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教同源说

梁武帝年轻时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又信仰道教，后来身为皇帝时受戒舍身，尊奉佛教。他的佛教思想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制约及原有个人思想构成状况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内容。综观梁武帝的佛教思想，大体上由两个环节组成，这就是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论。寻觅这些内容的逻辑结构，大约是依次推进的两重层次，即由前者进到后者。因此，我们先来具体地阐述三教同源说的内容和特点，然后再论及真神佛性论。

三教同源说是梁武帝佛教学说的一个重要创造。所谓三教同源，是指儒家和道教都同源于佛教。梁武帝在《舍道事佛文》中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道，以事如来。”^[17]这是把儒、道都贬为邪道。但是该文又自相矛盾地说老子、周公、孔子等是如来弟子，佛祖如来和老子、孔子是师徒关系，儒、道两教来源于佛教。由此他又把最高等的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次等的儒家、道教比作众星。三者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他还作《会三教诗》，叙述自己由学儒到学道，再到学佛的过程，最后学佛才得到真正的归宿。“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18]追根穷源，既无二圣又非三英，佛教是本源，是至圣，是至英，儒、道不是本源，而是佛教的辅助。可见，三教同源说既是贬低儒家、道教，又是包容儒家、道教的。

在讲到为什么说儒、道是邪道时，梁武帝说：“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19]儒、道只能求世间的善，不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佛（圣）。“邪”和“正”的区别是凡、圣的区别、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这里肯定儒、道是讲世间的善的，而佛教则是讲成为出世间的圣人（佛）的，这样就可以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即既可劝人在世间行善，又可诱人出世成佛。比如，儒家的伦常礼法讲富贵贫贱的区别，道家的无为劝人不要争夺，而佛教用因果报应说明人们应当安于现实的富贵贫贱和不应争夺的道理，这样三者合用，对封建统治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梁武帝有时又把所谓儒、佛、道三教的教祖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同称为“三圣”^[20]，道理也就在这里。

正是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实际需要，梁武帝在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依然十分重视儒、道思想的作用。梁武帝的佛教思想深受道家玄风的影响，并曾亲自讲论道家和儒家的典籍，“泊乎梁氏，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21]。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引《庄子·秋水》的话“人之所知，不若其（‘若其’，梁武帝误作‘如人之’）所不知”（梁武帝误作孟轲语）。这是他信奉佛教的重要的认识根源。一些有学识的人之所以信奉佛教，往往因为受庄子思想影响，不懂认识的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如东晋名僧支道林在《阿弥陀佛像赞并序》中开头说的：“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诡世，岂意者所测？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也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梁武帝在舍道归佛后，对于当时著名道士陶弘景依然十分尊敬和信任，朝廷大事，辄就咨询，陶因而被称为“山中宰相”。梁武帝不断同他通书致意，赏赐各种贵重物品，并向他索要神丹，以求长生。

梁武帝对于儒家则更为重视，这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治理国家需要懂得儒术的人才，二是为了调和宗室的矛盾，维护宗室的团结，需要提倡儒家的孝道。“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22]儒术是梁武帝实行封建统治的直接需要。梁武帝即位第四年，即舍道归佛的第二年，就下诏置五经博士，诏说：“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成行立。魏晋浮荡，儒教衰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23]在《定选格诏》中说：“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罗）、颜（回），勿限年次。”^[24]后来还专门设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梁武帝）所释《孝经义》”^[25]。梁武帝还作长篇的《孝思赋》，鼓吹“忠孝两全”的儒家思想。他叙述自己读《孝子传》，每当回忆起子路对孔子说的孝事双亲的动人事例，感慨系之，激动不已：“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有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不能遗蓼莪之哀，复于宫内起至敬殿。”^[26]在宣扬佛教信仰的《净业赋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儒家重孝的思想感情，“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必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筋，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27]建立寺殿，改行素食，即用佛教的形式来报答先人的恩情，寄托孝思。这是把佛教与儒道熔为一炉，以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孝道的内容。梁武帝还总结性地说：“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横四海而不挠，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28]正如当时人所点出的，梁武帝奉行佛教是为了有助于实行儒家的“笃孝治之义”^[29]。

从政治角度来看，佛教在梁武帝手里主要是一种统治术。佛教是讲出世间的，儒家是讲世间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梁武帝崇奉佛教是为了配合儒家的礼治。也正因为如此，梁武帝往往用儒家思想来理解甚至代替佛教理论。例如，反对当时范缜等人的神灭论思想，梁武帝的武器就是儒家的《祭义》和《礼运》，他援引：“《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齐，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语可息。”^[30]《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先人享受他的祭品；《礼运》说在祭祀前三天作好虔诚的心理准备，就一定会看到所祭的鬼神。如果认为鬼神不能飨受祭祀，人们不能见到所祭的鬼神，就是离经背亲。这种论据在印度佛教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佛教主张出家修行成佛，是根本不谈崇奉孝道和祖宗祭祀的。梁武帝以儒家经典来解释、捍卫神不灭论这个中国佛教的理论基石，从而给佛教涂上浓厚的儒家色彩，以致可以说梁武帝的佛教是儒化的佛教。三教同源于佛教，三教以佛教为最高，但是这个佛教又是儒化了的佛教。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复杂性也正是梁武帝三教同源思想的特征所在。(www.daowen.com)

