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高明

(加藤高明Katō Takaaki　1860.1.25—1926.1.28)

出任第24届(1924.6.11—1926.1.30)内阁首相

加藤高明(1860—1926)在第二次护宪运动打倒清浦内阁后出任首相，组成护宪三派内阁，从此日本进入“政党政治”新时代。

加藤高明本姓服部，幼名总吉，生于尾张国武士家庭，12岁时过继给其亲戚加藤武兵卫作嗣子，改姓加藤。

加藤步入社会后，经历了实业家、外交家、政党政治家三步生涯。

1874年，加藤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毕业后入东京开成学校学习，1877年开成学校并入东京大学，加藤继续就读，专攻法律，四年后从东京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当时日本社会求才若渴，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多走上仕途，成为国家各级官吏，加藤的志向却在实业界。毕业后到三菱公司任职，其出众才华深得公司总经理岩崎弥太郎赏识，遂派他到英国深造，回国后任三菱公司副经理，娶岩崎弥太郎长女春治为妻，成为“三菱的女婿”。^[1]加藤一生的活动始终是以三菱为可靠后盾的。担任外务大臣时，曾为维护三菱财阀的利益，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化政策，由于政府未采纳他的意见，愤而辞职。

在英国学习期间，加藤结识了到英国访问的政府大臣陆奥宗光。1887年，经陆奥推荐，离开三菱到外务省任职，开始了他的官场政治生涯。在直到1915年的近30年中，他的活动舞台主要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面，多次出任驻英国公使、大使，担任第四次伊藤博文、第一次西园寺公望、第三次桂太郎、第二次大隈重信等四届内阁外务相。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签订日英同盟等重大对外活动中献计献策，扮演重要角色，因功敕封为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藤作为大隈内阁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者，力主对德国宣战，使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权益，随后又协助大隈制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战后因功加晋子爵，当上贵族院议员。

加藤由外交官转为政党政治家是在1912年。同年4月，桂太郎将其拉入立宪同志会，位居该党五总务之首，桂太郎死后成为该党总理。1916年10月，立宪同志会、中正会、公友俱乐部三党派合并为宪政会，加藤当选首任总裁。

1924年6月7日，清浦奎吾内阁在大选惨败后全体辞职，经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加藤高明出任首相，11日，组成护宪三派内阁。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党派领袖加藤高明、高桥是清、犬养毅分别就任首相、农商务相和递信相。其他内阁成员中，除陆、海相外，只有外相币原喜重郎不是护宪三派嫡出，但币原和加藤是连襟，同为岩崎弥太郎女婿，关系自不待言。

加藤内阁根据护宪三派的主张制订施政方针，首先进行行政、财政整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逐渐恢复，进入所谓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而依靠战争刺激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却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外贸赤字连年增加，正币储备日渐枯竭。由于政府连年采取救济财界措施，中央和地方财政扩张之势无法制止，加上关东大地震后复兴费用不断增加，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发行公债维持收支平衡，到加藤组阁时，公债市场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不仅是民众，连财界也发出了整顿行政和财政的呼声。

加藤内阁推行紧缩财政方针，在制订1925年度财政预算时，藏相浜口雄幸代表政府提出了比上年度减少支出3亿日元的预算案，由于政友会等坚持增加治水、铁路、港湾建设等支出，年度预算最终实现减支2.5亿日元，其中一般会计为1.5亿日元，特别会计约1亿日元。^[2]与此同时，废除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和临时国库券特别会计法，改革了大藏省存款部。大藏省存款部以邮政储蓄为财源，吸收一般民众的小额储蓄，资金历来归首相和藏相支配，曾被用作对华政治借款及补助、救济财界，至于借给何人，借出多少，向来秘而不宣，因此大藏省存款部被人称作“伏魔殿”。改革后成立了由各省官吏、专家学者参加的存款部资金运用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决定资金运用，并将其作为特别会计，置于议会监督之下。

