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武夫

(三木武夫Miki Takeo　1907.3.17—1988.11.14)

出任第66届(1974.12.9—1976.12.24)内阁首相

三木武夫(1907—1988)是当代日本政界元老，有“议会之子”和“巴尔干政治家”之名，在日本政治的多事之秋，继田中角荣之后出任首相，当政两年。

1907年3月17日，三木出生在德岛县板野郡御所村一个农业兼营肥料业家庭，是家里独生子。三木从小是个有正义感、勇于追求真理的少年。在御所小学的六年中，除图画、手工课外，其他各门功课均属上等，操行得分出众。

小学毕业后，三木考入德岛商业学校，在校时参与校棒球部管理，为筹措活动资金，组织过义卖会。由于校方扣留了义卖的多数收入，引起学生不满，三木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遭到校长训斥。为此，三木号召全校同学举行了该校成立以来第一次罢课。为期一周的学潮，导致校长降级、三木等三名学生被开除。

三木离开德岛商业学校后，转学到私立中外商业学校学习，并成为该校“鹤立鸡群”的优秀生。后考入明治大学商学系，在学校辩论部以能言善辩出名。

1929年，三木从明治大学毕业，拿着父亲给他的5000日元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35年毕业回国时，绕道欧洲，在日内瓦旁听了国际联盟大会。这一切对他毕生从事政治活动很有影响。

三木回国后，重返母校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的政治家中，像三木这样长时间投入学习的实不多见。

1937年，三木刚从明大法律系毕业，便听到林铣十郎首相“过河拆桥”、蛮横解散国会的消息，他气愤填膺，决定参加议员大选。同年4月在家乡德岛县一举当选时才30周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众议院议员之一。^[1]

就在这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则建立起法西斯专政体制。随着战局的发展，头脑发涨的扩张主义者又发出对美英开战的狂妄叫嚣。三木在美国留学多年，深知美国力量的强大，为阻止这场冒险的“大东亚战争”，他与贺川丰彦等人组织起日美和平同志会，召开日美亲善国民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日美不可开战”的演说。由于与军部控制的政府唱对台戏，在1942年的翼赞议员选举中，没有成为大政翼赞会的推荐议员。虽然如此，由于反战势力的支持，他仍以非推选议员身份，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日本战败投降后，三木一度静观事态发展。1945年底加入日本协同党，后任该党委员长。1947年3月，协同党与国民党合并，组成国民协同党，三木任该党书记长。片山哲组织社会、民主、国协三党联合政府时，三木以国协党领袖身份入阁，担任邮政相，当时只有40岁，是战后以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

从1950年起，国民协同党几经演变，经过国民民主党(1950年4月)、改进党(1952年2月)、日本民主党(1954年11月)，于1955年11月并入自由民主党。在此期间，三木历任国民民主党和改进党干事长、自民党顾问，出任鸠山内阁运输相。此后，历任石桥内阁时期自民党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岸信介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池田内阁科学技术厅长官、佐藤内阁通产相、外相、田中内阁国务相、环境厅长官。

三木的这些经历，确立了他在战后政党政治中堪与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老一辈领袖人物并驾齐驱的地位，然而就是不能担任党的最高领袖，问鼎最高政治权力。当他以一党领袖就任片山内阁大臣时，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等还只是担任着次官以下职务，然而这些党内的“后辈”却捷足先登担任了首相，原因就在于池田等人是自民党主流派的嫡系，而三木虽为党内元老，却只能在党内处于“旁流”位置。因此，尽管他几次竞选总裁，总是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与具有“决断力和实行力”的田中角荣相比，人们认为三木是喜欢追求“理性”、“舍实求名”的政治家。岸内阁时，因反对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退出内阁，还拒绝出席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国会表决。佐藤内阁时期，反对佐藤首相的主张，坚持归还“无核冲绳”，并在1972年4月访问中国，公开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它不可分割的领土”，呼吁尽快恢复日中邦交。^[2]这些举动，往往是站在社会正义的一边而与现政府立场对立，给人留下了“诚实与清廉”的印象，在民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

三木在自民党内经常身处逆境，被称为“巴尔干政治家”。^[3]对此，他毫不避讳，反而引为自豪。他认为，当今世界各国都已成为在困难的国际关系中探寻出路的“巴尔干国家”，即使像基辛格国务卿那样有名的人物，也不外是个“巴尔干政治家”。所以，“不仅国际问题，在国内问题方面，也越来越需要这种‘巴尔干’政治家”。他坚守的理念是，既不能同意社会主义，也不能“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立场”，而应当采取“革新的保守立场”。^[4]

1974年11月，田中角荣因石油危机对日本社会的猛烈冲击和《文艺春秋》载文对他的批判，决意辞掉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职务，自民党内再次掀起争夺总裁职位的混战，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党内最大派系领袖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身上。但是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大有一决雌雄、不惜党内分裂的危险。椎名悦三郎受田中委托，在与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等四位派别领袖协商的基础上，断然做出裁定，由三木武夫担任新总裁。

新总裁即新首相，姗姗来迟的三木政权就这样突然降临了。“椎名裁定”不仅让朝野内外惊讶，就连三木本人也缺乏思想准备。当他听到裁定结果时，情不自禁地喊了声“晴天霹雳”。^[5]

