至劳动大臣、自治大臣和文部大臣等职；宫泽的大姨嫁给原兵库县警察部长井上政信，三姨嫁给了元警察总监斋藤树。与宫泽同龄的五舅平五的三女儿1980年与首相铃木善幸的长子、现任众议员铃木俊一结婚。铃木考虑让宫泽当接班人，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1]于是，通过铃木家族，宫泽家族也与麻生(太郎)家族、吉田(茂)家族以及天皇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自然也成为佐藤(荣作)家族、岸(信介)家族、安倍(晋三)家族的远亲。

此外，号称“宫泽三秀才”的兄弟三人“也不示弱”，三人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二弟宫泽弘，担任过广岛县知事、村山内阁的法务大臣，其长子宫泽洋一是现任众议员；三弟宫泽泰曾任日本驻联邦德国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大使。宫泽喜一的长子宫泽裕夫也通过石桥家族，与鸠山(一郎)家族、池田(勇人)家族等建立了姻亲关系。宫泽家族从原本的普通人家一举跻身为“超级名门”，成为显赫的“闺阀”一族。

宫泽喜一的成长道路，是一条典型的“精英路线”。1926年4月，6岁的宫泽进入培养精英的东京高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此校多为家境优越的子弟，据说宫泽班上就有五名议员子弟。宫泽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进入学风严谨、校风自由的私立武藏中学。该校的教育方针是“少而精”，年招生不足100人。校方不要求穿统一校服，连文部省号召的庆贺日军侵占南京的提灯游行活动也断然拒绝。

学习成长中的宫泽，不仅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而且形成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清晰的思辨力。1939年宫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武藏中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由于他卓越的英语能力，同年暑假，即被选派前往美国出席第六届日美学生会议。初次赴美的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国家观，为其以后考虑或判断国际问题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宫泽认为：“……日本与美国的生活水平相差很远，美国的经济力量令我吃惊”，“此外，当时的日美关系已经在恶化，我们在船上统一了意见后才去参加会议。然而，到了美国，与美方学生展开争论之后才发现，美方有不少人说‘美国不好’。这令我大吃一惊。我想，这大概就是民主主义吧，与这样的人为对手进行战争可不得了。大家都可以自由随便地发表任何意见的国家是了不起的。若与这样的国家交战，肯定会吃败仗。”^[2]

1942年1月，在池田勇人的规劝和举荐下，大学毕业后的宫泽喜一进入大藏省工作，成为池田的得力手下。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他在大藏省负责战争保险业务。当宫泽听到“终战诏书”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天晚上就要来电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情，憧憬着明亮的灯光，实际上就是憧憬着“和平”与“光明”。战后初期，他和大平正芳被任命为东久迩内阁藏相津岛寿一的秘书。1950年4月，宫泽随池田藏相在战后首次赴美，试探与美国缔结和约，成为日本由被占领走向独立的契机。1951年8月，作为代表团随员参加了旧金山媾和会议，在后台扮演了无名英雄的角色。当时他认为，“被美国而不是苏联占领，对日本来说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吉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选择，曾是二战后的第一选择”。^[3]

原本对当政治家并无兴趣的宫泽，在池田的奉劝下，也出于继承父志以尽孝道的意图，1953年4月，宫泽退出十余年的官僚生涯，在家乡广岛初次上阵参选，33岁当选为参议员。宫泽之所以始终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选区，除了选民对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实力的认可和期待之外，作为一个“世袭议员”，“不论怎么说，其父宫泽裕的遗德是主要的。……托他父亲之福……是他在选举中占优势的首要原因。”^[4]选区问题与政治家的生命攸关，稳定的选区是进军首相的基础。

1953年10月，宫泽与池田再次访美，与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商谈日本防卫问题。面对美方要日本“将陆上自卫队增加到32.5万人”的强烈要求，宫泽等人舌战对手，迫使对方接受了18万人的限额。宫泽的感想是：“……只有此时，我们才感到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们充分利用了它。”^[5]作为“保守主流”的继承者，宫泽基本上沿袭了“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主张加强“集体安全体制”，不作军事大国。

1959年6月，宫泽就任岸信介内阁的文部省政务次官。1960年7月池田内阁成立，宫泽积极辅佐池田，打出了“宽容与忍耐”的口号，实行“低姿态的政治”，渐渐平息了国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抗议活动。在池田的提携下，宫泽开始“发迹”。1962年7月，42岁的宫泽初次入阁，被破格提拔为经济企划厅长官，在池田的“经济主义政治”中充当幕后导演，参与制订了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1966年12月，在没有国会议席的情况下，成为佐藤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1970年1月，宫泽出任佐藤内阁的通产大臣。其时参与了日美贸易会议、日美纤维谈判，代表日本政府参加了经济合作开发组织部长会议、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等会议，活跃于日本和国际政坛。1967年1月，在选区的要求下，宫泽转而参选众议院，在其父的选举地盘上仍以高出第二名4000票的优势当选众议员。

