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

(近衞文麿Konoe Fumimaro　1891.10.12—1945.12.16)

出任三届内阁首相：

第34届(1937.6.4—1939.1.5)

第38—39届(1940.7.22—1941.10.18)

近卫文麿(1891—1945)是日本战前公卿政治家、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发动全面侵华及太平洋战争的罪魁之一。

1891年10月12日，近卫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五摄家(即藤原豪族的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等五家。摄家是具有担任摄政、“关白”资格的门弟)之首近卫家，其远祖中臣镰足是大化革新时期的功臣，曾协助中大兄皇子发动政变，一举诛除跋扈于朝廷的豪族苏我氏，推行大化革新，因功官拜大织冠(大化革新时制订的天皇下最高官职)，得天皇赐姓藤原。曾祖父近卫忠熙是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心腹重臣。父亲近卫笃麿历任贵族院议长、学习院院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

近卫文麿作为藤原家族的嫡流、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出生之日起即被视作掌上明珠，受宠无度，曾祖父为他出生高兴得连连题诗，其父常在他身上拴着绳子以防跌倒。还在近卫穿学生服的时代，前内阁首相，当时的政府元老、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公望初见他时，也得以“阁下”相称。后来近卫作为政府重臣参加御前会议时，天皇面前人人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欠身端坐，唯近卫可以不拘小节，近卫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封建气息极为浓郁的时代，高贵的血统是近卫登上日本最高政治舞台的资本。

由于近卫家与天皇家如此深厚的渊缘，近卫从小受到“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三岁时祖母带他参拜皇室，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在心中根深蒂固。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麿是个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首倡“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理论，并创立东亚同文会。^[1]父亲的思想主张对近卫有很大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近卫文麿，同时也接触到20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气息，使他形成了独自的气质。近卫出生的第八天，母亲死于产褥热，直到他长大成人，才知道现在的母亲只是他的继母或姨母(他母亲的妹妹)，这使他“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近卫13岁时父亡，成为近卫家族主，继承了世袭公爵爵位。过早当家立业，促使他形成自负、执拗的性格。他几乎不崇拜任何历史人物，甚至对蜚声日本的日俄战争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也不以为然。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鲍尔弗勋爵，因为鲍尔弗执政前默默无闻、执政后一鸣惊人，显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干。表面看去，近卫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主张“叫花子也是宾客”，其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为他换取了很好的名声。但实际上，他老练世故，多疑善变，心地冷酷。内心深处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近卫有几个妻子，他常和孩子们、包括情妇所生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没有多少日本式家长的威严，倒像个美国式的父亲……

1909年4月，近卫从贵族院子弟学校中等科毕业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学习。1912年3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后转入京都大学改学法律，1916年，以世袭公爵身份担任贵族院议员。

1917年，近卫从京都大学法学科毕业，同年经西园寺推荐入内务省工作。1919年1月，随西园寺参加巴黎和会。此间，他先后发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战后欧美见闻录》等文章，阐述了对国际政治的看法。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既成的强国”与“要求打破现状的国家”间的战争，美英垄断殖民地的现状，“有悖人类机会均等原则”，“德国要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日本”，“为了生存的需要，只能像战前德国那样，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他确信，日本“向外扩张，诚为顺乎自然之势”。^[2]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近卫就树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础，并以此指导一生的活动。

为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近卫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921年，联络部分贵族院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推进了贵族院的“改革”。1922年，任其父开创的东亚同文会副会长。1926年，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在20年代，他还参与组建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团体，培植势力，扩大政治影响。1931年，任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进入国家最高权力中枢。

3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对外发动侵略上，1931年关东军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军部的扩张主义行径，引起了近卫的共鸣，他撰文赞颂“军部有一个把日本引向何处的明确目标与计划”，认为少壮军人自“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走的命运之路”，当然也是他自己“必走的命运之路”。^[3]

1936年，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垮台，元老西园寺曾推荐近卫组阁，但近卫对发动这一事件的皇道派军人持同情态度，对善后处理感到为难，便以健康原因推辞。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和林内阁，皆因无法控制局面短命而终。林内阁辞职后的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宣布成立。

虽然想法不同，各怀鬼胎，但无论元老、重臣，还是军部、政党、财界和民间右翼势力，都拥护近卫的上台。的确，高贵的血统，46岁的年华，因有推辞首相之举而给人以无权力欲的印象，近卫的“条件”无人可比。对统治阶级来说，近卫的出马是众望所归。

近卫上台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当天的讲话中宣称：“我国属于‘非持有国’类型，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力，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政府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4]这无异是一纸赤裸裸的夺取殖民地宣言。

近卫上台一个月又三天的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7月底，华北日军与前来增援的关东军、朝鲜日军攻占了京津地区，并继续向华北腹地进犯。8月13日，日军开辟上海战场。11月12日占领上海，旋即攻占京沪铁路沿线城市。12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军民30万人遇难。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半个中国沦陷。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近卫及其政府“比军部更主动地扩大和推进了战争”。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9日，近卫内阁一度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7月11日忽然声明出兵华北，增派七个师团。“八一三”事变后，近卫内阁彻底抛弃不扩大方针，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到日军占领南京时，近卫内阁的对华强硬态度达到顶点。1938年1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时紧锣密鼓地拼凑亲日傀儡政权。这一恫吓政策失败后，近卫又接连发表第二、第三次对华声明，向蒋介石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所谓“三原则”。^[5]

