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下登

(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　1924.2.26—2000.6.19)

出任第74届(1987.11.6—1989.6.3)内阁首相

竹下登(1924—2000)是日本昭和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理大臣，也是日本第一位地方议会出身的首相。他作为一名协调型的政治家，一个主张“忍耐、忍耐、永远能耐”的政治角斗士，被喻为日本政界的“阿信”，在政官财各界、朝野政党内外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作为日本自民党新一代领袖，创立了日本自民党内最大的派阀——经世会。竹下凭借着人数的优势，在其辞职后，“竹下政治”仍掌握着日本政权主导权，支配性地持续影响了20世纪最后十余年的日本政局。

竹下登1924年2月26日生于日本岛根县饭石郡挂合村一个酿酒之家，父亲竹下勇造担任过岛根县议会议员和挂合村村长。1942年4月竹下登考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1944年8月加入陆军航空兵，成为一名特别驾驶见习军官，也就是特攻队，然而在战败的大局临近时，因燃料不足，竹下始终未登上战斗机。^[1]战败复员后，他回到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学习。1947年9月大学毕业后，竹下回到故乡岛根县，战后日本凋敝破败的情景，激发了他从政的决心。他担任挂合中学英语教师的同时，积极投身青年团工作，创办了“模拟国会”活动。1950年被选为岛根县联合青年团团长。从1951年4月起的七年间，他两次当选为岛根县议员，并曾担任自民党岛根县联合会副干事长。1958年，34岁的竹下以岛根县选区的最高票数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步入中央政界的竹下登，追随佐藤荣作，深受佐藤和派内实力人物桥本登美三的赏识，尊佐藤为“严父”和“恩师”。1963年12月，竹下出任池田内阁通产省政务次官。1964年11月佐藤内阁成立，竹下被提拔为官房副长官，作为新一代领袖初次崭露头角。1971年7月，47岁的竹下正式入阁，成为佐藤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在佐藤任内的一次宴会上，他用新填的歌词情不自禁地吟唱了一首“咚咚锵”小调，展示了追求最高权力宝座的抱负。歌词如下：

讲和条约　吉田茂

日苏协定　是鸠山

今日佐藤　冲绳返

十年之后　竹下登

咚锵咚咚锵　咚咚锵

佐藤政权　稳又稳

后继田中　或福田

虽说人才　数不清

十年之后　竹下登

咚锵咚咚锵　咚咚锵^[2]

1972年佐藤下台后，竹下追随田中角荣，继续担任田中内阁的官房长官，成为田中派重要的实力人物。此后，还历任三木内阁的建设大臣、大平内阁的大藏大臣和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在党务方面，1966年8月至1970年10月的约五年间，竹下出任自民党国会对策副委员长，1972年任首席副干事长，福田内阁时期，任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长，大平内阁时，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1981年铃木内阁时，出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干事长代理，1986年任中曾根内阁时的干事长。长期的党务工作，进一步锻炼了竹下的协调能力，也让他结识了党内外诸多政治家，为其独立支撑门户奠定了基础。

田中角荣1974年辞职，1976年因洛克希德案件被捕。为了赢得官司、东山再起，田中迟迟不肯让权，既不指定本派的接班人，在几次总裁选举中也不提出本派的候选人，而是继续扩充着派系势力，成为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自己作为“幕后将军”和“首相制造者”，仍旧左右着政权，操控着政局。战后的日本自民党，经历了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的第一代领导，在第二代领导人“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恩怨之争硝烟殆尽之时，第三代领导人的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和宫泽喜一等人已经悄悄地介入了世代交替的夺权斗争。

面对这种动向，心存戒心的田中表示：“看来今后得让竹下干些杂务啦”。^[3]于是，他故意折磨、刁难竹下，让竹下干些派内的事务性工作。派大必分，这也是派阀政治运作的自然逻辑。“月亮不会总是圆的，到时候也会变得残缺不全。”已故政治家田中六助(原自民党干事长)生前曾经这样评价不断壮大的“田中军团”。^[4]当田中的超级军团内部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时，分裂似乎已成必然，因为这些后起的精英们不希望再看到老头子田中重登总裁宝座。

1985年2月7日，羽翼渐丰的竹下登在其儿女亲家金丸信(田中派元老之一)的大力支持下，不顾田中的劝阻，毅然成立了政策学习会“创政会”，参会者有40名议员，为其参加总裁竞选做着准备。田中禁不住打击，一气之下，病倒住院。树倒猢狲散，不久田中派内部实际上分为二阶堂进派、创政会派和主张融合的中间派。1987年7月4日，竹下拉出原田中派的百分之八十的人马共113名议员，成立了“经世会”，树起了竹下派的大旗。长达十五年的自民党主流派的田中派土崩瓦解，“三角大福中”的时代，也一举变为“安竹宫”(安倍晋太郎、竹下登、宫泽喜一)的新时代。

