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部俊树

(海部俊樹Kaifu Toshiki　1931.1.2—)

连任第76—77届(1989.8.10—1991.11.5)内阁首相

海部俊树(1931—)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昭和时代出生的首相，也是在日本政坛的“多事之秋”诞生的又一个出自自民党小派阀的首相。他年纪较轻，58岁就任首相，是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之一；他能言善辩，舌战政敌，堪称“日本政坛一流的雄辩家”。在出任日本自民党第十四任总裁、执掌政权两年零两个多月之后，还在55年体制崩溃后的多党联合政权时代，担任过自由改革联合的代表、新进党的第一任党首，还曾担任自由党、保守党和保守新党的最高顾问，成为日本政界有着近五十年议员资历的元老级政治家。

1931年1月2日，海部俊树出生于爱知县一宫市一个经营照相馆的家庭。1948年东海中学毕业。中学时代，他曾志愿加入少年航空兵，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实际上没有入伍出征。1951年中央大学法学专科毕业后，进入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学习，1954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研究生，直到1956年从早大中退。

海部自幼口才出众，在老师的指导下，从中学时代就筹建演讲社团，认真参与各地举办的演讲比赛，曾在全县的中学辩论赛上获奖。在中央大学时，因发表演说激烈批判美军的占领政策而被拘留。进入早稻田大学后，他认为政治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要有出色的、吸引人的口才。因此，他积极地加入了早稻田大学的“雄辩会”，砺练自己的演讲能力，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在当时的一次辩论大赛上，海部摘得了桂冠，雄辩会会长时子山常三郎教授(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校长)的点评是：“海部之前没有海部，海部之后亦不会有海部。”在雄辩会锻炼能力的同时，海部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毕业于早大、活跃于日本政坛的政治家，拓展了视野，坚定了其从政的决心。时至今日，海部一提起松村谦三先生，仍甚为激动。他说：“松村先生从那时起就说，中国必定会回到世界的大舞台，与苏联分手的日子指日可待。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1]此外，通过雄辩会，他还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如在政界的同期会员还有藤波孝生、渡边恒三，竹下登也曾是该雄辩会的会员。这种人脉关系，对日后海部的仕途升迁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然，海部真正步入政界的契机是，他在早大求学期间，担任了同县出生的众议员河野金升的秘书。据说，他与河野的相识也是得益于在故乡爱知县举办的一次青年辩论大赛，海部的“三寸之舌”赢得了评委会委员河野的赞赏。脚有残疾、拄着拐杖的河野，一次邀海部一起洗澡时，在浴室中赤身裸体地对海部说了一段话，令他终身难忘：“所谓政治，就是必须要让那些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洋溢着温情。要成为劳动大众和弱者的伙伴，不当这样的政治家是不行的。”^[2]由此，“给无光之处以关爱之光的政治”、“不视正直老实为愚蠢的诚信政治”，成为海部投身政界后一贯不变的政治准则。

1958年3月29日，河野金升英年早逝，享年49岁。两年后，他的夫人河野孝子将选举地盘让给海部。在1960年11月第29届众议院大选中，29岁的海部作为“唯一一个昭和时代出生的青年”当选为众议员，成为当时日本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被称为“日本的肯尼迪”，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也是29岁当选众议员的。他在早稻田大学大隈会馆召开的庆祝会上幽默地说道：“承蒙关照，这次我29岁当选为最年轻的议员。现在想来，我昭和2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第29届大选中，29岁当选，分到的房间是第一议员会馆六号馆的29号。……29是我作为政治家的幸运数字。既然如此，再过29年，如能得到各位支持，我打算当了总理大臣，回报各位的恩情。”^[3]从此，有人便戏谑地称他为“二十九先生”。如果当时他只是当做笑话随口说说罢了的话，那么，当他被邀请到美国，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后，肯尼迪成为海部活生生的榜样。“有志者事竟成”，有朝一日当选首相，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成为海部执着追求的理想。在首次竞选中三木武夫赠送的肯尼迪和三木的合影，也像传家宝一样，直到今天一直挂在爱知县一宫市海部俊树事务所的墙上。然而，令海部痛惜不已的是，美国的两颗政治巨星肯尼迪兄弟，居然相继陨落在暴徒的枪口之下……

