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正毅

(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　1852.2.24—1919.11.3)

出任第18届(1916.10.9—1918.9.29)内阁首相

寺内正毅(1852—1919)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继大隈重信之后出任首相的。任职两年中，通过对北洋军阀的政治性借款，继续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悍然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在国内实行黑暗统治，残暴镇压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米骚动”。

寺内出生在长州藩士家庭，1869年参加过镇压幕府残余势力的函馆战争，后入大阪兵学校学习。1882年起，历任驻法国公使馆武官、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首任教育总监、参谋本部次长等职。1902年至1911年，连任三届内阁陆军相。1910年日本兼并朝鲜后，首任朝鲜总督，任职六年中，镇压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并升为陆军元帅。

寺内接替大隈担任首相，完全出自山县有朋等政府元老们的安排。山县历来厌恶政党政治，希望由自己的部下寺内恢复“超然”政治，建立适应战时需要的“举国一致”内阁。按照山县的意图组成的寺内内阁，除首相本人是有名的殖民主义者外，内务相是曾任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和“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大藏相是朝鲜银行总裁、寺内的密友胜田主计，外务相是驻俄大使、日俄同盟鼓吹者本野一郎，其他大臣席位也多为军阀、官僚霸占。这届内阁刚一出笼，便被骂为“不良内阁”和“妖怪出现”。^[1]

历届政府成立后，都为对付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大伤脑筋。寺内上任后，宣称新内阁将以“秉公持平”的态度对待各党派，企图软化政党的攻势。对此，自大隈内阁以来党运不佳、被降为在野党的政友会，立即表示对政府采取“是是非非”的善意中立立场，以图改变不利处境。而刚由立宪同志会、中正会、公正俱乐部合并而成的宪政会，自恃议会第一大党地位，对未得到政府的厚遇感到不满，当国民党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时，立即投了赞成票。

强大的政党势力的存在，表明超然政治已行不通。寺内只好改变策略，转而支持政友会。他在强行解散议会后，更换地方官，处心积虑地打击宪政会等势力，结果议员大选后，议会中政党力量的格局发生逆转，亲政府的政友会再次成为第一大党，宪政会则退居第二位。由此，寺内依靠政友会并亲近国民党，开始推行各项内外政策。

寺内内阁的头等大事是扩军备战。在1917年第39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跨年度、总额为2.6亿日元的追加预算，用于建立“八四舰队”及扩大与战备有关的电话、炼铁业。在1918年第40次议会上，又通过以建立“八六舰队”和扩充陆军为主的庞大预算。^[2]此外，政府还制订了军需工业动员法，赋予政府统制国民经济的巨大权限。该法律的影响所及一直伸延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时推行的战时经济统制。

和甲午、日俄战争时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条件下的寺内内阁推行了一系列增加税收、调整产业政策。在第39、40次议会上，所有减税提案均被否决，相反却提高了酒税、所得税，新设战时所得税。国会通过的重要法律还有：制铁业奖励法，远洋渔业奖励修改法、市町村义务教育国库负担法、军事救护法等等。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寺内内阁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在对华政策上，改变了以往实施的“二元外交”方针，明确支持北洋军阀段祺瑞，其主要手段便是“西原借款”。

在中国，袁世凯称帝后举国反对，袁郁闷而死。其后段祺瑞依靠各省督军支持，排挤总统黎元洪、镇压张勋复辟，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不久，南方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寺内认为这是向中国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未像大隈那样向中国提出赤裸裸的侵略要求，而是接受西原龟三的建议，把日本国内因战争而骤增的过剩资金借给段祺瑞政府，以便通过财政援助，在中国培植亲日傀儡政权，扩大日本在华政治、经济权益。(www.daowen.com)

寺内把这个称为“菊分根”的阴险计划交给西原龟三实施。西原是日本实业界名人，早年在朝鲜主持共益社业务，以经营棉业、金融业为主，因屡为当时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出谋划策，被寺内视为心腹“智囊”，结为莫逆之交。寺内官拜首相后，西原便成了“无冠大臣”。

秉承寺内旨意，西原自1916年后频繁往来中国，诱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数笔日本借款，总数高达3.86亿日元。这笔借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从属于日本。^[3]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引起帝国主义极端仇视和恐惧，必欲扼杀新生苏维埃革命政权而后快，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1918年8月，寺内内阁以援救“捷克军”为借口，突破日美共同出兵协议中的兵员、地域限制，派军大举入侵，占领海参崴至伯力、赤塔的铁路沿线，并不断增兵，最高兵力超过7万人。日军所到之处，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对苏联人民欠下一笔血债。

大战刺激了日本的“繁荣”，对大资产阶级来说，确是“成金天下”的时代。但是随着物价的飞涨、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国民的生活状况在急剧恶化。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攸关的大米价格，不到四年时间已上涨三倍。由于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广征军粮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米价仍在不断看涨。日本社会已陷入极度不稳状态。

1918年7月，以富山县鱼津町渔家妇女拒绝外运粮食为导火线，日本现代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自发反抗运动“米骚动”，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发生抢米风潮。被逼入生活绝境的下层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不断袭击各地警察署和市公所，“捣毁”米店、富豪和投机商人的住宅，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搏斗，并发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呼声。

寺内惊恐万状，命令全国警察倾巢出动，并调遣军队进行镇压，逮捕群众8000多人，其中2600多人受到刑罚。^[4]在此期间，寺内政府严令禁止一切有关米骚动的新闻报导。

寺内以为高压政策能使人民屈服，结果却适得其反，群众的反政府情绪更为高涨，全国新闻记者团在各地召开会议，愤怒谴责政府失政，弹劾寺内下台。这一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举国上下发出“打倒专制政治”的吼声，已成众矢之的寺内正毅，只好托病下台。

【注释】

[1]今井清一著：《日本近代史》第2册，第132页。

[2]今井清一著、杨孝臣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4—115页。

[3]吕万和著：《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0页。

[4]信夫清三郎著：《大正政治史》第2卷，河出书房1951年，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