随着自民党总裁中曾根的任期到10月30日届满，自民党各派分别推出竹下登、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作为总裁候选人。为了避免无谓的竞争，引起自民党分裂，自民党内部试图通过协商确定一个总裁候选人，无奈各方互不相让，最后决定由即将卸任的中曾根康弘“指定”后任总裁。1987年10月20日午夜0点30分，自民党政调会长伊东正义将三人召集到自民党总部，当场打开了中曾根康弘首相刚刚交给他的一个密件，宣读道：“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让竹下君当总裁候选人”。表情呆滞的竹下登，一时不敢相信。伊东正义接着补充说：“总裁对你们三位有一个口头要求……为了确立举党体制，希望安排未被指定的安倍君和宫泽君分别担任干事长和副总理。”^[5]

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内阁成立。在内政问题上，他在继承中曾根路线的同时，显露出了“竹下色彩”。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强调了加强“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与鹰派作风的中曾根不同，给人以“鸽派”印象。

面对中曾根内阁大刀阔斧的改革留下的诸多问题，如教育改革、土地问题、税制改革和国会改革等，如何进一步完善措施，深化改革，成为竹下登的历史使命。用竹下派一位干部的话说：“中曾根内阁推行各种改革，结果到处出现龟裂、扭曲，而今当务之急是弥补、修复。这对竹下这样的协调型政治家倒是胜任的。”^[6]

竹下内阁在内政上最大的成绩，就是成功实行了消费税。随着日本发展为经济大国，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赤字日趋严重。为了健全国家财政，促进经济发展，建设福利国家，消费税的引进成为这一时期政府一项重大的改革目标。

早在1978年9月福田赳夫执政时期，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就公布了《引进一般消费税草案》。1979年11月，竹下登应大平正芳首相的请求，出任大平内阁的大藏大臣，正式着手引进“一般消费税”。1982年11月中曾根组阁时，中曾根恳求田中角荣，让竹下再次出任藏相，以推进“销售税”的工作。竹下在优先进行行政改革的同时，有条不紊地开展了一些税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也在暗中考虑为自己将来一旦登上首相宝座预留着政绩。

1986年7月，第三届中曾根内阁成立时，竹下被任命为自民党干事长后，推进“销售税”的动作却突然慢了下来。一位当时的中曾根派干部，后来愤愤不平地说：“在当时的‘销售税国会’中，掌握着法案的成立与否的，是竹下干事长和藤波孝生国对委员长这一对搭档。藤波虽然是中曾根派，但他更倾向于竹下，因为竹下是他早稻田大学的前辈校友。别人不说，首先这对搭档本身，对销售税的成立就缺乏热情。他们放弃销售税，而是在国民呼声强烈的减税上大下功夫，从而充实了他们的功劳簿。

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背后少不了竹下在自民党内和在野党中所做的巧妙安排，即利用在野党的‘反对销售税，赞成减税’的呼声，来对付自民党内部的销售税赞成派，为此他一定没少活动……由于这些原因，销售税最终成了废案。为此中曾根的领导能力遭到了怀疑，而他进军‘三选’的梦想，也因此变得软弱无力而夭折了。看来这都是预谋夺取天下的竹下的可怕的计谋。”^[7]

在中曾根行将下台之前，竹下登高调打出了税制改革的旗号。首相梦如愿以偿的竹下，一待上台便改变以往隐忍的作风，断然推进税制改革。1988年1月25日，他在第112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了要倾其所力来实现根本性税制改革的决心。面对在野党的反对和自民党内的部分消极态度，竹下以退为进，排除抵制，将反对势力拖入对税制改革的讨论中。

6月14日，自民党税务调查会提出了《税制改革大纲》。23日竹下在出访地夏威夷与同行记者的会谈中，表明为了法案成立，不惜“赌上内阁的命运”。6月28日，内阁会议通过了《税制改革纲要》。7月29日，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包括所得税·居民税减税、法人税减税、继承税减税、既存间接税减税、引进消费税增税等内容的“税制改革相关六法案”。竹下在当天的施政演说中，再次表明“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将奉上余生，竭尽全力来解决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野党赞成减税，却强烈反对引进消费税。随着9月末国会会期临近结束，竹下不得不大幅延长会期到11月24日。经过与公明党和民社党的协调，11月16日，在众议院大会上自民党单独强行通过了该法案。在自民党将国会会期再次延长到12月28日后，终于在12月24日，参议院也通过了上述法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竹下，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夙愿。(www.daowen.com)