裁减军备是加藤内阁行政财政整顿的重点，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具体负责。慑于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压力和国内要求裁军的强大声势，宇垣采用“走在舆论前面”的策略，撤消了四个陆军师建制，裁减官兵36000人，军马5600匹，反过来将裁军节省的军费用于坦克兵、航空兵、高射炮兵、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建设，实际节省的军费不过28万日元。^[3]宇垣借裁军之机，将退役军官安排到中等以上学校担任军训教官，并以减少半年服役期为诱饵，对城乡青年进行军训。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陆军大学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在这次裁军中被提拔到军界重要岗位。这样，日军现代化程度和国家总体战体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贵族院制度也有所改动，有爵议员年龄由25岁提高到30岁，伯、子、男爵议员总数被削减了十分之一，多额纳税者议员制被改为多额纳税者互选制，增加了学士院会员出任议员的名额，废除了敕任议员不得超过有爵议员数的限制。(www.daowen.com)

加藤内阁时期制订了许多法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实现普选，是加藤率领的宪政会长期以来争取群众的政治口号。在1925年初召开的第50次议会上，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受到枢密院、贵族院的层层阻挠，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普选法首次取消纳税资格限制，规定除“因贫困”享受救济及在选举地居住不到一年者外，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据此，有选举权者由334万人骤增到1415万多人。^[4]

政府在拟定普选法案并交议会讨论同时，接受枢密院建议，拟定《治安维持法》。贵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这一法律。该法规定严禁以“改变国体、政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和运动，违者处以10年以下徒刑。^[5]政府声称，制订此法不是为了镇压一般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主要是取缔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运动。

这两个被称为“糖果”和“鞭子”的法律，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对镇压和分裂日本工人运动、稳定和完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藤内阁标榜“协调外交”方针，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推行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币原外交”。币原外交以对美英协调为前提，于1925年初缔结了日苏基本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日苏通商条约。在苏联方面对北库页岛物产权作出让步后，日本撤出了长期赖在该地不走的军队，结束了历时七年之久的西伯利亚干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这一时期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郭军反奉等重大事件。日本政府采纳了币原的所谓“不干涉”方针，但却默认军部向满铁附属地增兵阻击郭松龄部队，致使郭兵败被杀。

制订普选法，是护宪三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和赖以合作的基础。这一任务完成后，三派间暂被掩盖的固有矛盾日趋公开化。政友会实力人物，担任宪政、政友两党联系人的横田千之助病故后，高桥是清又辞掉了政友会总裁和内阁大臣职务。继任总裁田中义一则拒绝了加藤的入阁邀请。随后，犬养毅无条件加入政友会，实现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三党派合并，护宪三派不复存在。1925年7月，当加藤内阁提出整顿税制案时，政友会方面的大臣力主应与整顿地方税并行，内阁意见不一，导致了加藤内阁解散。

护宪三派内阁解散后，加藤受命再次组阁，建立了所谓的“宪政会的单独内阁”。在宪政会、政友会、政友本党三足鼎立的新局面下，加藤一反常态，主动与以前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友本党接触，并于1925年底召开的第51次议会期间，实现了宪政会与政友本党的合作。

但是，宪政会内阁的事业尚未展开，加藤便染上了急性流感。1926年1月22日，他在议会答辩时因病中途退场，由此一病不起，28日病逝，终年66岁。成为继加藤友三郎后第二位因病殉职的首相。

【注释】

[1]加藤高明伯传编纂委员会编：《加藤高明》上卷，原书房1970年，第190页。

[2]高桥龟吉著：《大正昭和财界变动史》上册，东洋经济新报社1954年，第486页。

[3]吕万和著：《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4页。

[4]丰田穰著：《明治·大正的宰相第8卷：加藤高明与大正民主运动》，讲谈社1984年，第114、122页。

[5]今井清一著、杨孝臣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