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

慧远一生非常关心佛学理论建设，他本人佛学思想的核心是佛教内在信仰的基本理念——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论。他折中印度佛教学说与中国传统观念，使佛教信仰理念按中国化方式向前发展。

慧远在佛学理论建设上的主要贡献，是创造性地为中国佛教确立“神不灭”的基本理念。慧远从道安受学多年，长于般若学，后又推重毗昙学。般若学讲缘起性空，我空法空；毗昙学则讲法性不变，不变之性。慧远在佛学上最感困惑的就是不知如何将两者作统一的理解，以至于他的思想常出入于空有之间，有时难免顾此失彼。当慧远力图摆脱空有理论的矛盾与两难时，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却推动和支持他站在神不灭（神有）论的一边，从而为佛教内在信仰提供了理论基石。慧远在《形尽神不灭》^[10]论中说：“庄子发玄音于《大宗》曰：‘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为人羁，死为反真。此所谓知生为大患，以无生为反本者也。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庄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此所谓知生不尽于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论，虽未究其实，亦尝傍宗而有闻焉。”这里庄子所讲的“以生为人羁，死为反真”和文子所讲的“形有靡而神不化”，都是神不灭论的简明表述，它们构成了慧远神不灭论思想的重要来源。印度佛教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无我”（人空），慧远则强调有“人我”（神），否定无我说，这就使佛教学说从印度佛教重“空”的倾向转移到华夏文明重“实”（“我”）的思想上来，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看，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www.daowen.com)

在神不灭论基础上，慧远还提出一个中国式的佛教涅槃论（理想境界论）。在慧远看来，人在生死流转中有主体“神”（人我），而“神”之所以有生死之累，是由于有情惑等种种烦恼，认为只有灭除烦恼，了断生死，才能达到涅槃境界。基于这种认识，慧远说：“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11]“冥神”，即“神”达到一种超然不可知的境地。“绝境”，即无境可对。“涅槃”（“泥洹”）就是与生死流转情况相反，人的“神”处于无境可对的超越状态。这种生绝神冥、形尽神存的涅槃境界，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创新学说。

慧远认为，沙门承担移风易俗、使众生由迷妄转为觉悟的重任。而化导世俗，最重要的是要宣传因果报应说，使众生去恶从善，进而提升道德和觉悟。他撰写《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在神不灭论思想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因果报应理论。慧远一方面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报应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一世”报应论；一方面又以神不灭思想来论证三世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思想纳入于三世报应说之中，构成为一种兼糅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因果报应论，此一理论成为尔后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说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