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武帝萧衍的生平及其对佛教的提倡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卒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活了八十六岁。他和南朝齐开国的高帝萧道成同族，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枣庄峄城东）人。他们的祖先萧整在东晋初南迁到普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界内，侨置兰陵郡，称为南兰陵，故也称南兰陵人。萧衍和萧道成一样都不是望族高门，而是由于立了军功，掌握了军事力量，然后取得帝王地位的。萧衍是萧道成子齐武帝萧赜的族弟。齐武帝死后，萧道成侄萧鸾杀萧赜后裔而自立为明帝，在位五年病死，子宝卷（东昏侯）继位。萧宝卷上台后，大肆残杀王室方镇，派兵袭取时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的萧衍。萧衍举兵声讨，杀萧宝卷，并于502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梁。

萧衍是多才多艺、文武全能的人物。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赋诗作文，纵谈阔论。当时萧衍和文坛领袖沈约以及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以才学之士的身份并游西邸，号称“八友”。萧衍知识广博、技艺齐全，“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1]。萧衍也有一定的军事经验，萧鸾辅政时他曾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萧鸾称帝后，又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军主，曾率军击退北魏军的进犯。战事结束，被任命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后来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犯雍州，明帝命萧衍前往应战，由于他率军英勇抵抗，阻止北魏军侵犯，不久被命为都督几乎六个州的军事，并担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当萧宝卷称帝拼命杀人时，其弟萧宝融在江陵即帝位，声讨萧宝卷，任命萧衍为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事。萧衍由于准备周密，乘机取得帝位。可见，萧衍即帝位前十年，是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中度过的，而且战事多数也是成功的。

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因为当时北朝已经衰乱，无力大举南侵，所以境内没有重大战事。梁武帝由于地位的变化，而滋长了主观、固执、骄傲、保守的劣性，以致在征服北朝的统一战争中，都因用人不当，指挥失策，而屡遭失败。505年梁军大举伐魏，武器精良，军容强盛，魏军不敢交锋。但是梁武帝舍良将韦叡不用，却以自己的六弟、懦怯昏庸的萧宏作主帅。一个夜里忽起狂风暴雨，萧宏惊慌恐惧，弃军逃回京都。结果大军溃散，折兵民约五万人。后来梁武帝又想壅遏淮水淹没魏国的寿阳城，以阻止魏军南下。514年，他不听当时水利工程家关于淮河沙土轻浮，不可筑堰的劝告，一意孤行，竟动员二十万民夫，费时二年筑成浮山堰（在今安徽凤阳）。堰成不久，淮水暴涨，全堰倒塌，沿淮河数百里的居民十余万人，都被洪水冲流入海。此后，梁武帝又企图利用北魏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此又不断发动对魏的战争，但多因瞎指挥而失利。尤其严重的是，他愈到晚年愈来愈贪婪昏庸，以致接受很有染指野心的侯景的降附，引狼入室，导致“侯景之乱”。侯景是东魏的将帅，因内部争权夺利而降于西魏。后又因处境困难而投降梁国。梁武帝以为统一中原的时机已到，派自己的侄子萧渊明率军五万人北上牵制东魏，援助侯景，结果梁军大败，南朝的主力军几乎全部被歼灭。侯景乘机叛变，妄图消灭梁国。不久侯景率军攻陷京都，梁武帝被软禁，时已老耄的萧衍，孑然一身，忧愤成疾，所求不供，不久也就饿死了。

梁武帝在政治统治方面，主要是推行两条方针：一是恢复士族的权利，以作为巩固自身统治的基础；一是提高诸王的权力，把兄弟子侄派往各重要地区去镇守，掌握实权，拱卫皇家，以图变皇族之间的“骨肉相残”为“骨肉恩爱”。这是梁武帝总结前三代王朝的经验教训而确定的。他看到东晋王朝存在一百零四年，刘宋只有六十年，萧齐王朝仅二十四年，一朝比一朝短促。他认为东晋王朝国运较长是由于士族的支持，缺陷是皇帝无权。宋、齐两朝国运短暂是由于集权于皇帝一人，诸王虽为镇将，但受典签^[2]监视，结果是同室操戈，自相鱼肉，以致政权为庶族所夺取。梁武帝想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使梁王朝长治久安。他给士族和王室以种种超法律的特权，放任他们对人民吸膏吮血。这些人犯罪，一概不受法律制裁，都可宽免。但是，他对人民则用法极其严酷苛刻。“托身人上，忽下如草”，视老百姓如草芥。梁武帝有一次去京都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拦住车驾，对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平民），缓于权贵，非常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3]南朝陈代历史学家何之元说：“泊于后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为君者甚多，为民者甚少。由于君臣之义薄，狡恶之萌兴，下上递憎，甚于仇敌。百城恣其暴夺，亿兆困其征求，捐弃旧乡，奔亡他县，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仓库既空，赋敛更重……民不堪命，轰然土崩。”^[4]这些都是对梁武帝的极为中肯的批评。梁武帝一味优容皇族、士族和官僚及其弟子，残酷盘剥人民，最终不仅不能缓和统治阶级的矛盾，而且加剧了阶级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从而导致“轰然土崩”的结局。

梁武帝在思想统治方面则以佛教为工具，他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提倡佛教，抬高佛教的地位，在位期间几乎以佛教治国。梁武帝倡导佛教，重要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舍道归佛，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

梁武帝曾自述自己“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5]，“中复观道书”^[6]，“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7]。既学过儒家经典，又信奉道教，后来在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可能由于和名僧以及信佛的文士交游，深受熏染，而转变为信佛。并且在登上皇位以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在即位的第三年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他亲率僧俗两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信奉佛教，带头示范，并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其愿文说，“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灭”。这实际上是凭借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几乎钦定佛教为国教，佛教的这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只在“侯景之乱”后才发生动摇。