“自己多流汗，功劳让别人”，这是政治家竹下的口头禅，但在消费税改革这件事上，竹下当仁不让地将其收归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当然，这与擅长搞国会对策的竹下的缜密计算和周到的私下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利库路特丑闻的影响下，“这是在对政治不信任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必须要干的一件事。我想只有竹下内阁才能干成这件事。如果没有竹下先生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是干不成的。”^[8]自民党的元老后藤田正晴在回忆中如是说。

外交往往被认为是竹下的弱点。竹下显然不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那样以漂亮的首脑外交和出色的表演能力赢得人心，而竹下恰恰相反，属于那种“自下而上”的典型的保守型政治家，缺乏外交家那种逢场作戏的煽情能力。然而，竹下认为，“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是内政”，这也符合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逻辑。他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的政策构想中提出要推行“诚实的外交”。即以日美友好关系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团结，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特别是与亚太各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为了世界经济的繁荣，要形成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的日本市场”；坚持日美安全体制，在不走“军事大国”道路的情况下，适当增强防卫力量，积极地分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并以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强化健全综合安全保障体制；推进“文化外交”，活跃“民间基层外交”等。^[9]

1987年12月，上任40天的竹下登首相，打破日本首相上台后首访美国的惯例，选择东南亚作为首次出访地区。应该说这种破例之举，并非是出于简单的日程安排上的不便，而是像他的前任中曾根首访韩国、铃木首访东盟五国一样，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长、国际地位提高，以及经济区域化形势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日本将亚太视为其推行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的具体表现。出访东盟期间，竹下首相作为唯一的非东盟成员国政府首脑被邀请出席第三次东盟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表明“要与东盟保持紧密联系，发挥积极作用”。1989年5月，竹下登再访东盟各国，提出了“国际合作构想”的三根支柱：为了和平，强化合作；扩充、强化政府开发援助；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而且，表明日本今后要把东盟作为“国际合作构想”的最重要对象地区之一。

正如竹下登所言，“只有日美关系才是日本外交不变的基础”，“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了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然而，由于日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公共工程招投标、半导体贸易、日本巨额贸易顺差和稳定汇率等四大难题的影响，两国关系变得比较紧张。如何缓减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

1988年1月13日，竹下登忐忑不安地踏上了访美之旅。在与里根总统的会谈中，竹下登表明，日本将努力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将应美方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费(1988年度增加5.2％)，达到270亿美元，并且要负担23亿美元的驻日美军经费。而在农产品贸易、半导体贸易和公共工程等问题方面，竹下则仅表示出了积极协商解决的态度，避免做出具体承诺。在翌日全美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竹下则大加宣传，要建立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日本”。1989年2月2日，竹下登再度访美时向布什总统表示：“作为全世界的民主领袖，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我期待你，总统先生，明智而坚定地领导，你将得到我的充分支持。就我而言，我将继续追求我的外交目标：日本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10]竹下旨在通过充当美国的支持者，来换取美国对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支持。

基于重视亚洲的政策，竹下上台后对中日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他在第112届国会(1988年1月25日)施政方针的演说中强调：“与中国保持发展良好、长期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政府将继续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等两国间达成的各项原则，进一步强化两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通过两国首脑会谈，将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赖”。^[11]

1988年8月25—30日，竹下登首相正式访华，表明日本政府决定提前一年(即于1989年度)提供完第二次日元贷款，并从1990年起在六年内提供62亿美元(约8100亿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在26日竹下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邓小平对日本对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他说：“你这次带来的‘礼物’不算轻，我们欢迎，感谢。但我还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对华技术转让。从而提高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这比62亿美元更重要；二是来华投资、合资、独资都可以。我们更希望独资，特别欢迎日本中小企业到中国来。”邓小平表示，在技术合作和投资方面就拜托首相和在座的诸位日本朋友。邓小平这种真诚的感谢，不仅感动了竹下登，也引起了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日本报纸在报道此次会见时，普遍对邓小平的欢迎和感谢日本提供贷款一事感到惊讶，称这是“异乎寻常”的，是“邓第一次对外国首脑致谢辞”。竹下登也表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计划是可能的，日本将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这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针对中曾根时期发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和日本军费增加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情况，邓小平说：“我希望我们之间能以首相的来访为起点，建立起不亚于田中、大平时代的新关系。我讲田中、大平时代两国的关系较好，是因为两国互相信任。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也必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竹下听后表示，十分理解邓小平讲话的含义。^[12]