“外交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这是宫泽对“外交”的解答。所以要想解读一个职业政治家，不能简单地把感情、认识与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挂钩。1974年12月，宫泽就任三木内阁的外相。一个人们印象中的“知美派”、“亲美派”，却总是冷漠地表示：“如果没有要事，首相和外相没有必要去美国”，“什么美国、美国的，我对每个新大臣上台时首先要去美国的这种想法有些反感!”^[6]人们印象中的“鸽派”，在对华外交中却曾表现出强烈的鹰派色彩。他出任外相后对外务省的干部表明：“田中内阁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然而，不能突然转身就抛弃了迄今有着亲密交往的台湾。在与北京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仍要与台湾维持外交，这就是外交。”^[7]翌年9月，宫泽在国会上公开承认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积极推进日台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与中国大陆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就反霸权问题，宫泽坚持日本方面的立场，寸步不让。

此后，宫泽又担任过福田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铃木内阁的官房长官、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竹下内阁的副总理兼大藏大臣等，并且，被认为缺乏党务和派阀管理经验的宫泽，1984年10月出任自民党总务会会长，1986年8月，接替铃木就任宏池会第五任会长，成为党内第二大派宫泽派的首领。然而，作为“新领导”之一的宫泽，之所以迟迟未能登上首相宝座，直至历经36年国会议员的生涯，72岁才实现首相的夙愿，这与他本人的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由于其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宫泽是一个典型的保守官僚，“言语尖刻”、“孤芳自赏”，恃才傲物，不去拉帮结派，不善玩弄权术，也对派阀活动不热心，所以在党内人缘不太好，被认为“过于趾高气扬”，是个“冷冰冰的合理主义者”。

1980年大平去世后，自民党内就曾一度兴起拥立宫泽的动向。1984年鉴于中曾根首相的总裁任期即将届满，宫泽发表了政策论纲——“资产倍增论”。而且，在当年7月访华结束后途径广州回国时，他借唐高祖重臣魏征的名诗《述怀》，表达了秋季将竞选总裁的强烈愿望：“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然终因田中角荣未予配合而作罢，正可谓“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1987年自民党总裁改选时，在宫泽与竹下登、安倍晋太郎的三人决战中，中曾根最后根据数字逻辑，裁定了党内第一大派的竹下登，宫泽再次落败。1988年12月，宫泽因涉嫌利库路特案件而被迫辞去竹下内阁的副总理兼藏相，“清廉政治家”的肥皂泡转瞬间破灭。

在经历了利库路特丑闻的打击后，宫泽并未灰心丧气。在海部政权即将届满之时，1991年6月，宫泽在外访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对记者表明了出马竞选总裁的愿望。宫泽也意识到，对于年届72岁的他来说，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宫泽、渡边和三塚三派联合阻止海部连任后，原支持海部的第一大派竹下派，考虑到也可能人数上不占优势，作为主流派为了继续对政局保持主要影响，仓促放弃海部转而支持宫泽。在宫泽、渡边和三塚的候选竞争中，10月27日，宫泽以285票(渡边120票、三塚87票)的压倒优势当选为自民党第15任总裁。11月5日，海部内阁辞职，宫泽就任日本第78任首相，成为“55年体制”以来最高龄就任的两位首相之一，另一位是石桥湛山，也是72岁上任的。其实早在1977年7月，在朝日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关于“五年后最有可能担任首相的政治家”的调查，出席现场的100名政治记者中选择宫泽喜一的名列第一位。^[8]可实际上宫泽就任首相比预想的晚了将近十年。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国内泡沫经济崩溃、政治丑闻层出不穷的冲击下，基础动摇的自民党政权令国民屡屡失望。因此，宫泽作为池田勇人的高徒，吉田主义路线的继承者，人们对这个新保守的旗手寄予了很大期望，称其为“正式内阁”、“重量级内阁”、“务实内阁”等，希望其顺应新形势，继往开来，拓展充满时代感的“革新”政治。宫泽内阁成立之初的舆论支持率高达55.7％(《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仅次于海部，超过了其他几位前任首相。

