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光政

(米内光政Yonai Mitsumasa　1880.3.2—1948.4.20)

出任第37届(1940.1.16—1941.7.22)内阁首相

米内光政(1880—1948)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第四任内阁首相，战后不但未被追究战争责任，反而与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宇垣一成一起，受到东京审判主任检查官基南的招待，被授予“日本爱好和平者代表”称号。有关他的传记评论也不乏褒奖之辞。那么，米内究竟是何许之人？

1880年，米内出生在岩手县，1901年海军兵学校毕业后，在海军磐手、新高、敷岛、萨摩、利根等舰上服役，参加了日俄战争。后进入海军大学学习，1914年作为该校甲种学生毕业。次年被海军派驻俄国、德国使馆，回国后历任春日、扶桑、陆奥等舰舰长。1925至1937年间，历任第二舰队少将参谋长、军令部第三班长、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镇海要塞中将司令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等职。从1937年2月起，连任林铣十郎、第一次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三届内阁海相，晋升为大将。由于米内长期在海军中担任要职，活动区域很大，交际甚广，任海相期间，一直有山本五十六次官等鼎力协助，成为海军中实力派，掌握了海军的统治权。

1937年6月近卫首次组阁时，米内留任海相。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政府决定就地解决、不扩大的方针时，米内是支持者。但是，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驻上海日军蓄意扩大事态，制造武装冲突。内阁开会时，米内催促陆军做好动员准备，并与近卫首相、杉山陆相及广田外相协商，内定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在正式决定向上海派兵的内阁会议上，米内带头叫嚣“不扩大主义已不存在”，甚至主张占领南京，与“七七事变”时的米内判若二人。^[1]如果说陆军是华北“七七事变”的发动者，那么可以说，以米内为代表的海军决策者，比陆军更积极地推动了在上海的侵华战争。米内本人也因对华作战有功，被授予金鵄勋章。

侵华战争的第一年，日军在战场上步步得手，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与此同时，通过德国斡旋，中日政府间的谈判也在进行。为军事上的胜利冲昏头脑的近卫政府，接连向中国提出极为苛刻的谈判条件，因中国方面反应冷漠而恼羞成怒，决意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参谋本部鉴于对苏备战需要，主张继续与中国谈判，而米内却是主张停止谈判的对华强硬论者。会上，他申斥参谋本部代表说：“参谋本部不相信政府吗？如果这样，就必须是要么参谋本部下台，要么内阁下台……”，^[2]结果，谈判论者屈服，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从而将日本推上欲胜不能、欲罢不忍的长期侵华战争道路。由此看来，米内在侵华问题上不能逃避责任，更不是什么“爱好和平者代表”。

在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问题上，米内是反对论者。在担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及平沼内阁海相时，始终主张缔结一个旨在以苏联为对象的反共协定，这与陆军倡导的广义军事同盟论，即把美英也作为对手的观点确有不同。然而，米内无非代表了统治阶层中全力侵华、避免四面树敌一派人的观点，这并不能说明他“爱好和平”，充其量是要对美英“和平”而已。

1940年1月，阿部信行内阁因内外政策连遭败绩总辞职。近卫本是首相第一人选，但他不愿接过“烂摊子”。结果，“几乎仅凭内大臣汤浅仓平的独断”，时任军事参议官的米内光政接下了政权。

米内内阁于1940年1月16日宣誓就职，核心人物由米内、有田、石渡等日德意军事同盟消极论者组成，同时为政党人士安排了四把交椅。新政府一上台，便被国内外舆论定性为“维持现状”内阁。

2月1日，因政府变动休会的第75次议会复会，米内在议会发表了简短的施政演说，处理“中国事变”、“国内问题”、“国际问题”成为三大施政要点。

议会复会的第二天发生的一件插曲是，政友会议员斋藤隆夫发表“反军反政府演说”。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讲中，斋藤以犀利的言辞，猛烈抨击对华战争以来历届政府的失策，谴责政府不顾国民死活、压制言论等反动行径，认为“政府首脑部缺乏责任感，缺乏断然实现自己信念的决心和勇气”，要求新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中国问题对策。^[3]米内在答辩中没有反击，只是做了“遵照坚定不移的方针，采取一切手段，为解决时局向前迈进”的原则说明，努力表现首相的风度和沉稳。但是，斋藤演说在议会中掀起波澜，招致陆军及各政党的联合围剿，议会以亵渎“圣战本义”罪名将斋藤除名，连同情斋藤的十几名议员也被各自政党赶出党外。