海部当选后，追随三木武夫，加入了自民党内的小派阀三木派。他视三木为“理想的政治家”，成为三木的得意弟子，其政治信条是“简明、廉洁的政治”。在1972年7月5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当确认三木败给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时，三木旁边椅子上的海部嘴唇紧咬，双肩抖动，泣不成声。1980年河本敏夫继承三木派之后，海部继续拥戴河本，成为河本派的二号人物。海部与桥本龙太郎、藤波孝生等，被称为“新新领导”。

海部曾先后担任自民党青年局学生部部长、青年局局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1966年8月，出任佐藤内阁的劳动政务次官，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1972年出任众议院运营委员会委员长，1974年12月，在田中角荣被“金权政治”击倒后的动荡之中，椎名悦三郎以裁定的方式，将“清廉”的小派阀领袖三木推上了首相宝座。海部出任三木内阁的官房副长官，作为三木的左膀右臂，从此前第一线与在野党激烈交锋的“进攻型政治家”，转为辅佐执政的“防守型政治”。他与三木一起全力推动修改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和“公职选举法”，并且作为政府发言人在处理1975年12月铁路和社会服务行业的一次罢工中，从容上阵，名噪一时。1976年9月，海部被任命为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极力支持着三木内阁的工作。同年12月，三木辞职后，45岁的海部在三木的举荐下，就任福田内阁的文部大臣。1980年8月，海部出任自民党文教制度调查会会长，1985年12月，再次出任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成为自民党内文教政策的专家。

1989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失败后，宇野宗佑引咎辞职。在“金权丑闻”、“桃色丑闻”的打击下，自民党自感危机重重。党内舆论一致认为下届总裁必须是一位清新廉洁之士，能够确保下届众议院大选获胜，来扭转自民党衰败的颓势。于是，自民党本部决定，与“利库路特案件”有关的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渡边美智雄等派阀领袖不得参加本届总裁选举。自民党派系领导中只有元老级的河本敏夫与“利案”没有瓜葛，原本78岁的河本考虑到政治生涯来日无多，打算借机一搏，无奈党内普遍担心“元老政治”难以保证大选获胜而作罢。在当时政界中，新领导桥本龙太郎呼声最高。舆论调查表明，41％的人认为“桥本最适合当自民党总裁”，高出海部俊树一倍，在财界中支持桥本的占50％，而支持其他人的均不到10％。^[4]

然而，左右政治局势的最大派系领袖竹下登认为，本派的桥本上台会加速新老更替，“时钟不往前拨，也不倒拨”，决定举荐年龄适当、易于控制的河本派二号人物海部俊树。海部是竹下早稻田大学的校友，都是“雄辩会”的会员，二人关系密切，早在自民党青年局时代，他们就在一起共事，所以有人也称海部是“隐身的竹下派”。加之海部性情温和，形象廉洁，恰好是“竹下影子内阁”的最佳候选人。于是1989年8月8日，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和各都道府县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总裁，这是自1972年以来时隔17年后的又一次总裁选举，期间都是以各种名义派阀协商或个人指定的。结果在竹下派、安倍派、河本派和中曾根派等的联合支持下，海部以279票的压倒优势，击败林义郎和石原慎太郎，当选日本自民党第14任总裁。这次形式上民主的总裁“特别选举”，各派推出的不是别派的人，就是本派的新人。海部作为小派阀的新人，之所以能够登上总裁这个旋转舞台，同样是“利案”后遗症的结果，这与15年前海部的“师父”三木武夫在洛克希德案打倒田中的背景下出来“稳定政局”，颇有些相似之处，属于“乱世造英雄”。

在参议院自民党失去多数的“非常国会”的情况下，翌日的首相选举，众议院选出海部，而参议院选出了社会党的土井多贺子，根据宪法规定，首相选举两院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众议院的意见优先。于是，海部俊树当选为日本第76届首相，也成为日本42年来首位未获参众两院支持的首相。不管怎样，海部终于奇迹般地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当选议员29年后实现了首相之梦。