宫泽上台之初，在11月8日第122次临时国会的首次演说中，公开表明要将日本建设成为“生活大国”，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作为一个“经济通”，显然这是他此前提出的“资产倍增论”的具体化。为此，宫泽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还于1992年6月25日召开全体会议，确定了题为《生活大国与五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年)，目标是充实社会资本，美化生活环境，增加休闲时间，提高老人保障，缩小中央与地方差距，普及创造性和国际性的教育等。然而，面对海部内阁遗留下的种种难题，宫泽在直面经济衰退逆流的同时，不得不忙于应付PKO法案和政治改革问题。

当上“船长”的宫泽继承了海部的思路，在联合国维和的旗帜下积极推动“向海外派兵”。在施政演说中宫泽将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PKO法案”)置于首要的位置。1991年11月27日，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议员的怒吼和谩骂声中，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在众议院国际和平合作委员会上强行通过了新的“PKO法案”。翌年6月15日，国会正式通过了该法案。与积极的改宪派中曾根不同，宫泽一直是坚持宪法第九条的护宪派，但在小泽等人力主向海外派兵做国际贡献的推动下，宫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姿态。1992年9月8日，宫泽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在柬埔寨和安哥拉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实施计划。9月17日，第一批先遣队423人前往柬埔寨，从此正式掀开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帷幕。

如何在“冷战后的时代”“构筑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宫泽主张“以日美欧为主体、以日美为主导”，特别是强调了“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两国在进一步加深经济关系以及包括促进相互理解在内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必须自觉承担共同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基于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要扩大政治对话机会，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挥作用”，^[9]“宫泽外交”意欲将日本外交变守势被动为积极主动，变经济外交为政治外交。

美国总统布什于1992年1月访日，经过首脑会谈，双方共同发表了《世界增长战略》、《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三个文件，确认了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着眼于中长期的双边合作。1993年4月，宫泽访美，与新总统克林顿的会谈中，双方就构筑包括安全、全球合作和经济在内的新型关系达成一致意见。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日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相对减少而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在谋求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日本做出让步，而日本在追求政治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在经济方面给与美国让步和支持。于是，在布什总统时，宫泽做出了190亿美元的美国汽车零部件采购计划，到克林顿总统时，宫泽又制订了13兆日元的内需扩大政策。美国则表明支持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

宫泽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1986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他就提出“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日本在国际问题上离不开美国，在亚洲问题上同样离不开中国”。^[10]上任后，他又多次强调“要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双方开展了一系列互访活动，其中天皇访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92年1月，渡边美智雄外相访华。4月6—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宫泽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再次强调指出：“今天的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时代。自苏联解体之后，正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要求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同贵国今后也将继续加深政治对话，以致力于实现‘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中日关系’”。^[11]

经过宫泽的多方努力，10月23—28日，明仁天皇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日本天皇访华，这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第一次。在欢迎宴会上明仁天皇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从此，我国专心致力于建立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新的友好关系”。^[12]对此，宫泽认为，“此次天皇访华，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交往中尚属首次。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一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时期，此行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www.daowen.com)

在政治改革上，以利库路特丑闻为契机启动的政治改革，迟迟不见进展。不仅各方意见不一，而且不少人表面上高呼改革，实际上内心并不积极。政界沉浮多年的宫泽本人亦深谙其中之道，对触及政治资金和选举制度的政治法案“敬而远之”，其中他本人就并不赞成小选举区制度。然而，自民党的金权体制积重难返，政治丑闻不断，持续冲击着“宫泽丸”这艘迷失了航向的大船。

宫泽上任不久，12月“共和事件”爆发，他手下的宏池会原事务总长阿部文男曾收受共和钢筋公司的大量贿赂，1992年1月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作为现任国会议员被捕，这是自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中田中角荣被拘捕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因国会处于休会时期，检查厅当局在没有递交逮捕认可申请书的情况下实施了逮捕，对政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宫泽政权来说，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东京佐川快递事件”曝光，总经理渡边广康被捕，其供认曾捐出22亿日元给12名政治家，舆论哗然。据《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宫泽内阁的支持率由成立之初的55.7％一路下跌，92年1月份降为40.3％，2月为32.2％，3月跌至26.5％，五个月间竟下降了一半多，这种情况前所未有。^[13]一度出现宫泽内阁“三月危机”说，有人推测宫泽内阁是否会倒台。为了渡过危机，迎接7月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力求加强凝聚力，一致支持宫泽内阁。中曾根称赞宫泽是“有毅力”的“顽强的男子汉”，年轻议员将宫泽政权称为“可信赖的正式政权”，金丸信大声疾呼：“宫泽政权不管是泥船还是木船，政治家都要与这条船共命运，同舟共济!”^[14]