（二）创建佛寺，塑造佛像和举办斋会

梁武帝亲自敕建大爱敬、大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脱、开善和同泰等寺院，宏伟壮丽，分别供养数以千百计的和尚或尼姑。唐朝诗人杜牧曾描写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佛寺之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8]实际上梁武帝时就有佛寺五百余所。梁武帝并且赠送土地给寺院，如强买江南世族王骞在钟山的田产八十余顷，施赠给大爱敬寺。^[9]梁武帝还大造金、银、铜、石佛像。例如，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大爱敬寺的丈八旗旃檀像、铜像，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的剡溪石像，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在这些庄严的艺术光彩中，隐藏着梁武帝的贪婪和狂喜，包含着无数穷人的辛酸和眼泪。梁武帝还动辄做斋做法会，如水陆大斋、盂兰盆斋和“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人）无遮大会、无碍法善会，动员数万人参加。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宣布大赦天下，并且为之改元。他在法会上还常行忏悔，如因简文帝多病，作涅槃忏，此外还常行大般若忏、金刚般若忏。由于梁武帝的积极提倡，这期间立寺成风、造像成风、做斋会成风，佛寺佛像，遍地成林，佛教迷信的空气弥漫人间，污染社会，毒害人民。

（三）多次舍身为寺奴

最富戏剧性的是，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的事件。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个人的所有身资服用统统舍给寺庙；一是舍自身，即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据《梁书》本纪载，梁武帝舍身的时间表是，第一次527年，时年六十四岁，即位第二十五年；第二次是529年；第三次是547年，八十四岁时。舍身时间第一次是四天，最后一次多至三十七天。三次舍身二度高潮，一是在六十四岁至六十六岁，一是在八十四岁，可见是在老年和政局日趋动荡的背景下进行的。梁武帝这种故作惊人的表演，一是表示自身信佛极端虔诚，表明自己并不留恋皇帝宝座；二是带头兴起信佛的热潮，扩大佛教的声势，抬高佛教的地位；三是通过群臣用数亿钱奉赎他这个“皇帝菩萨”回宫，可以极大地充实寺院经济，并借机把国库的支出转嫁到人民头上，进行变相的榨取；四是还可检验王子亲信、群臣百官对自己的忠诚程度，并进一步树立和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威。梁武帝幻想达到一箭数雕的目的，而历史对他的这种行径只能作出滑稽、狡诈、昏庸和愚蠢的评价。

（四）严格戒律，制断酒肉(www.daowen.com)

梁武帝十分重视戒律，他在即位后第十八年亲到无碍殿受佛戒^[10]，法名冠达。他敕命法超为僧正^[11]，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他说：“……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12]俨然以世间大护法、大教主自居。为了严格戒律他还拟自任白衣僧正，后因僧人劝阻而止。还应指出的是，梁武帝依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作有题为《断酒肉文》的长篇论文，反复地多方面地阐明断禁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强调：“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13]以大菩萨的慈悲心肠劝导和严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14]的习惯，这对后来佛教徒的生活影响颇大。

（五）亲自讲经说法，围剿神灭论

史载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后，热衷于举行数万人的法会，高升法座，为僧俗讲说《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金字三慧经》等，宣扬佛教神学思想。由于梁武帝的特殊身份，他的宣传对人们的毒害是很大的。梁武帝一面宣扬佛教有神论，一面竭力反对无神论。当时神灭神不灭是思想界斗争的焦点之一，范缜曾和萧琛、曹思文、沈约等人往复论难。梁武帝即位后，通过当时的大僧正法云发动名流硕学、王公朝贵六十多人和范缜辩论，竭力利用皇帝的地位、权力，制造批判无神论的强大声势，硬是要把范缜的论说压下去，这实际上是一场对无神论思想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围剿。

（六）重视译经

梁武帝即位不久，就命来华的扶南（今柬埔寨）沙门曼陀罗（仙）、僧伽提婆共同译经，他有时还亲临法座，笔受其文。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真谛（古印度西部优禅尼国人）也从扶南应梁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译出的经论很多，主要是有关大乘瑜伽宗的，其中《摄大乘论》的译本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七）撰写佛教著述

梁武帝博览佛书，勤于著述，《梁书》第3卷《武帝下》称武帝“尤长释（佛）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具体说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还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净业赋》^[15]、《注解大品经序》、《宝亮法师制涅槃义疏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若干篇重要佛教论文。

梁武帝还敕名僧撰写注疏。如命宝亮撰《涅槃经》疏，命建元、僧朗（怯朗）撰《涅槃经》注，又命僧竁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命智藏纂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命宝唱抄撮《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梁武帝还三次敕编有关佛经目录，其中第三次由僧皊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附带指出，梁武帝关于儒、道方面也有大量的著作，据《梁书》第3卷《武帝下》本纪载，武帝“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义》，《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此外，《南史》第7卷《梁本纪中》还载有，梁武帝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一作《金策》）三十卷和《孝经讲疏》。

上述梁武帝本人的著作大部已经佚失，今存的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中，严可均《全梁文》第1～7卷收集散篇，比较齐全。

综合梁武帝提倡佛教的活动，可以看出是一贯的、全面的、不遗余力的。从政治到经济全力支持，从宗教理论到宗教实践全面带头。由于这种倡导借助于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无上权力，其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佛教寺庙空前增多，分布于全国如画的江山和瑰丽的城镇，十余万僧尼，在香花缭绕的殿宇中，匍匐在偶像面前，诵经礼忏。佛教依恃梁武帝专制主义皇权的支持和倡导，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煊赫程度，给国家带来潜在的危机，以致有识之士万分忧虑地上书梁武帝，说：“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