海部是日本政坛十个星期内换的第三个首相，能否成功地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事关他自身去留和自民党的命运。8月10日，海部组阁，为了塑造清新的形象，他排除党内的不满情绪，与利库路特案和洛克希德案有关的人员绝不任用，全部启用新人，宇野内阁成员无一人留任。在20名内阁大臣中有13人是首次入阁。并且，破天荒地首次任用了两位女性，一位是记者出身的56岁的高原须美子，出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另一位是61岁的森山真弓出任环境厅长官(不久改任，成为日本第一个女官房长官)。内阁成员中包括竹下派5人，安倍派4人，宫泽派4人，中曾根派4人，河本派2人，民间人士1人。小派阀出身的海部在保持派系平衡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大派系的竹下派和安倍派，所以海部内阁也被称为“第三个竹下内阁”、“竹(竹下登)、安(安倍晋太郎)管理下的过渡性政权”、“紧急避难政府”等，一度被视为是又一个“短命内阁”。

党内基础薄弱的海部，高举“政治改革”旗帜，主张“对话与改革”，积极改善自民党的形象。在继任不久10月2日的施政演说中，他首先强调，“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是内阁最重要的课题”，“为此，要诚心诚意地努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清新、信赖的政治”。在1990年3月第118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他再次指出：“要在反省利库路特案件的基础上，确立政治伦理，全力推进富有成果的政治改革，实现不依赖金钱的政治活动和以政策为中心的选举”，从根本上改革选举制度和政治资金制度。海部的形象和努力，终于使自民党在1990年2月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了稳定多数，暂时渡过了“难关”。

在消费税问题上，海部顶住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在野党要求废除消费税的压力，主张通过修改，将其“变成以加强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税收”。1989年12月1日，自民党确立了“关于重新认识消费税的基本方针”，经过协商，1991年5月，“消费税法部分修改法案”获得国会通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体制终结。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积极调整外交战略，目标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实现政治大国，以争取在未来国际新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海部利用日本作为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最大的ODA提供国的身份，积极推行“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这在日本外交史上亦属罕见。

海部上任后就宣称：“日本要重新研究、考虑为世界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要制订方策，开展流汗的有志外交”，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5]1990年1月9日，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6]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新时代的开端，日本要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工作，我们谋求的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保障和平与安全，^[7]而保障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标，那就是推动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框架下走出国门。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后，海部内阁向多国部队先后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可是被欧美各国批评为“只出钱，不出人”。关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问题，由于涉及“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鸽派色彩的海部一时犹豫不定，在干事长小泽一郎等人的推动下，海部最终同意派遣自卫队。同年10月，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PKO法案)，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加上在野党和舆论强烈反对，结果法案在众议院审议阶段成为废案。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督促下，1991年4月26日，日本派遣500名海上自卫队人员乘扫雷艇前往波斯湾扫雷，首次跨越日本领海进行活动。其真正重要的目的在于清除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外反对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碍”。翌年6月PKO法案在宫泽内阁时获得通过，海外派兵的实现，这其中海部亦“功不可没”。

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日本欲开展“大国外交”，构建所谓的“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仍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海部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指出：“为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必须以牢固的日美合作关系为基础。日美合作关系，不仅对我国的和平与繁荣，而且对亚太以及全球规模国际关系的稳定都不可或缺。”然而，在“敲打日本”的舆论氛围下，美国要求发展日美关系的必要前提是解决经济摩擦，并且日本要分担更多的安全任务。1989年8月30日，海部访美时，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时指出：“第一，日美关系从过去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已经转变为特别是以经济领域为中心的对等立场上的合作者，有时甚至是竞争者的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种种摩擦和对立，但日美关系整体上看是极其良好的；第三，日美两国到了必须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课题的时期，那就是不只是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维护世界经济的运转，而且还包括环境等诸多领域的问题。”^[8]海部以日美合作为基础，极力强化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www.daowen.com)

冷战体制的崩溃，使得日本和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空间明显增大。日本以欧洲地区为重点，积极“开创日欧关系的新时代”。1990年1月，海部首相先后访问了联邦德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梵蒂冈、波兰和匈牙利，在柏林发表演说，提出了所谓“新欧洲政策”。1991年7月18日，日欧发表了《日本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关系的联合宣言》，是双方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对话的目标和框架，以促进全面而广泛的合作关系，在日欧关系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年4月27日，即日本派出扫雷艇的第二天，海部俊树旋即出访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建立“共同思考、共同努力的新时代成熟伙伴关系”。较之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东盟政策，海部进一步明确指出日本将在建设国际新秩序上做出“政治贡献”。日本舆论界认为，海部的演说可以说是使“政治与经济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在日本对华关系处于困难的时期，海部继承前任的对华方针，逐步恢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1989年9月，日中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1990年4月以来，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前外相三塚博、前副首相宫泽喜一、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相继访华。1991年1月，藏相桥本龙太郎正式访华，此后同年3—5月间，通产相中尾荣一、外相中山太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政要相继来华访问。

