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槻礼次郎

(若槻禮次郎Wakatsuki Reijirō　1866.3.21—1949.11.20)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25届(1926.1.30—1927.4.20)

第28届(1931.4.14—1931.12.13)

若槻礼次郎(1866—1949)在政党内阁时期两次出任首相。他在应付金融危机时束手无策，对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听之任之，但在卸任后的晚年对军部的军事冒险有所抵制。

1926年1月28日，加藤高明首相在召开第51次议会期间病逝，像原敬遇刺后高桥是清继任首相一样，元老西园寺公望马上推荐加藤宪政会内阁内务相若槻礼次郎担任首相，组成第一次若槻内阁。若槻保留了前内阁原班人马，接过前内阁的纲领和口号，这届内阁是加藤宪政会内阁的继续。

新内阁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正在举行的第51次议会，审议前内阁既定的有关提案，其内容包括1926年度政府财政预算、税制改革、劳动问题立法、地方改革等。依靠宪政会和政友本党的支持，政府的1926年度预算案在议会中只做了微小修改便获通过，财政总支出约比上年度增加8820余万日元。^[1]关于税制改革，政府从适应慢性萧条的经济形势和加强社会政策观点出发，强调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协调和国民负担的均衡，在保持总税收额基本不变前提下，对包括所得税、地方税、营业税、消费税在内的整个税收体系进行大幅度调整，取消了个别地区的地方税、法人保留所得累进税、纺织品消费税、通行税、酱油税、卖药税，修改了营业税制，规定了继承税最低免税额和利率，限制地方杂税，新设特别地方税、清凉饮料税，提高造酒税、麦酒税、酒精税、纸牌税等。关于劳动问题立法，政府提出的《劳动争议调停法》、《治安警察法修改案》、《劳动组合法》三法案，只有后项法案未被通过。关于地方制度修改，主要是废除市议会等级选举制度，增加地方官吏数额，在加强地方自治基础上，完善内务相——道府县知事——市町村长的行政组织领导系统。若槻内阁试图通过上述措施，缓解一战后日趋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

若槻内阁费了很大精力，渡过了第51次议会关，但却被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怪事怪现象”搞乱了手脚。第51次议会尚未结束，宪政会的中野正刚便揭露政友会新总裁田中义一入会时带来的300万日元与当年干涉西伯利亚用款陆军机密费有关，要求政府调查。政友会反唇相讥，说中野是苏联的爪牙。当两党激烈争吵之时，负责调查该贪污案的石田基检事死于暗杀，这一事件成了不解之谜。议会结束后，还发生了朴烈怀抱妻子金子文子的离奇照片事件。一份附有这张怪照片的怪文件散发到各地，攻击若槻首相及江木翼司法相缺乏“国体观念”，将以谋杀摄政罪被判处死刑的朴烈改判无期徒刑。^[2]几乎就在同时，大阪松岛烟花巷迁移事件被揭露，政友会、宪政会干部被检举有受贿罪。随后若槻首相本人也以伪证罪被告发，受到审问。这些事件在加剧政党间争斗同时，向国民展示出政府和政党的腐败，若槻及其内阁的威信大为降低。

在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形势下，1926年工农运动的发展引人注目。是年，第二次日本共产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主党、日本农民党等无产政党，尽管组织上缺乏有力的领导，组织间也缺乏协作，政治纲领尚不成熟，但活动的声势和范围明显扩大，同年举行的地方议员选举中，不少无产政党代表当选为议员，显示出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自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建立犹存会以来，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相继出现，到1927年已达百余家。这些团体主张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确立没有议会政治的天皇制独裁体制，对外伸张武威，扩大侵略。若槻内阁乃至其后的历届政党内阁，都不能回避来自这两种政治势力的挑战。

1926年12月25日，性情怪癖、长期患脑病的大正天皇因脑溢血和肺炎并发症病逝。25岁的摄政裕仁继位，取中国史籍《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的两字，改元“昭和”。