三木是自由党中屈指可数的元老之一，当选总裁不足为奇。但从现实上看，三木派在派系林立的自民党内只是个小派别，要维持政权，必须有其他派系的支持与合作。为此，三木在安排内阁成员时，充分考虑了各派的利益，故三木政府被称作“派阀均衡内阁”。

舆论揭露田中的政治丑闻后，社会上反对自民党“金权选举”、“派阀政治”之声愈加高涨，自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急剧下跌，对此三木极为忧虑。为了改善自民党的形象，三木一上任，便把改造党的现行体制、推进自民党的所谓“现代化”作为大事来抓，这具体体现在他向政府及国会提交的关于总裁选举与议员选举的三法案中。

关于总裁选举，三木认为，现行的党总裁由全国和地方议员选举产生方式是“万恶之源”。主张先由十名以上国会议员推出候选人，再经地方全体党员投票复选，根据得票多少确定前两名，最后由党的国会议员选出其中一人为总裁。

关于政治资金的规定，他主张三年后改变主要由个人捐献政治资金的做法，作为过渡性措施，暂时按法人的资本量规定其最高捐款额，以防止企业与政治的粘合。(www.daowen.com)

关于修改公选法，他主张扩大选举的公共监督，强化连座制，严禁违法选举行为，对违法者的审理要在一年内结束。^[6]

尽管这些修改方案并不彻底，但因触犯了自民党禁区，因而在参、众两院审议时，遇到了自民党方面的强烈抵制。政治资金规制法和公选修改法几经波折，勉强得以通过。总裁选举法案一再修改，结果不了了之。

三木还向国会提交了禁止垄断法修改案，旨在分割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的大企业。由于触犯了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的根本利益，国会审议时阻力重重，结果成了废案。

给三木政权以毁灭性影响的，是洛克希德事件引起的连锁性反应。1976年2月5日，报界首次披露了这一案件，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副经理柯钦在美国国会上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委员会上有如下证词：洛克希德公司为向日本推销三星飞机，向日本政界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及丸红、国际兴业等公司提供了30亿日元活动费，还暗示说政府中有一两个高级官员也得到了这笔钱款。这个消息犹如一枚重型炸弹落入平静的湖面上，立即在日本朝野掀起轩然大波。

三木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很迅速，2月6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即使涉及到日本政治名誉，也要查明问题”，“如有触犯法规之处，必须严加处理。”^[7]接着，他根据国会要求，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要求美方“公布全部有关资料”。3月，日美两国达成《司法互助协定》，决定两国司法部门互通情报。

三木内心究竟怎样想姑且不论，其对追查洛案的积极态度却捅了马蜂窝，自民党中“倒三木”运动接踵而来。先是椎名副总裁站出来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要求三木代表政府就洛案事件向国民道歉，把案子全部委于司法部门处理，并在整党后辞职。三木在舆论声援下进行了反击，椎名害怕有“掩盖洛克希德案件”之嫌，不得不退回幕后。

接着，河野洋平等六名自民党党员发表“与腐败诀别”声明，并为“确立新自由主义”“脱离上通下达僵板的政治”，6月25日退出自民党，打出“新自由俱乐部”的旗帜。这一行动对三木的总裁地位是个很大冲击。

随着洛案调查的进展，有关行贿受贿嫌疑者纷纷被捕。7月27日，田中角荣被捕，洛案调查进入高潮。

田中被捕后，田中派议员立即做出要求三木下台的决议。以三朝原雄为首的党内中间派议员，则为摆脱自民党倍受舆论围攻的困境，发起议员签名运动，组成自民党参众两院270余名议员参加的“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要求召开国会之前，三木总裁等所有领导人辞职，然后进行党的改革。

当时的日本政局，“如同一辆完全失控的汽车，整天在那里兜圈子”，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与来自党内的倒阁运动，使三木腹背受敌，但他仍“像一只受伤的狮子那样”顽强搏斗，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交出政权。

经多方协商，自民党接受了中曾根提出的妥协方案，党内的尖锐冲突暂时平息。之后，三木改组了内阁并召开了临时国会，但也只能是维持现状，难以有所作为。

1976年12月，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当选议员数有史以来首次跌至总议席半数以下，遭到惨重失败。随后，三木率内阁辞职。

三木虽然离开相位，但三木派在自民党内仍具有一定的实力。20世纪80年代，三木担任自民党最高顾问。到1987年，其众议院议员生涯已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纪。1988年11月去世，享年81岁。

【注释】

[1]大江可之编著：《原总理三木武夫议员五十年史》，日本国体研究院1987年，第95页。

[2]中村庆一郎著：《三木政权》，行政问题研究所1981年，第19—20页。

[3]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宰相们》，中央公论社1995年，第249页。

[4]三木武夫：《与议会政治同行：三木武夫演说发言集》下卷，三木武夫出版纪念会1984年，第267页。

[5]《朝日新闻》，1974年12月2日早报第3版。

[6]《朝日新闻》，12月27日晚报第1版。

[7]第77届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录第9号，1976年2月6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