在如此恐怖的气氛下，第75次议会成了政府的附属品和应声虫，政府提出的各项议案几乎全部无修改地顺利通过，其中包括军费额占72％、总支出为103亿日元的1940年度预算案，其他被通过的法案多达110件。

米内内阁时期，国内战时体制得到了全面加强。全面侵华以来的三届内阁，为平衡财政收支，筹措战争资金，先后进行了三次临时性增税。米内内阁为实现“租税大众化”和增税制度化，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减少免税点，挖掘新税源，实现中央财政集权化与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均衡分配。由于建立新税收体系，1940年度增加税收9亿日元，其中政策性增收部分达6亿多日元，相当于前三次增税总和的三到四倍。^[4]

物价问题是导致阿部内阁垮台的重要原因，米内内阁成立时，一度被讥为“无米内阁”政府的对策是，4月1日设立物价对策审议会，米内亲任会长。该机构推行的物价管制措施包括：全面制订一般物品公定价格，禁止或限制非急需物品的生产和销售，取缔黑市交易等。结果，米内内阁时期的物价指数比前内阁时期下降了5％。但这是表面现象，“不变的只是指数”，实际物价仍在上升。(www.daowen.com)

关于重要战争物资及一般生活用品的统制也在切实加强。通过成立钢铁联合会，制订“煤炭供给法”，政府加强了对生产、供应、调配等各个环节的干预。在“确保战时国民生活”名义下，一般生活必须品，如米、糖、火柴等，实行凭票供给制。政府还在《奢侈品等制造销售限制规则》中，对贵金属用品、高级衣料、家具、高级玩具的产销做了具体规定。甚至具体到明文规定禁止出售人均五日元以上菜肴、一角以上的醋鱼饭团、二角以上的炸虾等等。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第一次近卫内阁创造的对国民进行政治、思想统制的重要形式，平沼内阁曾对该运动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出现了官民并行的两套组织领导系统。米内内阁取消了政府方面的总动员委员会和民间方面的总动员中央联盟，于5月1日正式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本部，使之成为官民一体的组织。米内担任运动本部会长，以图推进运动开展。

在对华关系方面，按照前内阁的既定方针，1940年3月，日本政府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粉墨登场，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建立汪伪政权。米内政府派出前首相阿部信行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祝贺。但是，日本政府清楚，靠汪精卫这棵扶不起来的稻草是无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侵华日军发动宜昌战役期间，秘密进行了对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结果无功而返。^[5]

在“自主外交”的方针下，米内内阁暂时搁置了日德意军事同盟问题，尽量避免正面刺激美英。此间，通过外交谈判，先后与法印政府和英国达成协议，使其关闭了印度支那和缅甸这两条援蒋通道。

正当米内内阁小心翼翼地“维持现状”，推进其内外政策时，国际形势的突变再次给日本以巨大冲击。1940年五六月份，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丹麦、比利时和法国，英国岌岌可危。德国的“胜利”，再次使日本掀起战争狂热，“不要误了公共汽车”一语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了上风。在日本国内，新体制运动骤然兴起，早就有“一国一党”设想的近卫文麿，在陆军的支持下，指使其亲信凤见章等到各政党、团体游说。6月24日，近卫辞掉枢密院议长，全力投入组建新党。近卫的新举动引起了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共鸣，相比之下，米内已淡出人们的视线。陆军以陆相畑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选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权力移交给了近卫。

客观地说，米内是战前日本为数不多的眼界开阔、头脑冷静的军人，辞职后从国家实力出发，反对对美开战。1941年后，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又被推到政治前台，连任小矶国昭内阁副首相兼海相、铃木贯太郎、东久迩稔彦、币原喜重郎内阁海相，直至海军省被撤消。他成了“日本帝国海军的送葬人”。

1948年4月，米内光政病死于目黑私邸。

【注释】

[1]日本现代评论社编：《昭和宰相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8页。

[2]高宫太平著：《米内光政》，时事通信社1958年，第70页。

[3]臼井胜美编：《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五)》，美玲书房1966年，第336—344页。

[4]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4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157、158页。

[5]今井武夫著、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22—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