进入1927年，若槻内阁的危机加剧。1月召开的第52次议会上，以往的政府友党政友本党倒戈，与政友会一起，就朴烈减刑案、大阪烟花巷迁移受贿案及经济不景气等问题追究政府责任，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若槻下令休会，又以“新帝新政之初”应停止政争为由，与两党首脑私下会谈并达成协议，使两党收回不信任案，平息了一场政治危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1日，藏相片冈直温在贵族院谈到整顿震灾票据问题，泄露了渡边银行因放贷过多濒临破产的消息。由于“藏相失言”，三天后东京地区刮起挤兑风潮，渡边、赤地、中井等银行相继歇业，不久蔓延全国，形成一场金融危机。政府命令日本银行向有关银行紧急贷款，几天内放款1亿日元。尽管如此，危机的势头有增无减，安田、第一百、川崎等大银行相继歇业，台湾银行因向受到挤兑的铃木银行放出巨额贷款，已濒临破产。为此，若槻内阁提出由日银拨款2亿日元救济台银法案，但在枢密院审议时被否。^[3]

枢密院否决政府的《台银救济敕令案》，并非反对该法案本身，而是出于对现内阁推行的内外政策的不满，有意搞垮若槻政权。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就是招致枢密院不满的重要原因，当时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占了汉口、上海和南京，威胁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利益，以致发生了“汉口事件”和“南京事件”。军部和右翼势力乃至政友会等各资产阶级政党，对若槻内阁的“软弱外交”深为不满。枢密院迎合了这些势力愿望，希望由一个对华政策强硬的政府取而代之。

这样，若槻礼次郎因无法推行他所拟定的解救金融危机对策，对华外交上又受到抨击，完全丧失了继续执政的信心，于4月20日率内阁辞职。

1930年1月，若槻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身份，参加伦敦五国海军裁军会议，代表日本签署了伦敦条约。(www.daowen.com)

浜口雄幸遇刺后，因伤重辞掉首相。1931年4月14日，若槻在西园寺推荐下再次组阁。同首次组阁时一样，若槻保留了前内阁所有大臣，声言继承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因此，第二次若槻内阁也是浜口民政党内阁的继续。

当时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顶点，生产、贸易急剧衰退，财政赤字巨大，人心惶惶，社会动荡。若槻内阁只是沿袭了前内阁的政策，一面推进产业合理化运动，一面进行所谓的行政、财政和税制三大改革。但是，改革没有收到多大实效，只是在高级官员减薪方面有所进展，勉强实现年度节支1000万日元，远未达到预期指标，原因是在官僚层的顽强抵制下政府妥协。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法西斯势力恶性发展。1930年夏，以桥本欣五郎等陆军省少壮军官为核心，建立了秘密组织“樱会”。樱会的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目的，为此不惜使用武力”。^[4]樱会分子把“国家衰退”的责任归咎于政党政治软弱无能，主张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人强权政治，借此“振兴”日本。1931年发生的未遂“三月事件”，是樱会企图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

樱会不但在军部很有势力，在关东军中也颇有影响。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少壮军官，迫不急待地要求以武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在这些激进分子的控制下，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鼓噪“满蒙危机”，制造战争舆论。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故伎重演，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段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于第二天出兵一举攻占满铁沿线所有城市。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不经军部批准，擅自派兵越过中朝边境增援关东军，开始了灭亡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若槻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搁置了朝鲜军出动的提案，决定实行“不扩大”方针。^[5]但关东军和朝鲜军根本无视政府命令，肆意扩大事态。对此，若槻内阁束手无策，任凭事态发展。由于若槻政府的姑息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关东军的气焰愈加嚣张，不到一百天时间，便以极小伤亡代价，占领了约相当日本领土2.5倍的东北全境。

尽管如此，陆军中以樱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仍感到政府乃至军部压制了关东军的行动。他们秘密与关东军联系，制订改造国家计划，并联系大川周明、岩田爱之助等民间法西斯势力，策划在10月24日发动政变，出动军队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重要机关，杀掉若槻等政府重臣，推荒木贞夫建立军政权。这就是所谓“十月事变”。政变虽因泄密而流产，但主谋者在军方的袒护下只受到轻微的行政处分，若槻及其内阁屈服于军部的专横，没有勇气追究事件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和“十月事件”后，若槻深感民政党的单一内阁难以支撑局面，曾设想建立民政党、政友会、军部合作的“联合内阁”，授意内务相安达谦藏负责协调工作。但币原喜重郎等内阁成员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内阁出现分裂。若槻自知难当重任，于1931年12月13日辞职。

若槻卸任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预国政。曾反对对美开战，督促政府向同盟国投降。

【注释】

[1]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3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103页。

[2]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3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110—112页。

[3]青木得三著：《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时事通信社1958年，第66—69页。

[4]刘庭华编著：《“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4页。

[5]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