然而，这位“政坛教父”其时也是自身难保。1992年8月，金丸信承认曾接受渡边的5亿日元“政治捐款”，决定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世会”会长的职务。这对将国会对策和党内事务全面委托竹下派的宫泽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9月，金丸信曾在竹下内阁成立之际，为了排除右翼团体的干扰而拜托日本黑社会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翌年3月6日，金丸信及其秘书因涉嫌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彻底对自民党丧失信心的国民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成千上万的抗议信寄往国会。金丸事件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了自民党的分裂。其时，宫泽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前夜。

1992年5月，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新党“自由社会联合”，不久改名为“日本新党”。同年10月28日，小泽、羽田孜等人反对小渊就任竹下派新会长，宣布脱离竹下派，成立“改革论坛21”。12月18日，竹下派正式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

围绕政治改革问题，具体该如何推进？众说纷纭，可实际上每个人都心中无数。以宫泽为代表的自民党“守旧派”认为自民党是唯一能胜任执政任务的政党，必须由自民党一党进行政治改革。1993年4月2日，自民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政治改革的四项法案：公职选举法法案、众议院选区划定委员会设置法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补助法案。社会、公明两党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法案。在法案审议过程中，由于在野党不满宫泽的做法，社会、公明、民社、社民联、民主改革联盟、日本新党等六个在野党联合提出了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结果由于改革“推进派”羽田派等的39人“倒戈造反”，6月18日，众议院以255票对220票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不信任案通过后，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21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23日羽田和小泽带领44名议员成立“新生党”，在日本政坛掀起一股新党热潮。

仓皇之间，宫泽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问信于民。1993年7月18日，大选结果揭晓。自民党获223席，未过半数；社会党由原来的137席降至70席；日本新党第一次参选就获得35席；新生党获55席，增加了19席；先驱新党获13席，增加了3席；民社党15席，增加1席；共产党15席，减少1席；社民联4席，与原来持平。三个新党在选举时高举“推进政治改革”和“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旗帜，发挥了鼓动民心的作用。态度暧昧、政策不明的社会党却丧失了众多选票。自民党虽未过半数，但实际上还比解散时多拿了一票，基本上持平。这也反映了日本民众对自民党不满的同时，也希望政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1993年7月22日，宫泽首相引咎辞职。“55年体制”瓦解，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8月6日，八党派联合的细川护熙内阁成立，自民党被拉下台沦为在野党。执政一年零九个月的宫泽，奔忙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舞台上和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内政中，意欲救自民党于政治丑闻迭出的“水火之中”，不可谓不尽心竭力，然而在政治体制“疲劳”，政治改革多年不见进展的情况下，自民党分裂而下台，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必然付出的“代价”。只是“大器晚成”的宫泽，做了这次值班“船长”，能力未及充分施展，自民党的大船就在他手中“沉没”了。于是，有人将身为第15任总裁的宫泽称为“自民党的德川庆喜”。因为120多年前的幕府末期，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宣告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

离开相位五年后，在小渊惠三首相的再三请求下，宫泽出任了小渊内阁的大藏大臣，启用前首相再次入阁在日本战后历史上还是首次。因战前的高桥是清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也有人将宫泽称为“平成的高桥是清”。随后，他又担任了森喜朗内阁的大藏大臣和财政大臣。2003年众议院大选时，因小泉纯一郎引进议员退休制，宫泽宣布引退，将自己的选举地盘让给了侄子宫泽洋一。2007年6月28日，宫泽在东京去世，终年87岁。

【注释】

[1]于闺娴译著：《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166—167页。

[2]清宫龙著：《宫泽喜一全像》，行研出版局1992年修订版，第87页。

[3]金熙德著：《日本外交30年——从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岛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4]清宫龙著：《宫泽喜一全像》，行研出版局1992年修订版，第174页。

[5]清宫龙著：《宫泽喜一全像》，行研出版局1992年修订版，第139页。

[6]清宫龙著：《宫泽喜一全像》，行研出版局1992年修订版，第258—259页。

[7]清宫龙著：《宫泽喜一全像》，行研出版局1992年修订版，第261页。

[8]芳贺绥：《宫泽喜一论》，《改革者》1991年第11期，第42页。

[9]弘中喜通著：《宫泽政权644天》，行研出版局1998年，第61—62页。

[10]于闺娴译著：《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366页。

[1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12页。

[1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50页。

[13]弘中喜通著：《宫泽政权644天》，行研出版局1998年，第143—144页。

[14]于闺娴译著：《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