竹下在会见李鹏总理的时候，也曾表明日本政府以对过去历史进行严肃反省为出发点，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关系四项原则为依据，继续重视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不变。然而，在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竹下的态度含糊，没有明确的深刻反省之意。1989年1月17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新天皇明仁继位，新年号为“平成”。2月14日，竹下在众议院大会上表示，“上次大战的宣战布告是在国务大臣辅弼下发布的。那场大战是不是侵略战争？这个问题，如我常说的那样，应该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13]对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竹下采取了模糊的回避态度。同日，内阁法制局局长官味村治也说，无论是根据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昭和天皇对战争不负有任何责任。此间，媒体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2月16日指出，“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和战争的责任是历史事实，谁也不可能改变。”2月24日，竹下登临时决定在首相官邸会见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前来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钱其琛外长，重申了坚持《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2月27日，竹下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上原康助的质询时，明确表示过去的战争给邻国造成了重大伤害，侵略的事实不能否认。^[14]

1988年7月，在竹下着力推动消费税之际，利库路特丑闻披露于报端，日本朝野震惊，竹下政权遭到沉重打击。原本政治评论家预言执掌自民党第一大派系且长于内政的竹下将是一个长期政权，却由此而不得不落得了一个“金权政治”牺牲品的宿命。随着利案调查的深入，竹下内阁的支持率急剧下降，由1987年11月成立之初的48％，降至1988年12月的29％。1988年12月9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因涉嫌利案而辞职。12月27日，竹下欲通过改组内阁来改变不良形象，却不料两天之后的29日，曾表白清廉的新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和法务大臣长谷川峻都被迫供认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30日，长谷川在舆论压力下辞职，任职仅三天就辞职，创下了战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任职最短的纪录。半个多月后的1989年1月24日，竹下改组后的内阁成员、经济企划厅长官原田宪又因收受该公司的政治捐款而引咎辞职。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竹下内阁先后三位大员涉案去职。

进入1989年4月，竹下本人收受利库路特公司政治捐款和非公开股票的信息相继被披露，恰好这个关口，其力推的新消费税开始正式实施。在利库路特丑闻和消费税风波的双重冲击下，竹下政权四面楚歌，支持率急转直下，由3月12日的13.1％，3月29日的9％，跌至4月14日的3.9％(共同社电话舆论调查)，再创日本历史上的最低记录。4月22日，竹下前秘书青木伊平在198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曾接受利库路特公司5000万日元的贷款一事又被揭发出来。自民党部分议员也表明竹下内阁可以在适当时候辞职的态度。财界代表之一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石原俊也要求竹下辞职。4月23日，连他的邻居约60多人也在竹下的府邸周围(原佐藤荣作的宅邸)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竹下取消3％的消费税，然后辞职。本想“一忍到底”的竹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4月25日，突然宣布辞职。翌日，前秘书青木自杀身亡，为利案和日本政局涂上了一层迷雾。在竹下宣布辞职后，竟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总裁职位无人竞争的局面。竹下不得不苦撑到6月3日，将一副烂摊子交给了下任宇野宗佑的手中。

辞职后的竹下，作为日本自民党最大派系的掌门人，仍然对日本政权保持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先后参与“制造”了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村山富市等几届内阁后，继续推出了竹下派出身的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执掌政权，影响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届内阁。1991年，竹下出任自民党最高顾问。1992年10月，竹下派分裂。1999年4月因病入院，2000年5月，宣布退出政界，同年6月19日去世，终年76岁。

【注释】

[1]日本时事通信社政治部编，柳伟雄等译：《日本首相竹下登》，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2]小林吉弥著，曹亚辉译：《世界政要御人方略竹下登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3]盐田潮：《金丸信为何制造了竹下政权》，载于《潮》1988年1月。

[4]日本时事通信社政治部编，柳伟雄等译：《日本首相竹下登》，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5]菊池久著，明华译：《总理大臣竹下登》，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6]日本时事通信社政治部编，柳伟雄等译：《日本首相竹下登》，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7]小林吉弥著，曹亚辉译：《世界政要御人方略竹下登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8]后藤田正晴著，王振宇、王大军译：《情与理——后藤田正晴回忆录》(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45页。

[9]日本时事通信社政治部编，柳伟雄等译：《日本首相竹下登》，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206—207页。

[10]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政策当前文件》，1989年，第535页。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97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56页。

[11]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第32号，1988年，第304页。

[1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99—700页。

[13]1989年2月14日第114届众议院大会，日本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http://kokkai.ndl.go.jp/

[14]日本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http://kokkai.ndl.go.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