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慧远的佛教活动和佛教思想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慧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特征的佛教僧侣。
慧远是出身于仕宦家庭的文人。他通晓儒、道的学说，后来又博览佛典，钻研佛学，学问渊博。他善于写作，文采优美，这就和一般缺乏文化和学问的僧人不同，因而能够在佛学领域里有所创作，并能够和名士交游，博得文人的仰慕，从而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慧远对于儒家的礼制深有研究，这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佛教领袖，也十分重视佛教戒律，修持谨严，以致他所在的庐山被誉为“道德所居”。
慧远在政治上既和受皇帝直接供养、唯命是从的御用和尚不同，又和独处深山老林、断绝与政界交往的僧人有别，对于当权派既不投靠，也不反对。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和立场，使他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能稳坐庐山，并成为各方人士争取的对象，从而有助于佛教地位的巩固。
慧远和当时作为佛教般若学一派的学者、大师不同，是一个佛教领袖。他继承和发扬师父道安团结僧人的精神，普遍提倡佛教各派的学说。作为当时中国佛教领袖，他不是侧重佛教与儒、道的区别、对立，而是着意强调彼此的一致、统一，这就使他的作用能在佛教的各个领域里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代巨人。
慧远的佛教思想体系由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部分所构成：一方面是从法性本体论出发，去论证神不灭论，再以法性论和神不灭论为哲学基础，全面阐述因果报应的思想，论述超脱果报的弥陀净土境界及其实现的方法——念佛三昧，这是一套关于成佛的主体、目标和方法的理论。再一方面是关于佛教与儒家的关系的思想，即既坚持佛教的本位立场，又强调佛儒合明。慧远的整个思想结构中包括了哲学观点和宗教内容，两者融为一体。
从东晋时代的历史实际出发，联系前后的佛学、玄学和儒学的思想来考察、对比，慧远的佛教思想带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点：
（一）综观慧远的现存著作，可以看出，他的重要佛教思想论文，都是为回答社会上对佛教的挑战而作。在东晋时代，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决定了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容许在皇帝上面另有更高的教主，也难以容忍沙门长期抗礼于皇帝；世俗地主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也使他们难以最大限度地接受佛教教义和宗教形式；适应于专制主义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儒家政治理论和道德观念，跟佛教的无君无父的教义和出世主义思想显然具有尖锐的矛盾。这种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基本格局，成为抵制外来佛教在我国发展的巨大力量。慧远站在佛教的立场，面对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种种挑战，作了系统的理论性的回答。这样，不仅使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人们所提出的质难，即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和沙门不敬王者论等问题上，并且也使他的佛教思想具有论战性质，由此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种情况是和那些只知一味诵读或埋头注释佛教经典的名僧大师迥然异趣的。
（二）慧远对于佛教内部各个派别和学说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在佛教思想上反映出鲜明的调和色彩。慧远把小乘毗昙学和大乘空宗中观学说加以融通，把般若学、弥陀净土和禅法糅合在一起，并且把印度佛教的十二因缘说和业报轮回说跟中国原有的神不灭论和类似因果报应的迷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内容驳杂的佛学体系。这表明当时我国的佛教尚处于大量吸收和初步消化阶段，还来不及过细咀嚼佛教内部各派的分歧，深入辨别中印宗教思想的差异。这也说明当时佛教的发展进程还没有跨进创立不同宗派的历史阶段。慧远毫无门户之见，他是以大量综合印度佛学各派和中印宗教的一代佛学大师和佛教领袖身份，载入中国佛教史册的。
（三）慧远不仅调和佛教内部各种流派的思想，而且还把佛教和佛教以外的儒学、玄学调和起来。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是以佛学为主，玄、儒为辅，用佛学来融合玄、儒。他一方面推崇佛法为“独绝之教，不变之宗”，一方面又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内道和外道可以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慧远大量杂引道家、儒家的语言来论证佛理，又直接以佛教教义来论证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给门阀士族制度和封建道德戴上神圣的光环。这样，通过佛学与儒学、玄学的互相论证、互为补充，就使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从而既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和封建道德的教条，又减少了反佛的思想阻力，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这种佛、玄、儒三者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趋于一体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和以后一定时期内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基本发展趋势。