在西方各国制裁中国的情况下，日本决定率先恢复对华的政府开发援助。1989年12月，日本宣布将分阶段取消对华援助的限制。1990年7月在休斯顿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认为“不应孤立中国，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很重要，日本应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公开表明日本将单独放松对华经济制裁，指出了日本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的历史，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在中国发挥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作用。会后日本立即宣布恢复第三批对华贷款，成为第一个放松对华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

1991年8月10日，海部首相访华，这是他担任首相两周年后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阵营首位访问北京的首脑。他在与李鹏总理的会谈中指出：“中日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日加强对话日益重要。稳定发展中日关系对亚太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海部还表明，将此前达成协议的第三次日元贷款中1991年度的1296亿日元贷款一次付给中国，并且增加150万美元捐款，支持中国救治水灾。翌日，海部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和中日关系》的政策演讲，提出了要加强“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他引用了中国古诗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这一警句，指出中日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成熟的睦邻友好阶段，中日两国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准备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但是“这绝不会导致我国重走威胁近邻各国的军事大国的旧辙。”^[9]海部在同年访问韩国、东盟国家之后，访问中国，标志着中日关系经历了1989年低潮后全面恢复正常，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的一点，海部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取得中国对日本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同情”或“谅解”。

海部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改变人们对他“不通晓外交”印象的同时，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外交成果加强政权基础”，特别是随着1991年10月总裁任期届满，海部考虑能否再次连任。

1991年的日本政坛注定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当年5月，“宰相之才”的安倍派领袖安倍晋太郎去世，竹下派的“新秀”桥本龙太郎又卷入证券丑闻，不得不在10月引咎辞职。在内政外交取得相当建树的海部，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9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海部政权的支持率高达56.7％。然而，缺乏派阀基础、势单力薄的海部，却遭到宫泽派、三塚派和渡边派的反对，派阀领袖宫泽喜一、三塚博和渡边美智雄相继亮相，准备出马竞选总裁，阻止海部连任。为此，海部高扬“政治改革”的金字招牌，力求推进改革，牵制反对势力。1991年6月，自民党总务会做出决议，决定向众议院提交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主要内容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资助法”的政治改革三法案。9月30日，在在野党强烈反对、自民党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渡边派的小此木彦三郎委员长在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委员会上以“审议未了”的形式，宣布三法案作废案处理。海部毅然决定要“下重大决心”，行使首相的杀手锏，解散众议院，问信于民。但是上述三派明确反对解散国会，正当海部准备孤注一掷解散众议院的关键时刻，自民党最大派阀竹下派会长金丸信的一声断喝——“不能解散国会!”彻底阻止了海部的政治决断，作为日本的最高执政者，如今连行使自身权力已不可能，竞选连任总裁的梦想亦瞬间化为泡影。

10月5日，海部黯然宣布不再参加下届总裁选举，“重大决心”的“壮志”将自己送上了下台的绝路。事实上，海部也很明白，从自己上台组阁到宣布去职，不是由国民投票决定的，而是自民党的派阀权贵们权衡利弊的“产物”，特别是号称“国王制造商”的竹下派老板的意志决定了自己的去留，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须说，这也是海部出身小派阀的“先天不足”造成的。问题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诡异性，造成了他们一次次漠视民意，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无形中加快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的终结。

【注释】

[1]丰田行二著：《海部俊树全像》修订版，行研出版局1991年，第27页。

[2]丰田行二著：《海部俊树全像》修订版，行研出版局1991年，第39页。

[3]丰田行二著：《海部俊树全像》修订版，行研出版局1991年，第56—57页。

[4]刘江永主编：《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5]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第34号，1990年，第283—286页。

[6]米庆余监修、肖伟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

[7]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1年，第290页。

[8]丰田行二著：《海部俊树全像》修订版，行研出版局1991年，第148—150页。

[9]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