近卫的对华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完全是基于对侵华战争形势的判断。起初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是要在不扩大使用武力情况下，通过外交手段扩大在华权益。随后放弃“不扩大方针”，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变换。最后在他看到武力不能征服中国时，便玩弄起“和平诱降”的把戏。近卫的战争强盗逻辑恰似一个拦路抢截的强盗，若被抢者俯首听命交出财物，强盗何乐不为？被抢者如欲反抗，强盗就凶相毕露，诉诸武力。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近卫内阁在国内全面建立了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体制。1937年11月，政府发布国家总动员令，次年3月，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这一法律，将国民生活完全置于战时统制之下，从根本上取消了议会的权力和作用。

1937年10月15日，近卫内阁颁布内阁参议官制，任命10名政府参议官(军界4、政党3、财界2、外交1)，委以“就支那事变方面的重要国务参与内阁筹划”的权限。同年10月20日，在近卫的建议下，为协调战时军政关系，设置大本营联络会议。1938年1月，天皇亲临会议，开创了御前会议制度。此后，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在御前会议上制订，改变了以往国家权力机构分散、互相牵制的局面，以保证战时需要。

为支撑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近卫内阁强制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先后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贸易调整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扶植军事工业。为保证上述法律的实施，政府于1937年10月将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为企划院，使之成为战时经济统制的中枢机构。同年12月为保证劳务动员，成立了厚生省。(www.daowen.com)

在思想统制方面，近卫内阁于1937年8月召开专门会议，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煽动民众为侵略战争卖命。9月，政府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近卫亲临演讲。10月，在内相、文相的直接参预下，纠合74个团体组成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让这一御用团体充当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在白色恐怖下，言论、结社自由被取缔，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势力都遭到残酷镇压，“日本无产党”、“全评”、“劳农派”等合法左翼组织被解散，其领导人和进步人士被捕，中间势力急剧右转，右翼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但是，日本法西斯打错了算盘。由于国共合作、全民抗日，到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军事上不能打败中国，诱降阴谋未见成效，日本的统治阶级开始对近卫内阁不满。恰在此时，在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问题上，政府与陆军的意见相左，近卫协调无果，于1939年1月辞职。

近卫辞职后就任枢密院议长，目睹了平沼、阿部、米内三届内阁的兴衰。1940年7月22日再次上台。

第二次近卫内阁为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抛出了新花样，开展了所谓新体制运动，亦称“近卫新体制”。近卫声称，开展新体制运动是“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归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协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6]

近卫新体制的内容包括：政治上效仿希特勒的纳粹党，由近卫本人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近卫开始筹建新党。组阁前的6月24日，辞掉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实施该计划。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约一个月后，各种政党和团体，或自动解散，或被强制取缔。在“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纷纷投入近卫怀抱。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宣布成立，近卫亲任总裁，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头目分别担任会内要职。大政翼赞会还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法西斯统治登峰造极。

1940年12月，近卫内阁通过《经济新体制纲要》，为实现“国民经济一体化”，强化国家的战时经济统制，设立钢铁统制会等产业统制机构，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同时还成立全国金融协议会，颁布资金运用令，强化了金融统制。

此外，近卫内阁还制订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产业报国运动，强令所有产业和行业成立报国会，通过劳务统制，把国民驱赶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已有一年，德国法西斯以闪电般的速度，先后灭亡波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兵锋直逼英国。对于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来说，德军的“胜利”既是巨大鼓舞，也是强烈刺激，新政府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战略，拿出新对策。对此，近卫组阁时挑选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陆相东条英机，二是外相松冈洋右。前者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强调“闪电”效率，有“剃刀东条”之称；后者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能言善辩，有“说话机器”和“五万言先生”之名。此二人入阁后，成为近卫推行军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

新内阁宣布成立的三天前，近卫召集已内定为陆相和外相的东条、松冈等在荻洼密谈，拟定出新内阁的内外方针，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确定了以“八纮一宇”精神为指导，以“日满华为基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基调。^[7]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与德意三分天下”的梦想，近卫内阁在加强中国占领区统治、保持对华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加速“南进”准备，以夺取英美的势力范围东南亚地区。为此目的，经松冈外相斡旋，1940年9月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次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压美英对日本的“南进”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德国入侵苏联后，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

然而，日本不愿放弃既定的“南进”计划，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确认“南进”政策并“不辞与美英一战”。同时两手准备，一面继续与美国谈判，谋求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一面制造“北进”假象，加紧备战，一旦谈判破裂，即行对美英开战。1941年7月16日，近卫以内阁辞职的方式，撤换了对贯彻这一方针不利的外相松冈洋右。

随后成立的第三次近卫内阁只更换了个别成员，既定的政策方针保持不变。9月6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10月上旬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无实现的希望，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对于“南进”和御前会议的决定，近卫始终是积极赞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无进展时，其思想又发生变化，感到对美开战尚无“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与东条的立即开战主张产生分歧，最后选择了辞职。

近卫于10月16日下台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重大国策的制订，太平洋战争后期还提出过尽早结束战争之类的主张。但他的思想出发点不是日本国民的命运，而是“保存国体”和防止“共产主义蔓延”。日本战败投降后，还担任了东久迩内阁国务相和币原内阁“内大臣府御用挂”。

1945年12月16日晨，近卫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杀。

对近卫文麿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甲级战犯，战后日本有“悲剧政治家”、“无能政治家”之类的评论，有人甚至为他开脱罪责，然而这些评论有违事实，站不住脚。近卫一生三次组阁，发动并组织了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太平洋战争，在建立与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方面费尽心机，“国民精神总动员”、“持有国、非持有国”、“新体制”、“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政治语言，都是他创造并付诸实施的，他起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理应受到正义的谴责和历史的审判。

【注释】

[1]矢部贞治著：《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第45页。

[2]参见矢部贞治著：《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第84—95页。

[3]矢部贞治著：《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第168页。

[4]矢部贞治著：《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第263页。

[5]风见章著：《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再版，第175—176页。

[6]矢部贞治著：《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第479—481页。

[7]矢部贞治著：《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第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