（四）慧远和其师父道安都是傍依玄学中的本无说的，但是慧远以此为基点，比道安更加详细地发挥了佛教的出世主义。他把玄学本无说直接与宗教实践结合起来，并扩大了它的含义和范围，用它去阐说人生的意义、痛苦、情欲、烦恼以及解脱的出路等问题，向更加粗俗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和玄学本无说不一样，也比道安学说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更强烈了。同时，由于慧远结合我国原有的有关宗教思想，即类似因果报应和神明不灭的思想，以及结合我国玄学的本无说去发挥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出世主义，这就使佛教教义得到我国唯心主义本体论和传统宗教思想的论证和补充，带有更为显著的中国化的特色，从而也就更容易影响人心。由此，慧远也就和那种专心阐述艰涩玄奥的般若学义理的佛教学者不同，不仅用般若学来吸引出身于士族地主的官僚和文人名士的兴趣，而且更加重视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因果报应、弥陀净土思想，佛教的影响和效果更大了。
（五）在慧远的佛教思想中，十分重视精神活动的作用。他突出强调“无明”、“贪爱”是招致祸罪恶果的根由，宣扬通过加强宗教修持达到“冥神绝境”，即进入成佛境界，是人生的真正的最后的归宿。在慧远看来，人们要永远脱离轮回流转的苦难，超脱因果报应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关键是去掉“无明”，转为“冥神”。佛教的教义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否定客观物质世界，虚构出玄妙神秘的成佛境界（相应地为了震慑威胁，还有地狱苦海）。其二是宣扬个人为什么必须信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和怎样成佛。而后一方面的问题，一般地说还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对于僧侣上层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吸引人们去信仰佛教。慧远宣扬人人都应去掉“无明”，客观上是要人们更加检点自己的思想言行，消除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思想。可见，慧远的佛教思想更加直接地强化了对个人思想的控制和支配，对个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追求的影响更大了。
慧远是敢于面对佛教现实、善于吸收各家思想而又带有特色的佛教学者，也是具有政治眼光、活动手段和组织才能的佛教领袖。慧远逝世后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尊崇，如唐代谥辩觉大师，南唐谥正觉大师，宋谥圆悟大师，后又谥等遍正觉圆悟大师。庐山的东林寺和慧远讲经台等成为佛教徒瞻仰或寻踪的圣地，为历代游览庐山胜景的游客所注目，并引发出一些文人的追忆。(www.daowen.com)
慧远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业绩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地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佛教的各种弊病日益暴露，引起社会上一些有识人士强烈攻难的情况下，慧远高居庐山，卓尔不群，以其“超脱”世俗的独特形象，并以特有的手法，调和了佛教和儒家名教的矛盾，博得了统治阶级上层的支持，这对于北方佛法流布于江南、当时的佛教得以维系和以后得以继续流行，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慧远是第一个把佛教广泛传布于江南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佛学家。
其次，慧远隐遁庐山以来，四方人士，尤其是持有佛教信仰的知名人士，闻风来归的络绎不绝。在道安去世，鸠摩罗什来长安以前，当时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大多不在京都，而是群集庐山。[1]慧远在庐山三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僧传有传、享有高名的重要名僧就近二十人。慧远造就一代名僧，不仅使他自然地成了自道安以来的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而且也为尔后佛教传法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最后，慧远招致西来名僧翻译经典，使僧伽提婆的毗昙学、佛陀跋陀罗的禅法得以流行。他还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三论”，使大乘空宗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这对于后来吉藏创立三论宗有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他还独立地阐发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首倡弥陀净土和念佛三昧，鼓吹禅、智并重，这些分别对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乃至以后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中说：
昔释安公（道安）振玄风于关右，法师（慧远）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2]之风，庐山之，俯传灵鹫[3]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4]
这虽然是站在佛教立场所说的赞颂溢美之词，而且语多虚妄神秘，但是在道安以后，慧远对推动佛法流行于江南，并对东晋以来我国佛教及其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则是确实的。
【注释】
[1]《莲宗宝鉴》第4卷《远祖师事实》载，慧远在庐山“师徒众往来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三千”可能夸张，但徒众当不在少数。
[2]舍卫：古代印度中部的一个国名，有祇园精舍，传说为释迦牟尼说法处之一。
[3]灵鹫：古代印度中部的一个山名，也叫“灵山”。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曾在此讲过经，被称为佛教圣地之一。
[4]《广弘明集》，第2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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