梁武帝三教同源说是儒、道、佛三家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总结。东汉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活跃的是儒、佛、道三家，三家互相吸收又互相斗争，为了争取统治者的荣宠，取得正统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这种斗争表现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儒、道、佛三家的优劣、精粗、异同、先后、主次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内外、本末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儒、道、佛三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表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儒家学说包含了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鬼神祭祀等神秘主义信仰，以及一些人本主义、唯物、唯心倾向等广泛的内容，是一个多要素的结晶体。它被封建统治阶级选择为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统治工具。儒家的忠孝礼教与佛教的出世主义在理论上是对立的，所以儒家对佛教一直都持批评的态度。在东晋时儒家和佛教就佛教徒见了皇帝要不要跪拜的问题形成了冲突，后来大体上是不了了之。东晋末宋初儒家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表示怀疑并展开批判，在齐梁之际进而就形神关系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都跟佛教和儒家的地位即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关。对此，南朝宋初何承天说得最为明白：“佛经者善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己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其为糜损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为超孔越老，唯此为贵。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于末说者也。”^[31]他划分“华戎”的界线，认为周礼之教比印度释氏佛教更为宏大。另一方面，东晋以来一些著名文人受到佛教思潮的影响，也有主张调和儒、佛的。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著《喻道论》^[32]，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治不殊。”梁代刘勰也作《灭惑论》^[33]说：“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二，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儒家还采取佛学中义疏体的形式来作儒典义疏，梁朝皇侃作《论语义疏》还用佛理来解释儒学。但是，从总体来看，在儒、佛关系上儒家反佛是占主导方面的。梁武帝继承调和派的做法，融合儒、佛为我所用。当时荀济上书梁武帝，陈述佛教带来的流弊和危害，强调弘扬佛教，就是废儒道，亏名教，会导致祸国短祚，言词详尽质直。梁武帝见书大怒。因为，这不仅触犯了皇上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反对他的调和儒、佛的既定方针，他怎能不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呢？

道教是在东汉末年由神仙方术与丹鼎、符箓、占验等巫术融合而成。它在理论上继承老庄思想，由于老庄学说并没有给道教留下足够的资料而显得贫乏粗陋，所以又不断地从佛教和儒家吸取营养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农民起义曾经利用过道教，后来道教为封建统治者所改造和利用。道教的基本特点是主张长生不老，这对于愚昧无知而又贪图荣华的上层封建统治者具有特殊的诱惑力。道教的长生不死的理论在历史上始终得不到验证，没有一个人得见仙人，这又使它削弱和丧失了感召力。佛教不同，它讲死后升入佛国或进入地狱，无需在现实世界、在人的现世验证，比道教更狡猾、更带欺骗性。但是，道教是中国的土产品，和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同，在利用民族感情上居于有利的地位。南朝宋代末年道士顾欢就著《夷夏论》，虽然也提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的观点，但是又强调说：“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34]对比两者，佛劣道优。他还进而主张“世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35]，道教应在佛教之上。北朝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曾采纳道士崔诰的建议，下诏灭佛。诏书指斥佛教“夸诞大言，不本人情”，是“鬼道”，破坏了“礼义”和“政教”，不合“王者之法”^[36]。另一方面，有些道士又积极靠拢佛教，如南朝齐代道士孔稚珪说：“推之于至理，理至则归一；置之于极宗，宗极不容二。”^[37]同时代的热衷于儒、道、佛融合的张融也说：“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38]可见，道教是既模仿佛教，又排斥佛教，对佛教既有调和又有斗争。梁武帝由信仰道教转为崇奉佛教，他采取的是以佛融道的立场。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起初依附道家的老庄学说而得以立足，并逐渐加强自己的地位。由于它有一套异于儒家、道家的宗教、哲学体系，因而得到统治阶级的欣赏和支持，并且日益扩大了势力，进而排斥道教，向儒家的正统地位挑战。在这方面佛教主要是强调它和儒家有内外精粗之别。如北周释道安在《二教论》^[39]中说：“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释教为内，儒教为外。”“善有精粗，优劣宜异，精者起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语其胜负哉！”认为佛教是内，是精，应在儒家之上。但是也有个别僧人，如南朝宋初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对佛教理论表示全面的怀疑，认为以儒家的“仁义”去教导世人要比佛教用天堂地狱一套劝导世人好得多。^[40]从佛教发展的总趋势来说，由于出世主义理论毕竟难以直接有助于统治者治理国事，因而又往往主动地和儒家政治道德理论相调和。如东晋后期佛教领袖释慧远就主张“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成异，终期必同。故虽曰道殊，所归一也”^[41]，“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42]，强调追根究极，佛教与儒家，乃至三教九流，是完全一致的。慧远的弟子宗炳作《明佛论》^[43]也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前面提到过的张融自称“吾门世恭佛”，他在临死时刻遗命入验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44]。梁武帝正是继承慧远一类僧人的衣钵，顺应佛教与儒家调和的趋势，以佛为本，融合儒、道，也就是会通三教，熔铸成新的思想统治工具。

儒、道、佛三家虽然不断斗争，但是三家合流毕竟是东汉至南朝期间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潮流。探其原因，绝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儒、道、佛三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维护封建统治，最终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制度辩护的，客观上都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这种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害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三者合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再者，儒、道、佛三家虽然具体的思想体系不同，儒家内部也有唯物主义派别，但是总的来说，三家的基本思想路线都是唯心主义的；而且道家的虚无和佛教的空观一致，在道德说教方面三家可以沟通，就是不同的学说也可以互为补充，合而为用。儒、道、佛三家既调和又斗争，是三家矛盾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发展的结果。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三教的同一性，借以共同维护专制统治，即合而为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